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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耀仁|近墨堂藏品的定位和意義

 法燃 2021-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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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吳墨妙》在浙大博物館展出,成為熱議話題,筆者因累於雜事沒有應約前往觀摩,有點遺憾,所幸數年前曾受林霄兄邀請,在其香港齋室細品過其中的多件作品,至今印象深刻。



香港賞畫期間與林兄有過深聊,大致知曉其判斷思路。他認為,與作者同時代的朋友圈,即文人或藏家的題跋,是判斷作品真偽的重要證據。事實上,鑒藏者的精力有限,不太可能掌握諸多名家各自的所有風格。基於現實情況,這是個不錯的方法。



如何選擇藏品,很多人言必宋元,但現實市場流通的作品鳳毛麟角,而清代書法規模大,多數品級也差池人意,林霄兄選擇了承上啓下的明代版塊,顯然是聰明之舉。



判斷真跡和選擇版塊,固然重要,但顯然不能構成近墨堂今天的規模和層次,其成功的關鍵,在於構成收藏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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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  沈周像

水墨設色,絹本、紙本,冊頁,2開,每開39×64cm

題跋1562年,1620年

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藏




這幾年,我接觸了不少藝術品圈群,多數人在乎別人眼光,鍾意於典型風格的作品,對於非典型者避之唯恐不及。從投資的角度,或可規避風險,但從研究的角度,單一風格顯然不能構成個人和流派的前後脈絡關係。而且,因投資為牟利,藏品需在短時間進出流動,難以形成持久的版塊,更甭說自成體系。

 

好品牌的餐館,起碼得講究菜系,主打川菜還是粵菜,要讓人心知肚明,連菜系都沒譜,想必不可能是好餐館。創辦企業更是如此,如果沒有理念和定位,哪怕你盈利豐厚,也不過是土豪,卻不能稱為企業家。如此參照,從事古董、書畫行業的,藏品如果不能形成體系的,恐怕不能稱為收藏家。作為收藏家,若藏品具備學術價值,足可充實甚至修正藝術史,即可居於頂級層面,以此檢驗近墨堂藏品,當之無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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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文徵明像

水墨設色,紙本,冊頁,4開,每開39×64cm

與明人繪《沈周像》合冊

題跋1634年

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藏





近墨堂藏品的學術定位和史料價值,已有多位學者通過宏觀的視覺作過介紹,筆者在此僅以沈周和文徵明的數件作品為例,略談淺見。

 

沈周的《九段錦》,面臨兩個問題,一是雙胞本,另一本今藏京都國立美術館,歷經方濬頤、端方等遞藏、題跋和著錄,被很多學者引用,早已聞名。二是八開風格不同,如何確定八開是同一人所畫(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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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九段錦》的雙胞之一
(《九段錦》第四開,仿趙千里,上近墨堂本,下京都本)





畫家早期的繪畫風格,多屬探索傳承階段,與定型風格不同,且傳世稀有,關鍵在能否找到風貌與之相似的作品,還有同樣或相似的標籤,即署款或印鑒。《九段錦》屬於早期作品,在缺少標準件參照的情況下,不妨先從繪畫之外元素入手。



首先,《近墨堂》本有兩方繁簡不同的「啓南」印,其中有七頁鈐上繁的那方,一頁鈐上簡的這方,這兩方印都分別鈐在很多名作上。沈周名下的印鑒,真偽應用涇渭分明,即真印不會鈐印在偽作上,反之也然,筆者多次闡述過這個觀點。另外一頁雖然沒有沈周本人印,卻有杜瓊的真題和真印(京都本為仿作)。杜瓊的書寫時間為1471年,推測此冊創作的時間在同年或稍早。


