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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连续三年落榜，父亲听了风水先生的话，认为考不上大学是因为我老爷爷的坟地没有选好。我从来没有见过老爷爷。父亲说，他的爷爷在饥荒中被饿死了。那时天灾另人祸，闹饥荒时不知饿死了有多少人。思索了几个晚上，父亲拉了几次调动情绪的二胡，动了迁坟的念头。 虽说拿定了主意，父亲还是希望有人能理解，于是把想法说给别人听。有人说，你就别瞎胡折腾啦，我看更生根本不是上学的那块料，考了三年没见考上个啥，这大脑就像齿轮子，滑了。有人说，考上了又怎么样？那么一大笔学费你怎么弄去？养儿为防老，把儿子送进城里去，他吃香的喝辣的去啦，到时还能记得起你们不也不一定。父亲还是一心想我上大学，他觉着上大学是一条出路。母亲虽然也希望我能上大学，但性子急躁，经常发脾气的她意志不坚定，对上大学没有什么信心，别人说三道四她就对我失望了。她认为我退了学，订了亲，过两年娶个媳妇到家里，隔年生个娃，这日子过下去不比别人差就行了。祖祖辈辈这么过，还能指望鸡窝窝里面飞出个金凤凰？ 父亲对母亲说，咱们家三代都没出个人才啦。本来有许多人可以成为人才，可是因为没有坚定的目标就成了庸才！我相信铁杵磨成针，只要功夫深！如果咱儿子将来出息了，你脸上也有光啊，要把眼光放远啊！ 母亲说，咱就这一个儿，将来他到城里去了，想见也不能见咋办？ 父亲说，咱儿子上了大学，成了人才，那怕有一天我死了，别人指着我的坟头说，这是大学生的父亲，我也就值了。咱儿上了大学，一个月的工资比咱一年挣得都多，到时候再娶个城里的媳妇，生个又白又胖的娃，让你抱去，让你去亲去。到时更生把你接到城里，让你吃香的喝辣的去！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我是正确的啦！ 父亲的三句好话哄得母亲喜笑颜开，母亲回过头来问我，你这个不争气的给我说一说，到时候，你会不会像你父亲说的那样？ 我不好意思，不知将来地点了点头。 父亲有些生气地说，你要大声说，肯定地说，是！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你要把你那口气提起来，这样才有可能成功！ 吃过饭，母亲去厨房收拾碗筷。 父亲卷着烟说，你娘就爱听人哄，你不要有压力。不要以为我是为了图你考上大学享你的福，你错了。俗话说得好人向高处走，水向低处流，我是希望你能向高处走。我是想让我们李家的子孙后代能像城里人一样过着文明先进的生活！你在城市里有个工作的本事，能立住脚，有间歇身的房子我也就满足了，我与你娘住在这房子里，能动就能有饭吃，不能动了还有你妹妹照顾，你放心过你的生活吧——如果你真的能考上大学的话！ 我反对父亲迁老爷爷的坟，觉得那是迷信。 父亲沾了唾沫在八仙桌子上写了个“井”字，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风水的事不能不信，不能全信，风水先生三年前就说了，咱们家要想出个人才，得迁坟。咱们村有七个出口，分别是东、南、西、北和东南、西南、西北……缺一个东北不能成个“井”字。我们的政治文化中心，首都北京在咱们的那个位置？东北方！这个“井”字像什么？像古时候的八抬大轿！轿子缺了一条脚怎么抬得起来？风水先生说得很有道理，这就是咱们村不出人才的原因啊！我想让你老爷爷的坟迁到东北那片洼地。那是片风水宝地，把你老爷爷埋在那里等于是铺了一条通向大学的路，等于是有了支起八抬大轿的轿夫。你的老爷爷都给你做轿夫，再不用功学习，可真就白活人了！ 母亲在旁边说，这迁坟还得请人劳亲，吃喝下来得一两千，这钱哪儿来啊？ 父亲看了母亲一眼，顾左右而言它地说，李林家有一个孩子三岁的时候还会说话，可是到四岁时变成了个哑吧。他们踏破了医院的门，济南、北京的大医院都去了，也没瞧出个啥原因。