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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长歌行》之后，又有一部电视剧把背景设在了唐朝，它就是《御赐小仵作》。虽然只是一部网剧，但这部剧的人物演技、剧情等方面还是颇有值得称道之处的。 与《长歌行》把故事背景设在唐初不同，《御赐小仵作》的时间背景选在了中晚唐的唐宣宗时期。 众所周知，中晚唐因为藩镇割据，局面混乱，皇帝大多受宦官掣肘，行事居然要看这帮死太监的脸色，没有唐太宗李世民的丰功伟绩，也没有唐玄宗李隆基的文艺风流，所以很少有人会把小说、影视的背景选在这个时期。 然而，有一位皇帝，他身处中晚唐时期，却备受关注，在中晚唐一众庸碌无为的皇帝中，显得十分“鹤立鸡群”。 这个人，就是唐宣宗李忱。 1.傻子光叔唐宣宗是唐宪宗李纯的第十三个儿子，原名李怡，受封光王。 原本，皇位是李怡这辈子都可望不可及的东西。 他的生母郑氏，原是镇海节度使李锜的侍妾。在李锜之乱平定后，她作为叛臣的家眷，没入宫廷，成为唐穆宗生母郭贵妃的侍婢。郑氏后来被唐宪宗临幸，这才生下了李怡。 生母身份卑贱，让李怡的人生蒙上了一层阴影。同样身为皇子，他与兄长唐穆宗的地位可谓是天壤之别。 唐穆宗死后，他的三个儿子敬宗、文宗、武宗依次继位，光王李怡也因此成为三朝皇叔。虽然是长辈，李怡论年龄却跟三个侄子都是同龄人，甚至敬宗、文宗都比他年长。 另外，由于李怡从小比较木讷，沉默寡言，“宫中皆以为不慧”，在外人看来似乎脑子不太灵光，因此三位侄子没少戏弄他，还送了他一个羞辱性的称号“光叔”。 尤其是武宗，性格豪放，不拘小节，更看不上这位傻子光叔，对他非常无礼。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武宗临终之际，这位早已经沦为旁支的傻子光叔居然成为了新君。据《资治通鉴》记载:
意思是，武宗病重时，说不出话来。于是宫中的宦官集团趁机以武宗的名义下诏，以诸皇子年幼为借口，册封光王为皇太叔，并将其改名李忱。其后，皇太叔李忱召见文武百官，哀容满面；处理政务，无不合理。大家这才发现这位“傻子光叔”并不傻，先前傻乎乎的样子不过是装给世人看的。 这段记载似乎是在告诉世人，宦官集团拥立李忱，是觉得他脑子不灵光，好控制。等到他们把这位傻子光叔推上位后，才发现自己被欺骗了。 如此看来，李忱上位纯属侥幸。 其实，这段记载恰恰是李忱登基后刻意制造出来的假象，以掩盖他上位的真正内幕。 2.平步青云的太监会昌六年（846年）四月，也就是李忱即位的次月，他迫不及待地将一名叫孟秀荣的宦官召回京师长安。据《孟秀荣墓志》记载:
而就在一年前，孟秀荣还“为王妃连累”，被武宗贬往东都洛阳。 李忱刚即位，不仅将一名在武宗时获罪的宦官召回，之后还屡屡提拔，不过一年就“赐绯鱼袋，着番高班”，着实令人不解。 若非这位名叫孟秀荣的宦官对其有大恩，必不会让唐宣宗李忱如此大力奖擢。 然而，李忱虽由宦官集团所立，但当时孟秀荣远在洛阳，显然谈不上对新皇有直接的拥立之功。 这说明，早在孟秀荣被贬之前，他和李忱就已经熟识了。 有意思的是，孟秀荣还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担任过“凤翔府仇将军小判官”。 然而，宪宗时期凤翔镇并无姓仇的节度使。 中唐以后，鉴于宦官担任的神策左军中尉与右军中尉以及各地监军使也常被称为“将军”，所以，孟秀荣墓志中提到的这位“仇将军”，很可能是一位宦官。 而据《新唐书·宦者上》记载，一代权宦仇士良，在宪宗元和年间，恰恰有过“出监凤翔、平卢等军”的经历。 换言之，墓志中的仇将军极有可能是文宗和武宗时期权倾天下、嚣张跋扈的大太监仇士良。 孟秀荣不仅担任过仇士良的下属，更是屡屡受其提拔，显然是仇公公的心腹。 李忱甫一登基，地位尚未稳固，就如此逾矩奖拔仇士良的心腹，明显不是巧合。 尽管仇士良本人已死于会昌三年，但从他退休时尚有大批党羽送行的情况来看，其人虽早死，但仇氏余孽的势力依然不小。 由此推之，至少在武宗末期，唐宣宗李忱已经与仇士良的势力搭上了关系。 而孟秀荣在会昌五年被贬东都，很可能是他窥伺内廷动静，与李忱联络的事露出了马脚。 3.死因不明的宠妃那么，孟秀荣“为王妃连累”，被贬洛阳，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王妃，即唐武宗李炎的宠妃王才人。 《旧唐书》中关于王才人的事迹缺失，毫无记载。 而据欧阳修的《新唐书》记载，“武宗贤妃王氏”，能歌善舞，早在武宗还是颍王时，就被当时的皇帝唐穆宗赏赐给了儿子做侍妾。武宗即位后，王氏“进号才人”，备受宠爱，一度差点登上皇后宝座。 武宗病重之际，曾问这位宠妃在自己驾崩后怎么办。而王才人当时回答，一旦皇帝驾崩，她必将为之殉葬。 