苏小蒙
"文青”，文学青年的简称也。
每一位作家的成长过程，都有一段"文青”的经历。那是怀揣作家梦想的年青人，正向文学这一神圣殿堂跋涉的岁月。不过，我们那时不称“文青“，而称"业余作者”。业余作者又以本人从事职业的不同，分为“工人作者“、“农民作者“、“解放军战士作者“。因为我在工厂当工人，当然称"工人作者“。
我是上世纪60年代参加工作的，我的"文青“时代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且不说工农业生产要按计划进行，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也绝对如此，粮票、油票、布票、线票、肉票、菜票、鸡蛋票、豆腐票、火柴票、卷烟票……每人一份，都是按计划分配的。新闻出版业也不例外。就拿我们郑州这座省会城市来说吧，仅有《河南日报》、《郑州晚报》和《奔流》文学期刊这"两报一刊“。
《河南日报》有文艺副刊，说是每周一刊，其实在运作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根本无法兑现，常常是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才能出一期。
《郑州晚报》好些，因为具有“晚报”的性质，每天都有一个版的文艺副刊。但那时这张报仅为四开四版，一个版的文字即使塞得满满当当，也就是五六千字。
《奔流》是惟一的文学期刊，专门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的专业杂志。不过，薄薄的只有四五十个页码，而且是双月刊，每两个月才出一期。
当然，除此之外，那时还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和《人民文学》、《诗刊》等报刊。殊不知，这些都是中央级的，要求的水平特高，一般稿子，尤其是初学写作者的作品，是很难被刊用的。据当时《中国青年报》内刊透露，他们每天从全国各地都能收到上千件稿件，可见能被这些报刊选用的，不是万里挑一，也是千里挑一……
我们郑州就这么区区三个可供发表作品的平台，对于专业作家和我们众多的业余作者来说，可谓"僧多粥少“。连专业作家都感叹他们在上面发表作品实属不易，更别说我们这些业余作者了，本来就是无名之辈、水平有限，写出来的东西更难见天日。
因此，在我们业余作者中，当时谁能在报刊上发表一两篇东西，那怕是短短千把字的小说、散文，抑或四行八行诗，就会在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让周围的群众刮目相看，就如当今谁出版了一部畅销书，简直一夜成名。
作为一个工人作者，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一直坚持写作。但遗憾的是，我写十篇、二十篇，能够被报刊采用一两篇就不错了，这对于初学写作的我，不能说不是一种打击和挫折。因为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让人看的，只有通过报刊的发表，才能体现它的社会价值。正知一位著名作家所说，作品的发表，同化着生活的充实和生命的快乐。
但是，发表难，难于上青天。怎么办呢？
就在我和许多业余作者陷入彷徨、苦闷、迷茫之际，党中央审时度势，又一次强调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要求业余作者立足本职搞写作，主要是围绕本单位的中心工作和中心任务去进行，通过文学创作活动去推动生产，更好地为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服务……
在那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年代，你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在作怪。如果你被扣上这顶"大帽子”，便会永无出头之日！不过，我们这代从小接受的就是党和毛主席的教育，听党的话，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所以，我很快转变了自已的思想，把热衷于向社会上的报刊投稿转移到工厂的黑板报上来，把黑板报作为我的用武之地。从此，工厂那长不过三米、高不过两米的黑板报，就成了我发表作品的园地。
那时，我不仅给我们工厂的黑板报写稿，还是办黑板报的积极分子。《河南日报》曾发表过我一篇文章：《我与黑板报》，讲得就是这些事一一
在工厂，大家都叫我“编辑“，是贬是褒，我也说不清，因为我在工余时间，是负责办黑板报的。
起初，我觉得这事好办，凭着我一手漂亮的粉笔字，还会画上几笔，保准能行。可是出乎意料，尽管我把字写得一笔一划，还配上各种插图和花边，并没有引起大家观看的兴趣。我们车间还有一位老师傅编了一首顺口溜：“看你黑板怪花骚，其实办得最糟糕。整天就会抄报纸，工厂新事不报道。哪个职工愿意瞧？“说得我脸上热辣辣的。
从此以后，我在办黑板报时，注意配合工厂的中心工作，开辟了"本厂新闻“、"车间一线”、"班组生活“、“职工呼声”，以及专门以发表职工业余创作为主的"文艺习作”等栏目，经常刊登工厂的新人新事，反映大家的希望、意见和要求。由于写的是工厂事，说的是工人话，很受大家欢迎，在全厂多次评比中，我办的那块黑板报都被评为第一。过去写顺口溜挖苦我的那位老师傅，又写了一首表扬我：“黑板报，办得好，大家看了劲头高。多纺纱、多织布，人人争把重担挑。你的功劳真不小！”夸得我心里热呼呼的……
著名小品大师赵本山有句经典台词：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借用到这里，我可以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别拿黑板报不当媒体！
众所周知，我们党历来是十分重视思想宣传工作的。黑板报作为最简单、最方便、最快捷、最经济的宣传工具，被称为"最普及的大众读物“。那时，遍布全国城城乡乡，工厂、乡村、军营、学校、商场、集市，以至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哪里沒有黑板报呢。
作为业余作者，能在黑板报上发表自已的作品，当时也是挺风光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地方，包括中央一级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和《人民文学》、《诗刊》等报刊都一直坚持开辟有“黑板报“专栏，专门选登工矿企业、农村和部队军营黑板报上的一些好文章，让业余作者"露一鼻子”，以此推动工农兵文学创作活动的深入开展。尤其是1965年底，中国作家协会与共青团中央联合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其实就是全国青年作家会议，要求参会人员不以在报刊上发表和出版过何种文学专著论英雄，即使发表在基层黑板报上的作品也算数。据说出席那次会议的，80%都来自工厂、农村、部队等各行各业办黑板报或为黑板报写稿的积极分子。在我认识的人中，我们厂的王桂芬、洛阳玻璃厂的王侠，还有我省潢川县的农民黄玲，都是以这一身份出席这次全国性文学盛会的。
现在讲起这些，也许让如今的"文青“们不可思议，那么平常、简陋的黑板报，怎么能与神圣的文学殿堂连在一起？但是，我的文青时代，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我真正开始正二八经地发表作品，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的新闻出版和文学事业呈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与繁荣，不仅报刊多、图书出版机构多，尤其是多媒体的出现更是锦上添花。只要你爱写、会写，写出好的作品，不愁没有发表的地方。虽然我早已告别文青时代，成为文学中年、文学老年，让我不能忘记的是，当年在工厂办黑板报和在黑板报上发表我的习作，无论从哪个层面看，都潜移默化地提高了我的写作技艺。
(选自苏小蒙即将出版的散文随笔集《我的似水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