风水先生说这是祖上风水不好。李林不信这一说，倒是他内人迷信这些，请人看了风水。风水先生拿着罗盘说，你们家孩子的病出在他爷爷身上。孩子他母亲感到奇怪，问，他爷爷都死了八年了，怎么会出在他身上呢？风水先生说，他爷爷坟上有棵大树，树根钻透了他爷爷的脖子，孩子就哑了。不信孩子的病不好，结果打开坟一看，还真是那回事。迁了坟，孩子不久就能开口说话了。依我看，迁了坟，咱们儿子就能考上大学！ 母亲也听说过这事，见父亲拿了个身边的活例子，便不心疼钱了，说，把咱家养的大肥猪卖了吧，办事。只要能考上大学，我什么都豁出去啦！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在乡村乐队吹吹打打的声响中，父亲请人挖开老爷爷的坟。潮湿的黄土被一层层挖开，露出了腐朽坍塌的黑色棺木。揭开棺木，一股难闻的气息弥漫开来，工人捂着鼻子退了出来。父亲上前给那人发了一支过滤嘴香烟。 那人接过烟来说，跑跑味再起吧！ 我老爷爷的骨身像植物的茎块一样展示在众人面前时，我的父亲看到已变得灰黑的骨架，内心十分沉重。 父亲用手抱着老爷爷的头颅，情绪激动，有些哽咽地说，爷爷啊，您在这一片土地上吃了一辈子苦，受了一辈子罪，不想让您的重孙子也像您那样吧？要是不想，就帮忙想法子让咱们家孩子考上大学。我没有什么指望啦，我的指望全在他身上。种田不会有啥出息，他能飞就得让他飞，飞向广阔的世界上。要是实在不是那块料，也只能留在田里家里做牛做马！可咱家孩子是个想飞能飞的好孩子，你要在那边想一想办法扶他一把啊！你就放心吧，过年过节我会多给您老人家烧香烧宝，该花钱的地方，您在那边千万别省着…… 父亲用手把老爷爷的骨头一根根放到崭新的棺木里，让人抬到相好的那块洼地埋了。洼地添新坟，我老爷爷的坟地显得孤零零。 我看到满地娇嫩的小花草，忍不住动手采摘了一些，放在了老爷爷的坟上。 父亲看着坟头上的花草，若有所思地望望天。 蔚蓝的天上飘着几朵白云，安静悠然。 第一次高考，父亲从乡下早起赶到城里，守候在我的学校门口。父亲信心满满地对村里人说，儿子上战场，老子给儿子压阵去！结果第一年我没考上。 村里人说，看更生他爹那积极的样子，如果是换了他考，说不定能上个清华大学咧！ 父亲听了这话，黑脸堂子成了红猪肝。父亲对我说，明年给我挣口气。 复了一年课，又到高考时候，父亲问我，感觉怎么样？ 我成竹在胸地说，没问题。 父亲没敢对村里人说什么，进城时遇到村里人，他说，我进城看看去。第二年我又没考上。 村里人说，更生他爹守在考场外面，一支支抽烟，像是给儿子上香呢！ 父亲听了当作没听见，回家问我，是不是他去了我有压力？ 我说，不是，是今年的考题出得偏。 父亲说，咱明年再考，我不信考不上。 第三年父亲偷偷地守在考场外，见我出来忙问，考得怎么样？ 我说，不知道考得怎么样。 放榜的日子到了，我又没考上，差八分。 村里人说，更生没考上像没个事儿似的，落榜的好像是他爹李秋生。 第四年父亲本来不准备去考场，但是还是忍不住去了。 我考试前父亲一言不发，只用信任而坚定的眼神看着我。他也用眼神制止我说话，似乎我说话所用的力气也应用在考场上，似乎我想说什么他都能懂，我不必说，一说似乎就破坏了一种通向成功的意境。 我感觉良好，考完出来带着疲惫的笑容说，今年要是考不上，再也不考啦！ 父亲从我的眼神里看到成功的信息，等待放榜的日子里，他的心情愉快且焦急。 村里人又传出话来说，更生他爹见人就问放榜的日子，像是没记性似的，儿子上学没上傻，像是傻啦！ 终于到了放榜的日子，父亲一天在家没出门，等我看榜回来听成绩。 我回到家，父亲看着我的脸问，怎么样？ 我说，我考上啦，670分，上个北京的大学没问题。 父亲把手掌狠狠地拍在我的肩膀上，把我拍了个趔趄，说，好小子，中，终于挣了口气！ 当天晚上，父亲喝了酒，又拉起了他的二胡。二胡声声，时而悲切如泣如诉，时而激昂如万马奔腾，时而清丽如高山流水，把村子里的一些闲人都给吸引过来了。