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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时候” ——百年回眸 石在自在||海南 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的现代士人站了出来。 读完汪兆骞先生的《民国清流》六卷，在似有所悟之际，只觉得以国家独立为主旋律的号角一直在耳边回响，遥远而悠长。 只有真正的国家独立，才有自主选择道路的抉择权。 让国家成为一个站起来的完全独立的国家谈何容易。 此情此感，这或许就是那种史学家所说的“现在与过去的一次问答交谈”—— 抚阅之间，但见一幅士人仗剑而起图浮现眼前。彼时恰在清末民初，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中国的士人阶层终于拍案而起。 现代士人虽然已经阙失了古代士人皆备的武功，但是那气魄却是空前的决绝。 “那些远去的大师们”的集体爆发足够震慑，就在一忽之间，修齐治平的书生意气竟然历史性地挥斥方遒。中华民族的这一次抗争足够悲壮，竟然演绎了一场真正的现代涅槃。宗教学中的涅槃原本属于飘渺虚无，而这一次现代的中华民族涅槃却是直陈于世，触手可及，那真是痛苦地重生，那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宣示的呐喊，已经成为民国清流主导的涅槃重生的炼狱之火——“零丁洋里叹零丁”之后，历经数百年踯躅，却再也时不我待，再也退无可退。筚路蓝缕之中，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宛若天启，惊天动地，已经是上苍格外关照这个依靠劳作丰衣足食的农耕民族的宝贵箴言。 涅槃后的民国清流们果然具有了历史担当的资质，终于导演了一次东方的文化复兴。 《民国清流》在字里行间拨乱反正的勇气令人吃惊，在引经据典，拾遗补阙，甚至有些亲历亲闻的梳理之下，作者着力呈现的这一部清流编年史更是清晰夺目，启示叠印： 1905年至1917年，那是“大师们的涅槃时代”，却也正是毁灭倒逼着涅槃。在十余年的悲壮图强之路上，戊戌变法与君主立宪失败，反清起义与建立共和失败，来自帝国主义的欺凌与肢解越演越烈，军阀混战，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那些曾经的多面尝试与失败距离今天并不久远，曾几何时，却已经被有意无意的漠视遮蔽得似有似无。 1917年至1927年是“那些远去的大师们”的历史功绩最为辉煌的十年：他们屡败屡战，急切地创造新文化，广泛地介绍西方的新学说，用各种可能祭出的形式参政议政，倾力推进各种政治模式的尝试。他们以《新青年》为嚆矢，群英荟萃，智者迭出，用十年的时间大致完成了当时世界上哲学、文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等学说在本原意义上的检索、比较、尝试和选择，从现在的视角回望，过程虽然曲折，进程却已经是惊人的快速。“狂人日记”以首篇白话文小说入编《新青年》，彰显了文学在终极追寻中的功绩与荣耀。在一番甄别之后，“中国新文化丛”的源头从此开启，其后中国共产党成立，武装夺取政权的抉择从此上路——国家独立的正途如天光乍现，曲折虽然当道，光明却已经足够耀眼。君不见，近代以来，有多少国家在发展路途选择的过程中左顾右盼，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没有完成现代文化的更新与道路选择，更别说实践与成功了。 1927年至1930年民国大师们则分道扬镳：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文化丛”建设初具雏形——井冈山红旗猎猎、星火燎原；国民党所秉持的没有希望的文化通过独裁统治方式执掌权柄，形单影只到几乎没有什么名流附逆，昏庸膨胀到流氓式地胡杀乱砍；胡适等大师激烈抨击民国政府的黑暗统治，莫谓书生空议论，剑锋所指也森然；现代商业文化乘虚而入，倒是与今天的娱乐至死遥相呼应。从《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来看，营垒已然分明，却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国清流中的那几位旗手，在这个期间时常以联名上书的方式发声参政，相继营救陈独秀、陈赓、杨开慧等共产党人，彰显既爱惜羽毛又仗义执言的君子之风。 1931年至1936年，那是“大师们的中兴时代”。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面对民国政府空前疯狂的查禁、屠杀、抓捕，大师们勇敢地站了出来激浊扬清，以在困境中尤其焕发的人格操守和文化灵魂独立寒秋。胡适在北大的讲演中肯定陈独秀将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相结合的实践，在私下里仰天长啸：“文学革命无望，思想革命无望，政治改良无望，难道只能走孙文造反之路吗？”抚今追昔，胡适当年的这一番慨叹其实已经触及到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肯綮，新文化运动已经自然切入到了社会改造的阶段。只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改造正处于星火燎原的正途肇始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五次围剿之下，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中国新文化丛”建设走入低谷。 1937年至1945年，那是“大师们的抗战时代”。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环境中，民国清流们与历史上的那些士人一样，在反侵略战争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气节与魄力，那潇洒竟直逼汉唐。“西南联大”在日寇狂轰滥炸中的学问精进依然嬉笑怒骂，从容不迫，在安贫乐道之中，清流诸君的英武群像已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记忆丰碑。延安的宝塔山成为被各方广泛认可的圣地，那片贫瘠的土地一时间众望所归，以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主要载体的“中国新文化丛”规模发展，他们在抗日战争硝烟中的英勇表现受到了举世瞩目。 