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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传制度自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西周时期逐渐完备，由官方统一设制，配以车马，在专门的路线上设庐供饮食、置室馆以寄宿；东周时期在邮驿制度上出现了单骑快递和接力快递传送信息的方式；汉代将骑马为主的长途信递方式一律命名为驿，以步行为主的短途“递送文书”方式统称为邮，开启了驿站邮亭分设的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把驿邮又合二为一，此一时期私邮开始出现；隋唐时期邮驿空前繁盛，驿代替了所有的传、亭、邮，在规模上和人力物力配置上空前庞大；宋元时期驿递再次分离，驿传则类似于政府招待所，递辅则传递公文和书信；明清时期的邮驿则基本沿续宋元旧制，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设立了“邮传部”，主管负责全国铁路、邮政、电政、驿传、商轮、民船等水陆交通运输事宜，沿用了3000余年的邮驿制度从此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扶余市境内自北向南、自东向西各有一条古驿路，一是辽金古驿路，一是清代古驿路。这二条驿路在辽金和明清时期成为重要的交通线路，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内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没有公路、铁路，没有高速、高铁的现代化交通基础条件下，驿路承担了中华民族东南西北区域间的前沿信息、经济交流、民族交往、朝贡外交的重要使命。 扶余市境内自北向南的古驿路为辽金时期从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去往燕京（金中都今北京）方向路线，根据洪皓《松漠纪闻》所载：“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即西楼也，三十里至会宁头铺，四十五里至第二铺，三十五里至阿萨铺，四十里至涞流河，四十里至报打孛堇铺，七十里至宾州，渡混同江七十里至北易州～～”根据以上所记地理位址界定在涞流河（今拉林河）与混同江之间有两处城站，一处是距涞流河四十里（合今约28里）的报打孛堇铺，为今三岔河镇石头城子村石头城子古城址，一处位于混同江以北距报打孛堇铺七十里（合今约49里）的宾州，应为今五家站镇堡安村朱家城子古城址。石头城子古城址与朱家城子古城址同为辽金时期古城，城址规模相当，北南相望，是以这二处城址为金代上京会宁府去往燕京驿路的途经城站，由此可知石头城子、朱家城子二处城址至少在金代即具有重要的交通驿传功能。 扶余市境内自东向西的古驿路为清代设立的自吉林至伯都讷方向路线。清初在今扶余市三井子一带设立了欧李贡山作为皇家私产，之后自伯都讷以北东流松花江向东至拉林河一带设立围场，供皇家围猎。为了便于贡山和围场纳贡防务，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辟吉林乌拉（今吉林市）至瑗珲（黑龙江省黑河市瑗珲区）驿路，今吉林省境内为尼什哈站（今吉林市龙潭山站）、哲松站（今吉林市北乌拉街之东的金珠店）、舒兰河站（今舒兰县溪河乡的舒兰站）、发忒哈站（今舒兰县法特乡）、登尔库（今榆树市秀水甸子）、蒙古站（今榆树市五棵树）、陶赖洲站（今扶余市陶赖昭镇）、逊扎堡站（今扶余市五家站镇）、蒿子站（今扶余市新站乡）、舍利站（原扶余县社里乡）、伯都讷站（今松原市宁江区伯都乡）。 可以想见，当时光回转千载，在辽金古驿路上行走着契丹人、女真人、室韦人、汉族人…他们或骑马、或牵牛、或架鹰、或驱车来来往往，为官差则传递公事、护送贡物，为平民商贾则贩运北南货品取利谋生。这条古路历经了刀兵铁血，也曾经过袅袅炊烟，繁盛时车马隆隆，凋敝际狼奔豕突。兴也百年，衰也百年，兴衰轮转唯余古城残垣！让我们溯望300余年前，在西流松花江沿岸清代驿路上人迹渐繁，设站设丁，育贡山、护围场，垦农田、贡鲟鳇…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如今现代化的公路、铁路永久地取代了上京至燕京的古驿路，石头城子古城址、朱家城子古城址正在成为人们访古追昔的所在；144县道已经历史地取代了陶赖洲、逊扎堡、蒿子站间的驿路。尘土飞扬的土路变成了宽畅平坦坚硬的柏油公路，陶赖洲站已成为51000余人口的陶赖昭镇，逊扎堡站已成为45000余人口的五家站镇，蒿子站已成为27000余人口的新站乡。古代的车水马龙变换成了如今的火车汽车，为温饱而奔忙的人们已经摆脱了贫困，正在乘着乡村振兴的春风踏上创建美丽乡村、平安乡村、环境优雅乡村的快车道！驿站、驿路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前行中再次回顾千百年的喧嚣与沉寂，使我们更多地感叹中华民族的奋争与艰辛，更多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团结奋斗、锐意进取的精神，更加鼓舞着我们在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勇往直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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