我们家的院子里站满了人，意气风发的父亲一边拉着二胡，一边敞开嗓子唱起了戏文，唱的是《王天宝三下苏州》： 他两人拜罢天和地，入到洞房喝交心（酒） 两个喝罢交心酒，就好似两朵鲜花合一盆 一入洞房花烛夜，可喜才子配佳人…… 我的母亲心里也高兴，感觉好像她的儿子中了朝廷的状元朗，她便也成了戏书里说的诰命夫人。我是村子里出的第一个大学生，那天晚上村子里的人在我们家玩到晚上十二。村子里的人都渐渐散去后，我的父亲仍然兴犹未尽。 父亲抬头看看夜空中的星子，想到我不久就要离开家，去北京读书，心中有点感伤。他喃喃地说，你准备好了，要飞起来了，飞吧！飞吧！ 我大妹那一年是和我一同进考场的——大妹比我晚两年上学，在高中也复了一年课。那一年大妹没有考好，只上了个地区的大专学校。 我和妹妹上大学的时候，村子里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生意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好做了。虽说父亲那时已经有了机动三轮车，但家里一下出了两位大学生，压力徒的增大了许多。我们上学的钱有三千多是父亲和母亲求亲戚告朋友的借来的。 父亲把借来的钱交在我手里说，在外面缺钱了，给家里写封信，我给你弄去。 母亲把借来的钱交在大妹的手里说，早点毕业赚钱，到时可别忘了家里！这借来的钱终是要还的，我这皮夫病入秋后像是更严重啦！ 一向强势的母亲说着像个孩子似地抹起了眼泪。 父亲看了一眼母亲说，你别给孩子增添思想负担，你这病我挣了钱就给你治！ 那时我低下头想说，这学我不想上啦，把钱给母亲治病吧！在我看来那等于是一句虚话，说了也等于没说。母亲怎么会因为自己的病让我失去上学的机会，父亲又怎么会同意呢！ 我大妹从小想离开我们那个家，但在当时大妹还是表达了自己不想上学，把钱留给母亲看病的话。虽说那是句虚话，母亲听了心里还是宽慰了许多。 父亲却有些生气地对大妹和我说，你们都已经是大人了，在外面学习生活，将来要开辟出一番新天地，不能那么心软！我与你娘甘心情愿为你们受苦受罪、牺牲，你们以为我不想给治你们的娘治病啊，可钱就这么多，还是借的，要怪就怪我没本事！ 母亲对我父亲的话不满，她说，这病没生在你身上，你不知道难受！ 父亲皱着眉头，一脸痛苦的样子。那时的父亲又黑又瘦，背也微微驼了，头发又脏又乱，有些头发还白了。那时的父亲还留着八字胡，八字胡给四十多岁的他增加了成熟的美感。胡子下面是微微张开的，可以唱出快意戏文的嘴巴，嘴巴露出被虫子咬坏的牙齿，牙齿被劣质的烟叶熏得黑黄。当时我在心中暗想，等我有钱了，一定给我父亲买上一箱子好香烟，让他过上舒服的生活，再也不用起早贪黑，风里雨里的去做生意了受罪了。 我和大妹上学走的时候，父亲放了一盘鞭炮，劈里啪拉的响声吸引了村子里的人，穿过浓重的硝烟味儿，我和大妹坐上了三轮车。父亲要送我们到县城里去搭火车去。母亲挥着手，流着泪水，依依不舍地跟了好长一段路，就好像再也见不着了我们一样。 母亲渐渐远了，村庄渐渐远了，过去刻苦读书的生活渐渐远了，我向住的，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不久就要开始了，我开始兴奋起来。 父亲开着三轮车突突地在乡村的土路上行进，不时还回过头来，大声对我说一些正儿八经的话。什么考上了大学只不过是万里长征只迈出了第一步；什么以后发达了不要忘本，常记着给家里写信；什么在一个新的环境里要适者生存，韬光养晦，好像我是一个非凡人物怕人陷害似的。 大学第一个学期过后，又得交一笔学费。为了凑学费，父亲放弃了他做的贩卖青菜的生意，把三轮车卖了，决定跟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去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包工头是村里的李大胜，我得叫叔。