其次,此冊僅有 「沈周」 二字署款,其整體形態尤其是竪彎鈎的竪短彎長的特徵,與《馬嵬八景冊》(私藏)、《重江疊嶂圖》(台北故宮)無異,可惜這兩件作品也缺少年款,這類署款非常特殊,假如以杜瓊題跋時間的1471年為基點,往前41歲的《廬山高》(台北故宮)、42歲的《報德英華圖》(故宮),往後47歲的《仿倪山水軸》(上博)、50歲的《題林僕手札》(台北故宮),竪彎鈎的彎都比較短(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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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左起,41歲的《廬山高》(台北故宮)、42歲的《報德英華圖》(故宮)、《九段錦》(近墨堂)、《重江疊嶂圖》(台北故宮)、《馬嵬八景冊》(私藏)、47歲的《仿倪山水軸》(上博)、50歲的《題林僕手札》(台北故宮)


 


最後,再來看看繪畫,近墨堂本的繪畫水平明顯高出很多,哪怕不瞭解沈周風貌的人,從這個林木坡岸的對比圖也可看出一斑(圖3)。而且,不同元素的表現也能在《東莊圖》、《報德英華圖》等作品找到相關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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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從兩者的林木坡岸,即可看出水平高低

(《九段錦》第六開,仿王孟端。上近墨堂本,下京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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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段錦》第一開,左近墨堂本,右京都本
松幹、松針、點苔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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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段錦》第四開,仿趙千里人物細節





這些交叉的證據,即便沒有任何文字著錄和有序的流傳經歷,近墨堂本也是一目瞭然的真跡。此本出現的意義,既是矯正視聽,又提供了沈周早期畫作的真實樣本。

 

筆者在數年前曾對沈周的「啓南」印作過研究,當時統計其時間大約在50歲至67歲之間,或因經常使用以及石質鬆軟的緣故,印文線條從初始的工細光潔,逐漸破邊磨損,變為粗曠渾厚(見《中華書畫家》2014年第3期,《功甫帖的鑒藏印真偽辨析》)。隨著新作品的出現,筆者在沈周80歲,甚至臨終那年84歲的作品,也都發現了這方印。而近墨堂所藏的《九段錦》,又往前提早了七年以上(圖4)。可以確定,此印使用時間跨度最長,而且,是目前所知最早以字面世的自用章,對於研究沈周的用印規律無疑是重要的物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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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沈周的「啓南」印,印文線條從工細光潔,逐漸破邊磨損。




沈周的作品,大致年序基本可以連貫,但個別年歲空缺或有待充實,其中沈周60歲時的成化丙午年,一直缺乏參照樣本。筆者曾根據模糊的印刷品發現上海博物館的《杏花書屋圖》具備真跡特徵,或是此作曾被徐邦達先生定為「舊臨本」,在大型的沈周畫冊一直沒有出現高清圖。令人高興的是,此次展出的《為朱存理作山水》,正好題為「成化丙午年」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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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沈周《為朱存理作山水》,題款時間為成化丙午年三月





可能有人疑惑,此卷書、畫分隔,畫卷沒有署款,有沒有後配的可能呢,之前也有人問過類似的問題。其實,書、畫隔離,是沈周的書畫合卷的創作方式,其畫心要麼窮款「沈周」,要麼無款,但必有鈐印,而且,書、畫用印也時常不同,《為朱存理作山水》正是如此(圖6)。此卷畫心五方,後跋兩方,前後用印不交叉。筆者推測,可能是先作好畫,待日後求索人的要求和與之交情的深淺進行題寫,創作時間不同而導致用印不同,而非有意為之。沈周的書畫分卷和印鑒不同的理念,一直影響著吳門的後輩,尤其是文徵明一直沿用,直至董其昌出現,改為書畫連卷。至於一分為二的後配問題,古代書畫卷確實存在,如何判斷要考慮很多因素,風格無疑是最重要的依據,而此卷畫風正好符合沈周60歲前後的典型風貌,而且,全卷七方印,其中有五方(畫作四方、書法一方)曾反復出現在其他作品上,筆者前面才說過,沈周的真印不會用在偽作上。必須提到的是,「沈啓南」和「沈周」,之前未曾見過,無非又平添了珍貴的資料(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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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沈周《為朱存理作山水》
顯示書畫分離、畫作無款有印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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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沈周《為朱存理作山水》的這兩方印,之前未見,頗為珍貴





