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年前的那场“风花雪月”① 易旭东  “最后的知青”“78年高考”…… 一幅幅并不遥远又鲜活的映像。 云开雨霁。1978年到2021年的43年。 五风溪“赶场”、山泉铺“裸考”…… 岁月的行囊里，装满了“成都城”的千年变迁、“龙泉山”的百年变化。   一条知青回成都的必经之路  与1974年、1976年上山下乡的知哥知妹一起，我们被称为“后三届”，也称为“最后的知青”。既无“老三届”的成熟，也无“新三届”的激情。 龙泉山深处。成都简阳、金堂、龙泉三地交界处，距三岔湖35公里，龙泉湖25公里，离成都不到60公里。在五凤、洛带、养马、石盘、贾家、龙泉驿构成的“马蹄形”中心。  曾叫大兴公社共和八队，现在叫茶店镇大兴场。 曾经还有个诗意的名字：天鹅乡。 山中小镇，“屙一泡尿走通街”。 四无人家。离大兴场4公里的一个山坳，我们4个知青的住处。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称“花果山”，40多年前却贫穷。全劳力一天10分工，只有0.24元。能吃饱的家庭寥若晨星，下乡4年，没见过一家吃过“光沟子干饭”（净米饭）。 “红苕国”。一年四季，主食多是红苕、玉米粥、南瓜。 一月两月，吃不上一顿肉，“九难”山区的“大难村”。 生活，清苦、寂寞。 出工干农活，每天的必修课。 每天早晨，还在梦乡时，生产队会计便准时拎着一块铁轨，敲打。“闹铃”不奏效时，生产队长便带着几个少妇来踹门，甚至，被几个少妇“揪”到地里，动手动脚的“娱乐”“调戏”。 山上，工分是“硬杠子”，既关乎口粮分配，又关乎男人尊严。 不然，你就“不是个东西”，“窟到屙尿的婆娘家”。 “大寨式工分”。一个全劳力，喻称“一根扁担”。 全劳力9分以上。我的工分9.8分，在知哥中最高，每天0.22元/工。 形象比喻。买一包“红芙蓉”烟，还要补5分钱。 “穷则思变”。没有钱买烟、吃回锅肉，就偷砍大柏树卖。 大兴场的知哥间，流行“五凤溪热闹最好耍，龙泉驿的街道最长，石经寺烧香最管用，洛带镇的茶铺最大，贾家场的自贡粉子（美女）最多。”大兴场距五风溪，走山路约20公里。  “赶场五凤”，至少提前一个月“准备”。 下乡不到一年，就已知晓，五凤“门方料好卖，价钱比洛带、养马、贾家都高”。平时出工，就已经在山上“定位”好“目标”，月白风清的深夜，腰上别着砍刀，上山“耍丰收刀”。 把砍倒的柏树，分批拖回家，锯成两米长，剥了树皮，抹上草木灰，放20天以上“阴干”。等不像“才砍的”，将关系好的“农民哥们”叫到家，每节以比市场相因2元的价格卖予。 扛到五凤溪去卖，每节至少赚2元钱以上。 农民不敢“砍社会主义的柏树”，只敢“摇资本主义的尾巴”。 “双赢”。成都知哥出“勇气”，农民哥们出“力气”。 一条小溪，起于我住房旁。 在10公里外，汇入“前锋水库”。 跳蹬河支流之一。自西向东，曲径通幽，到2公里外的山麓，成为一条小河，河沿山势，蜿蜒东上山脊，到老成渝路31公里处。天长日久，约定俗成，来回成都长途汽车的“招呼站”。 一条知青回成都的必经之路。 在这条长窄通往茶店、山泉、成都的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我们不止一次挥舞着菜刀、扁担，打群架。那些年，知哥、特别是“老知哥”在山村，就是“村匪路霸”，“无恶不作”。 1978年4月，就沿着这条路到石盘水库“代工”。 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打通龙泉山，引水灌良田”。《简阳县志》记载，整个都江堰东风渠扩灌工程为期10年，经历了龙泉山枢纽工程、渠系配套、修建三岔水库、石盘水库。 石盘水库于1977年动工、1980年建成。 面形如蝌蚪，状如游龙，头身烟波浩淼，现称龙泉湖。 库区受益的生产队，都要“出工”。我与队上的“19根扁担”，组成20人的“石匠”突击队，去水库“砌堡坎”。在工棚里，睡了三晚地铺，抬砌了不少于300根条石。 此前的1977年4月，在三岔湖水库，也抬砌了不少于300根条石。
湖底是三岔镇（乾封）的旧址。清雍正元年（1723年），三岔镇正式建镇设治，取代乾封镇而取名“永鑫场”。永鑫场北上成都、东下简阳，西通仁寿，被人俗称为“三岔坝”。 20多万人参战，2千余人致伤致残，119人牺牲。 水库上有大标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当年，修建水库的人死后，都是埋在水底，与三岔湖共存。 1978年，邓小平第三次出山，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云南“边哥”的“橄榄坝事件”，升级为集体卧轨…… 大批返城在1979年。与海量的“老三届”不同，在3月我们已经知道，即将返城，不是今年底，就是明年初。离开山村，回到成都工作，城市户口，去挣工资、再吃“商品粮”。 一个知哥说：“老子屙尿，一辈子都不朝这个方向。” 3月，从成都传来消息，一篇报告文学写得“巴适”。 第二天，爬坡上坎，一个多小时到了公社，从报纸堆里找到《人民日报》转载《人民文学》——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口气读完，热血沸腾，“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人类抽象思维的牡丹……”哪是采访的新闻语言，诗人的妙笔生花。
我用一包“红芙蓉”烟“交换”了报纸，带回家反复“看”…… 可能就在不断“看”的时段，悄悄地埋下当记者的“种子”。 5月上旬，“扩招”消息传来。 1975年下乡的知青，可以参加高考。 1966年到1976年，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学业荒废，很多人甚至都不明白读书有什么用。由工、农、兵推荐上大学。1977年，邓小平一声令下，恢复高考。  1977年，考生570万人，录取比例不到5%。 进退两难。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我，家里的长子，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维持全家生活。 必须尽快挣钱，替父母分忧解难。 好高骛远。自以为，在学校是“学霸”，成绩全年级第一，没有告诉父母，自己决定，报了理科。只有一本考试大纲、几册油印的“复习资料”，没有老师指导。确实不知天高地厚。 白天，地里劳作。 晚上，借着煤油灯背书。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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