那时我还没有开学，父亲比我走得还早。 父亲有些兴奋地对我说，我也要坐火车，去北京啦！ 村里的人开玩笑说我父亲，大学生的爹也出门打工啦？ 父亲高兴地说，我要给我儿子女儿挣学费啊！ 那是父亲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与我们的母亲长久地分离两地。父亲走后，我看到母亲在厨房烧火时偷偷地哭了。 我走过来想安慰母亲，母亲却说，哎，眼里进了沙子。 我蹲在厨房里看着灰头土脸，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也不再漂亮的母亲，第一次觉得母亲也为我们付出了很多。 母亲终于叹了口气说，你说你们上大学有什么好，你爹这么大岁数了还得去外面打工！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一家四口都吃不下饭。小妹想起父亲，第一个哭了。接着大妹也哭了。我也忍不住掉了泪。 母亲却一拍桌子说，不准哭，都给我好好干，活出个人样子，别让你爹累得不值！ 头戴安全帽的父亲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工地上做着运沙泥的工作。他推着一辆独轮小铁皮车，车上装的是沉重的沙泥，沙泥压得小车吱吱扭扭直响。小车摇摇晃晃像要把他瘦弱的身子给晃荡散了。走路趔趄的，像一只大鸟一样的父亲，脸上冒着热气腾腾的汗水。那时父亲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能挣三十元钱。除掉三元的火食费，能落下二十七元钱。二十七元钱，当时赶一天集也不见得能赚那么多。 一个星期天，我打通包工头大胜叔的电话，说要去工地看看父亲。 大胜叔挑着一副高嗓门说，来吧大侄子，来了我请你爷俩喝酒！ 我坐公交车七拐八拐，又走了一段路才摸到父亲所在的工地上。时间正是中午，春天白得耀眼的大太阳让我有点头晕眩。 大胜叔戴着一顶红色的安全帽，用一个小喇叭把正在运沙泥的父亲喊过来，他大声地说，李秋生，李大哥，你的，你的大学生儿子，我大侄子他看你来啦！ 父亲没想到我会来看他。他走过来，看了看穿干净运动装的我，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泥点子，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你怎么来啦！ 我说，我想来看看就来啦！ 大胜找了一个人接替父亲的工作，然后拉着我们去了工棚。在工棚里我看到父亲挂在墙上的二胡。 我问，爹，你拉二胡了吗？ 大胜叔接过话说，怎么不拉，我们干一天活累了，想听大哥拉二胡哩！大哥的二胡简直绝了。我坐地铁见人在地铁里拉，拉得不咋样，过路的人还往碗里丢钱，要是你大哥去拉，准比在工地上挣得多！ 我看着父亲黑瘦的脸问，父亲，累吧？要不咱别干了！ 父亲笑笑说，不累，不累。 大胜叔递给父亲一支中南海香烟，扭头对我说，你也来一支？ 我说，我不会抽，谢谢！ 大胜叔说，哟，上了几天大学变得文气啦，你别给我说谢谢，我不习惯！ 我笑了笑。 大胜叔又说，说在工地上活不累，那是骗人。大哥有胃病，吃不下饭，还得干活。我说让他歇着吧，他不肯。我说你去买点治胃病的药吧，他怕花钱。我说大侄子都是大学生了，将来能挣大把的钱，你还稀罕那几个钱？他笑。我看大哥他是不准备要命啦！ 父亲看着大胜叔不想让他说，大胜叔却又说，让大哥回家吧，不然在工地上出了问题怎么办？他身体不好，我看他吐了几次血啦！ 我看着父亲灰黄的黑脸，看着他身上脏兮兮的，散发着汗臭味的破衣服，一阵心酸。 大胜叔带我们去餐馆吃饭，吃饭的时要了几瓶啤酒，我们边吃边说话。 大胜叔问，你在大学里谈女朋友了没有？ 我说，还没有！ 父亲说，不要谈那么早，学业未成，何以为家？ 大胜叔说，我听说学校里的男娃女娃还没结婚就租房子同居啦，有没有这回事呢？