《為朱存理作山水》鈐印這麼多的印跡,在沈周作品中是極為罕見的,想必沈周也自我看重。從目前筆者歸檔的沈周84件山水畫卷中,的確是難得的佳作。

 

吳門繪畫圈,基本承續宋元古風,核心圈的明四家,都曾師承米家山水,傳世作品以文徵明居多,筆者在市場上曾見過四件,並幸得乙未年(1535)66歲所畫的《煙江疊嶂圖卷》。其他幾件的創作時間多在此卷之後。



《煙江疊嶂圖卷》款識可知,文徵明曾見過米芾的《海嶽庵圖》(陳復甫藏)、《海岱樓》(仁和洪氏藏)等真跡,在觀賞到《煙江疊嶂圖》(叔貞家所藏)之後,情不自禁地臨摹了此卷(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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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文徵明《煙江疊嶂圖》的款識,公示了所見的米芾真跡




在沒有印刷品的年代,米家的特殊技法,與吳門畫風格格不入,顯然需要依靠原作來完成,這也可保證這類作品不會有代筆的可能。此次近墨堂也展出一件米家法《雲山圖及自書詩》,款署戊辰年(1508)(圖9),此時文徵明3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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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文徵明1508年完成的《雲山圖及自書詩》(局部)





有意思的是,《雲山圖及自書詩》的受贈人黃雲在題跋中言(圖10):

 

規模中岳外史畫法作雲山,天機流動,得《海嶽庵圖》遺意。

 

可見,文徵明在《煙江疊嶂圖卷》款識中提到的米芾《海嶽庵圖》,至少他在39歲就已經見到,並完成了《雲山圖》,同年,文徵明還輔助沈周,在為趙孟頫書法補畫的《煙江疊嶂圖》(遼博藏),融入了米家法。這些作品相互映證,呈現文徵明師承米家山水的來歷和規模,而且,將文徵明創作米家山水的時間,提早了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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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文徵明《雲山圖及自書詩》的受贈人黃雲的題跋




文徵明不但在自己的作品中時常提到所見的古人作品,也常在古書畫中題跋自己的感想,此次展覽的方從義山水卷,便有文徵明的兩段題跋。通過1517年的行書詩文,推測右側楷書寫於1487年,按此時文徵明才18歲。很明顯的,這個楷書,無論技法和形態,都大大超出我們認知的文氏書風範疇,如果單獨出現,缺少旁證,的確難以斷真。但因為有了三十年後的行書作證,即可確認無疑。這個楷書題跋,是目前所知文徵明最早的書法作品,給我們提供兩個重要信息:文徵明在青春年少已深得唐法,更牛的是,那麼小的年紀,已經在把玩宋元真跡(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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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文徵明題寫方從義山水卷的楷書時才18歲





限於篇幅,其他藏品不再展開討論。總之,《三吳墨妙》展示的作品,無不呈現出其收藏理念、學術價值和藝術史的眼光,對於正在收藏或準備入場的同道,都有很好的啓發意義。



順便說一下,私藏作品進入大學博物館展出,是極為敏感的事情,尤其是之前發生過幾次很不專業的操作而被人詬病,因此,人們對此談虎色變。浙大博物館首次展覽便選擇私藏作品,其壓力和膽略不言而喻。《三吳墨妙》能引起如此轟動,光靠膽略顯然不夠,更重要的是要靠專業,除了近墨堂藏品具備基礎條件外,作為領導的白謙慎先生、作為策展人的薛龍春先生,都功不可沒。在國外,常有導師帶領研博生觀摩私藏品,並作深入的課題研究,不少一流的美術館甚至因為某個主題借用私藏品一起展出。白先生作為歸國的學者,顯然瞭解這些操作模式,並將這個理念帶回國內作嘗試。薛龍春先生與很多書齋式的學者不同,他勇於實踐探索,時常出現在各類大型拍賣會上尋找新的證據,因此,藏品的結構、主辦方的專業和膽略,都構成了《三吳墨妙》成功的要素。可以說,這個案例,也將為今後的公私合作,提供很好的借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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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康耀仁  編輯 | Dai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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