1945年至1949年，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横扫千军如卷席”为主要形态推进，“中国新文化丛”获得了决定性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国清流大部分理所当然地站在新中国一边，留学欧美的那些民国清流延续新文化运动的爱国传统，义无反顾地抛弃国外的优渥待遇回国工作，为新中国的独立与发展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回头看去，一部《民国清流》告诉我们，国家独立的关键是道路选择，道路选择的关键是文化选择，文化选择的关键则是收、黜、遴、纳等四门功课。惊诧回首之余，彼时彼地，时过境迁，当初那选择的艰难困顿今天甚至已经无法想象。 历史不会忘记，有源方有流。 中国新文化丛的源头开启是何等艰难。正是在中华民族的危机时刻，《民国清流》中的现代士人们以集萃鸿学巨儒的学养为根基，在困顿急切中与浏览俯瞰西学的梳理一体进行，终于集纳起“中国新文化丛”的精粹，清流汇聚竟成源头。新文化运动中的那几位旗手，有两个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而《湘江评论》的主笔则成为“中国新文化丛”的领袖。百年以来，更新审视，从这些演变中可以看出，中国革命选择马克思主义其实是骨子里最为自然而然的选择，古今虽远，大道相通：“社会主义”与“天下为公”；“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与“美美与共”；“社会主义道路”与“兼爱非攻尚贤尚同”……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遥远对应比比皆是。 从《民国清流》中可以看到，“中国新文化丛”的起点正是新文化运动，先是从文字表达的方式改革起步，继而是各种思想的介绍与尝试，再接着是道路的选择与实践。在世界越来越快的变迁中，却也可见天道颔首中华，虽然是几经曲折，却能够不断新生与发展。在现代两个主流主义又对立又融合的对弈中，“中国新文化丛”独辟蹊径，已经走上了一条能够持续发展的光明出路，如此难得，我们自己好像却并不以为然，说是应该文化自信，当下又有多少目光聚焦于斯？ 相对于文化学中的文化丛概念，“中国新文化丛”是一个专属所指，历程曲折而辉煌，内容集中而博大，案例丰富而惊人。 不忘初心，方有如今的崛起，中国新文化丛的发展尚在路上。 当我们为中国的今天喝彩时，我们不能忘记民国清流们开启的源头，不能忘记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新文化丛”的成长嬗变与递进。 历史的困境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世界发展到所谓“文明终结”的阶段时，全世界在迷惘与困顿中对于文化价值的探求同时游移聚焦，一系列的梳理、比较、遴选、定向、实践、权衡等课题在新的世纪此起彼伏。 《那些远去的大师们》中提到，在1923年胡适先生与王国维先生曾经有过一段深刻的对话：王国维先生认为“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的限度，会不会导致破坏毁灭？”胡适先生答曰“西洋人今日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如今百年已过，当年两位大师的疑虑犹存无解，而且眼看着那些人的欲望愈演愈烈。 《民国清流》在当今这样的寻求语境中问世，把一百多年前中国独自面对踯躅困境中的答卷以集体立传的形式公诸于世，具有非同一般的“蓦然回首”的象征意义。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各尽所能，各安贫富，形式民主，不问正误，在今天互联网科技呈现的寻常显微空间，在所有不公平一览无余的事实面前，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理所当然的不会承认这种不公平。世界显然需要一条新的道路前行，就在“灯火阑珊处”，却原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各种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出路，中国新文化丛才是光明的灯塔：人类总得在规范释放欲望获得进取的同时更加文明，谁也不要指望能靠着各种形态的剥削和掠夺过日子，谁也不要指望多数人承认少数人的霸权，“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句话说来平常，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寻常箴言。 且不论《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他们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那一代人的文化使命。国家独立正是民国清流们当年为之奋斗的一个共同目标，是正义昭示的载体，是一个道路选择的前提，是一个久远的进行时概念，当然不会一劳永逸。昨天，毛主席在建国之初还在为国家的独立北上他国，一去数月，据理力争。今天，美、英、法三国联军空袭叙利亚又为国家独立这一概念增添了最新的另类注释。那还真是“当惊世界殊”，我们是应该庆幸，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中国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中国。 清流回眸应笑慰，后来当有承继人。掩卷之余不禁慨叹，《民国清流》秉笔直书的史家文学之笔，那还真是别有一番显著的文化张力。 插图/网络 作者简介 张江明，笔名石在自在，老三届老海南老兵老说老话。 用诗和远方，陪你一路成长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冬歌文苑工作室 名誉顾问：戢觉佑 李品刚 文学顾问：周庆荣 王树宾 白锦刚 法律顾问：王 鹏 总编：琅 琅 副总：蔡泗明 倪宝元 编审：孟芹玲 孔秋莉 焦红玲 主编：石 瑛 赵春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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