你不会找个女娃，你是大学生，有条件啊！ 父亲一脸严肃地说，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圣贤的话不能不听啊！ 我点点头，喝了一口啤酒说，父亲，我知道！ 喝完酒我得回学校，临走时父亲说，你要把握好你自己，夫志当存高远…… 从工地看父亲回来，过了大约一个多月，大胜叔把电话打到我的宿舍，说父亲实在不能再在工地上撑了。大胜叔给父亲结了工钱，让他回家去了。 我觉得父亲回家是件好事，可没有想到父亲并没有离开北京。 父亲用大胜叔给他的二千块工钱变成了收破烂的资本。他在旧货市场买了辆七成新的人力三轮车，在一个大杂院里租了间小房子，开始收破烂。 穿得太破旧有些地方进不去，进去人见着也躲，父亲花了五十元置了一身体面的衣服，花了十八元买了一双新球鞋。父亲在捡来的破镜子里瞧了瞧自己，他挺了挺腰，摸了摸胡子，发现自己的头发长了脏了，又跑到小理发店花了三块钱理了理。父亲回到房子里，又好好地洗了一把脸，这才觉得差不多了。 父亲骑着他的三轮车走街串巷，收旧报刊、包装箱、饮料瓶、破铜烂铁。后来父亲在工地上还收了个破喇叭，给喇叭按上了两节五号电池，又把自己的山东口音录在喇叭里： 收破烂喽，收破烂咧，旧报纸，塑料瓶，啤酒瓶，破麻袋；旧家具，电视机，电冰箱，废铁块。收破烂啦，收破烂咧 …… 父亲骑着那辆二手三轮车，左手支车把，右手揣着那只小喇叭，下面的两只脚不紧不慢地踩着车。他的两只大眼睛期待着有人从楼上、从路旁走过来，耳朵期待着有人喊，喂，收破烂的，过来！ 生意来了，父亲常常是微笑着的，他那种略带诗意的微笑常常会让人觉着不自然：一个收破烂的人怎么有那样的笑？那种笑是天真的笑，欢快的笑，带着乡村的泥土气息的笑。 父亲来到北京看到许多高楼大厦，认识了一些人之后，与在乡下时的他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觉得北京城很漂亮，他也很满意自己收破烂的工作，虽然收得多了时骑车会让他的汗水打湿衣裳，遇到过城管要没收他的车，但是那的确算得上是一份收入不错，还算自由自在的工作。有时胃病犯了，父亲就用手捂着肚子，捂一会，运运气，看着城市的风景，调调神，感觉上也就好些了。 父亲早起看到城里人穿着运动衣晨练，心里非常羡慕，有时也会把三轮车放在一个不碍车和人的空地上，站在河边或花园里伸伸胳臂伸伸腿，扭扭屁股扭扭腰。他做着深呼吸，似乎要把酸痛的胃呼出来。 父亲稳定下来后给在宿舍里的我打了电话，说自己的胃病好啦，说他每天早起锻炼身体，身体越来越硬朗，说现在他穿着体面的衣裳不会被人看不起了，他现在很好。 父亲靠着收破烂，还了家里欠的一些账，还给我和妹妹交了学费。 我大三的时候，我父亲让母亲到城里来，说再挣了钱给她看病。没想到母亲来了不久，父亲的病就严重了，因为胃出血住进了医院。 父亲从医院里出来后连收破烂的本钱都没有了，他埋怨医院收费太高太不合理，老百姓看病都看不起。他后悔自己怎么就住了院，花了那么多钱。 在父亲感觉自己身体好些了后，他想着我和大妹的学费还没着落，便白天就骑上自行车带上母亲去拣垃圾，晚上一个人跑到地铁里拉二胡卖艺。 父亲不会拉流行歌曲，他拉的是革命歌曲，有时还边拉边唱戏文，五出革命样板戏，他样样精熟。父亲在地铁里拉了二个多月的二胡，有一回照片还上了报纸。 父亲被报纸称为来北京的盲流，被称为破坏首都形象的街头艺术家。我看到那张报纸特别气愤，把报拿给父亲看。 父亲高兴地说，你看北京的机会就是多，没想到我还有机会跑到报上露露脸，你好好读书，将来在北京发展，干出个样子来。 我母亲不喜欢大城市，看着城里的高楼大厦和滚滚车流心里发急，总怕大楼会倒下来砸着，汽车会不长眼睛碰着她。母亲背着个麻袋过马路的时候小心翼翼，但有几次还是差点被撞着。父亲用手扶母亲时，母亲觉着城里的文明人看见她会不好意思，便用手甩开父亲关心她的手，显示出她孤独好强的个性，显示出她的封建意识——大白天的父亲用手扶母亲的肩，这在乡下是要被人编排什么笑话的。 