武宗崩殂后，王才人自尽而亡，似乎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誓言。 很可惜，欧阳修记载的这个故事终究只是个故事，并非事实。 武宗时期的名相李德裕，在自己的《文武两朝献替记》中则留下了另一种记载: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王才人之死远没有“贞妇贵殉夫，舍生亦如此”般的凄美，反而充满了血腥与残忍——她是因触怒了自己的丈夫唐武宗而惨遭赐死的。 李德裕与王贤妃生活在同一时期，又是唐武宗最信任的宰相，他的记载显然比欧阳修和司马光不知道从哪里看到的小说野史要靠谱得多。 而且，据李德裕的记载，武宗赐死王贤妃的时间在会昌五年十月，也就是孟秀荣“为王妃连累”，被贬东都的次月。这两件事在时间上如此接近，恐怕并非巧合。 而随后即位的唐宣宗李忱，追赠这位看似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王才人为贤妃，还以厚礼下葬。 李忱与武宗早有嫌隙，关系非常恶劣，即位后不仅尽反会昌之政，更是公然抹黑丑化武宗的形象。若是王才人与他毫无关系，又怎会获得追封与厚葬？ 如果结合文宗杨贤妃的事迹来看，这件事则会显得更清晰明朗。 唐文宗李昂病重时，其宠妃杨贤妃曾与当时的宰相牛党大佬杨嗣复及知枢密的宦官刘弘逸勾结，试图拥立文宗的另一个弟弟安王李溶即位，保证自己荣华不坠。 如此看来，王才人被赐死与孟秀荣被贬极有可能是由同一件事引起的——他们与李忱勾结，为其在宫中活动，试图在武宗死后拥立李忱为帝。 武宗察觉了他们的异动，所以将孟秀荣贬出京师，对宠妃王才人想必也少不了警告。所以，当王才人“以骄妒忤旨”时，他才会毫不留情地赐死她。 而王才人与李忱勾结，不仅是为了在武宗死后背靠他这棵大树好乘凉，也是为了报复宰相李德裕。
武宗曾想立王才人为皇后，却被李德裕劝止，必然导致李德裕与这位宠妃结怨。如此，王才人勾结宦官拥立李忱，也就理所当然了。 由此可见，李忱将王才人追封为贤妃，不仅是为了酬赏功臣，更是为了掩盖王才人的真正死因，进而掩盖自己在会昌末年勾结宦官集团篡位的阴谋行径。 4.功臣仇士良武宗能够继承大统，当时的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功莫大焉。然而，武宗对仇士良“内实嫌之，阳示尊宠”，一直找机会削弱他的势力。 会昌三年六月，在武宗和李德裕君相二人的威压下，仇士良被迫以闲官归家养老，不久后又死得不明不白。次年，武宗更是下诏削去了仇士良的官爵，抄没了他的家产，也算是替“甘露之变”中那些惨死于仇士良之手的官员们报仇雪恨了。 除了仇士良的余党们，想必当时很多人都会为武宗这一行为拍手叫好。 然而，诡异的是，大中五年（851），李忱居然为仇士良这种臭名昭著的死太监平反了，还命人写了神道碑，给他歌功颂德！ 此前，李忱已经给“甘露之变”中除了李训、郑注外的全部殉难官员平反昭雪了。 一边为“甘露之变”的殉难者平反，一边又替罪魁祸首昭雪，李忱这波操作可以说是非常分裂了。 除了给仇士良撰写神道碑外，李忱对仇氏余孽也非常照顾。仇士良的五名养子，在大中一朝全都官运亨通。 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仇士良不仅作威作福多年，手上更是沾满了宗室与朝臣的鲜血，以李忱这种吝惜名声与官爵的皇帝，若非仇公公的余党们为他夺位立下了大功，李忱又岂会“饮水思源”，冒着被人诟病的风险，去给这样一位罪行滔天的权宦平反？ 5.结语自始至终，李忱能够上位，原因从来都不是宦官集团贪其庸暗，觉得他好控制。 在会昌六年的这次帝位更替中，李忱不仅没有两《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得那么清白无辜，反倒是积极结交被武宗和李德裕打压的各种势力。 除了宦官集团和嫔妃外，还有朝臣中的不少败类。如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本人与牛党关系密切，李德裕不计前嫌提拔他，他却与宦官集团勾结，把卑劣无耻的李忱扶上了帝位，换来了宰相之位。 大中初期，白敏中更是与李忱狼狈为奸，制造冤狱，刻意陷害对自己有恩的李德裕，导致后者一贬再贬，最终凄凉死于遥远的崖州。 李商隐有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代贤相李德裕远贬，大中朝的皇帝李忱刻薄猜忌，心胸狭隘，宰相大多是无德无能之辈，大唐大概真的是日薄西山，只剩一抹残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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