我大四时与一位同学共同为一家公司翻译了一本管理方面的书，得了三千多元的稿费。我告诉父亲，父亲很是高兴。 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说，能挣钱了，一下子就是三千多，行啊！ 我请父亲和母亲在一个饭店里吃了次饭，还给父亲要了一瓶二十多元的白酒。 父亲喝得很舒心，我也很高兴。没想到父亲的胃病又犯了，那一次胃出血，看起来好像不是太严重，于是父亲坚决不想去医院。上次住院花钱怕了。 回去后，父亲还是在吐血。我硬是把父亲送到医院，一查是胃溃疡，要做手术。 父亲不想做手术，他说，你别听医生瞎说，我没有事，我知道。 我说，片子都拍了，医生的话咱得听！ 父亲从床上坐起来，有点固执有点急地说，我谁的话也不听，我要回去收我的破烂去！ 我说，父亲，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我能挣钱了，我会想办法。 父亲说，你看这个城市那么大，能人那么多，你要想在这儿立足，干出一番事业来，你就不要想我和你母亲——我知道我这病治不好了。 父亲坚定地要回老家去。他答应我会看病，说在家乡小县城里看，省钱。那时候的父亲把钱看得特别重，因为我每学期都要交学费。另外，他也一直排斥医院，觉得医院没有办法治好自己的胃。临离开北京的时候，我父亲说起了母亲的皮肤病，因为当初让母亲来北京，他是打算了为母亲看病的，没想到来了之后，他的胃病加重，顾不上了。 父亲说，你母亲的皮肤病一直没钱看，这几年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我最怕的是见你姥爷和姥娘，最怕的是春节走亲戚，你母亲见了她的亲人就说自己难过，是啊，不怪她娇气，是皮肤病让人痒得受不了啊。要不是你上学，你母亲的病也早该看好的啊…… 父亲说着，泪落了下来。 我送走了父母，回来退他们租来的房子，处理一些东西。 我看到那辆跟随了父亲三年，已破得不像样子的三轮车，似乎看到了父亲右手撑着车把，右手揣着喇叭，像大鸟一样在风里雨里飞翔。感觉中，父亲飞过了大街小巷，飞过了人流和楼群，飞到一个我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他自己的世界里。我似乎看到父亲在自己的世界里表情丰富，动作夸张地拉着二胡，二胡声中，父亲变得笑逐颜开，而我的眼泪却忍不住夺眶而出。 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认认真真上班，工作之余，尽可能地揽些活做。 大妹毕业后结了婚，对象条件也不算太好，但大妹把工作后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寄给了家里，在过年过节时也总是会给家里打上一些钱。后来在我和大妹共同的努力下，还清了家里的欠账，父亲的胃病渐渐好了起来，母亲的皮肤病也有好转。 父亲在家里闲不着，他买了一辆新的机动三轮车，重新开始做生意。 父亲打算攒钱为我在城市里买套房子。不过那时候父亲年龄大了，精神再也不像以前。几年后的一天，父亲早早赶起来，拉上了一车批发来的红薯去赶集，没想到我父亲开车时打起了瞌睡，车开到坡下，翻了。 父亲的腿被压断了，白色的骨碴露出来，血汩汩地淌。 母亲急得眼都红了，她搬不动车，只好站到路中央，见人就拦，求人家帮忙抬车，后来几个人合力终于把父亲从车下抬了出来，送进了医院。 那个时候，大妹家刚刚买了套房子，家里的钱也借给了大妹。我也刚好买了台笔记本电脑，手头没钱。我们可以凑到钱，但当时还没有办卡，打钱需要时间，因此我父亲住院的钱还是母亲求亲戚朋友才借到的，因为当时交不上钱医院不给做手术。 有人借一百、两百，多的也不过五百块，总之母亲给许多人借了钱才凑够了给父亲住院的钱。没想到，父亲出院后半年，腿又出了问题。 由于过早活动，父亲的小腿弯曲变形了。 有一年多时间，父亲走路离不开拐杖，母亲看着父亲走路时一拐一瘸的样子，看着父亲变得弯曲的小腿心里特别接受不了。 母亲一心想让父亲重新再做一次手术，把腿变直。 从小到大，我印象中的父亲一直是完好无损的，我也不愿接受那样的现实。我和两个妹妹也商量着要给父亲重新动手术。 父亲说，我这么大岁数了，不想看了，你们都忙你们的，我不需要你们操心！ 那一年的国庆和中秋节，单位放了七天假。我母亲特别期待我回家，说没有我动不了手术。因为父亲谁的话都不会听，只有我的话才管用。 接到电话，我却越发不想回家。 父亲的腿做手术的话还需要从身上取一块骨头补上，我担心手术不好父亲又要受一回罪。如果不做手术一直那样下去，父亲的腿也会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我还是主张父亲重新做手术，但不愿意面对那个现实。 放假前我拿出所有的积蓄，给家里打了八千块钱。当时打钱的时候我想，钱打过去，看不看随他吧。 那个假期，我终于没有回家。 我给家里打了电话，是母亲接的。 母亲接了然后给大妹说，然后是大妹的孩子给我说话。 说完我又让小妹接电话。 想到小妹还年纪轻轻的也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我觉得两个妹妹虽然生活得困难，但谁都比我生活得好。 小妹开口喊我哥，似乎还像小时候叫我哥时的那种口气，亲切。 我的心里一紧，觉得酸了。 那时我不像以前的我了，我觉得自己已开始习惯了城里人的生活，不知何时也喜欢上了逃避，我与所有的亲人都变得有些陌生了。也许是距离和不同的生活环境让我们之间变得陌生了。尽管那种亲情还在，甚至越发会刺痛我的心，但我仍然会感到我与父母，我与两上妹妹之间变得陌生了。 我有些烦躁，想听父亲给我说话。 小妹不敢说父亲的去向，把电话又给了母亲。 母亲忍不住生气地说，你那个父亲，他谁的话都不听，开车去卖苹果了，拦不住他，一辈子受罪，没有受够！ 我的心一沉，眼泪忍不住就落了下来。 母亲又说，你打的钱收到了，你父亲他说要留着将来给儿媳妇当见面礼……你赶快谈个对像啊，不能老这样下去，别人笑话哩。 我听了心里很难受，又说了两句，挂了电话。 我在自己的房子里来回走着，想着要不要回家的问题，那时回家还有几天的时间和家人团聚。我觉得那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一张票就可以回，回的路也并不算太远，只需几个钟头的车程。我不愿意面对父亲的腿，似乎那也是个借口。我不愿意回家，似乎是不愿意看到两个妹妹和她们的孩子，而我作为大哥，却仍然孤单一个人，那样会尴尬。 当然，所有的借口也许都不重要，重要的还是怕见到父亲那张又瘦又黑的脸，怕看到他那复杂而又执拗的眼神，怕看到他弓腰驼背不再年轻的样子。 父亲从北京回来，胃病好了以后，除了赶集，还会批发了苹果、梨子或甘蔗开着车到附近的村子里去做生意。几乎所有村子里的人都会认识父亲。他会把车停在了某个村子的街上，把瘦弱的身子倚靠在车箱上，手里掂着称，在别人的挑挑拣拣中称好了称，然后收钱、找钱。在伤了腿后，或许那些熟悉他的人会这么说，你看你的腿都成了这个样，你还出来做生意！你的儿子，你的女儿都在城里工作了，你还用这样拼命干吗？ 我想不出父亲会怎么回答，不过我确定父亲会是笑着的。做生意的招牌，首先是要给人笑，父亲也许会用比平时夸张的笑来掩饰和有意忽略什么。没有谁赶着父亲去做生意，是他想去，也许他是在家里实在待烦了。 我知道，如果我回家，父亲就有可能在家里陪我，那怕我们一句话也不说。 两个妹妹与妹夫在家，父亲放下他们去做生意，这也是不合情理。然而父亲除了去做生意，他再也找不到对抗孤单的办法了。我的父亲和妹妹和妹夫没有知心的话要说，他觉得与其那样，不如借口批发的货物需要卖出去，去做生意，以此来逃避。 许多年来，我有奋斗，也有消沉；有努力，也有懒惰；有热情，也有冷酷；有优雅，也有世俗。我终归是我，父亲也终归是影响着我的父亲。我真的是想不管不顾走自己的路，在我给家里寄钱时我就那么想过：钱如果不寄，我父亲也是不会在意的。父亲的一颗心只是希望我好，他自己怎么样都是无所谓的了。事实上，父子贴着心，怎么样都是贴着。只是我觉得不能再以自己的理解方式，以冷漠对待父亲，他已经为我付出了太多了。 父亲为了我们，从来没有舍得给自己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从来没有奢侈地吃过一次饭菜，也从来没有抽过一包超过十块钱的香烟。父亲总是那么瘦，总是灰头灰脸的，不是我理想中体面的父亲。父亲并不十分清楚自己也是一个高贵的、有爱的、可以享受生活的生命体，也应该爱惜自己，保护自己，让自己健康完整地、体面地活着的人，而惟有这样，才能让我敬爱、放心，而不是为他心痛。 在父亲的腿断过之后，他大约已不再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当官或做大事的人了，对于他而言，我能顺顺当当地结婚生子，在城市里过上正常的生活他和母亲就知足了。 在当年，我还在求学的阶段，父亲是有野心的，他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成就一番伟业的孩子。他甚至希望变成我的羽翼，让我高飞远翔，似乎那样可以带着他未竟的，模糊的人生理想，成为一个受人尊重，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人。 父亲变了。他的年纪大了，过了知天名之年，心劲退了。另外时代的变化也太快了，在天翻地覆、日新月异的时代，他可能会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感到无法把握时代的变化，把握我。 晚上八点多钟，我又给家里打了电话，父亲那时已经回到家，接了电话。 父亲认真郑重地对我说，你该找个对像结婚了，你看你两个妹妹的孩子都那么大了。 我和父亲相比，算不上是一个意志坚定，肯吃苦耐劳的人。我对家人有的只是无力的爱，用心遥寄着对父亲，对家人的祝福。我不了解自己那颗心在期待着什么，什么时候才能在一个地方生根发芽，有自己的家。 我除了做翻译工作，还是个诗歌爱好者。我在日记本上曾经写过：谁将声震人间，必将深自缄默；谁将点燃闪电，必将长久飘泊！ 大学时我曾狂热地写诗，毕业后我对诗歌的热情也淡了下来。我觉得在一个喧嚣的物质的年代，谁能借助于诗歌来安身立命呢？我没有信心。尽管讨厌工作，但不得不硬着头皮做下去。尽管渴望自由，想过无拘无束，没有压力，四处游走的生活，可一想到父亲，我觉得自己不能那么自私，我得找个女孩结婚。 一年后，我和一位叫马丽的女孩结婚了。 我们认识的时候，彼此并没有一见钟情的感觉，也没有谁一定认为对方是自己铁了心要娶或要嫁的人。我们仅仅是觉得对方还不错，彼此又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后来，彼此还是有了感情，至少在我心里是愿意和她白头到老的，因为我也想过一种正常的，我的父母希望我所拥有的生活。 结婚后的一天，我母亲打来电话说，她要与我们一起生活。 不久，父亲和母亲来到了北京。 我的父母习惯了随地吐痰，吃过饭不洗碗，睡觉前不洗澡，上厕所不关门…… 马丽对此无法忍受，想到我的父母从此要和我们在一起住下去，她感到绝望。 我们吵了一架。马丽威胁我说，如果我的父母和我们同住，她便要和我离婚。 吵完架，她回了自己大学的同学那儿去。 我看着变老了的父母，我感到了时间的速度，是一种生命的、心灵的速度。我的父亲母亲一生没有过什么奇迹，只有平平淡淡，但那种平平淡淡细细盘算来却那么的艰辛不易。 父母老了，真的是老了，他们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尤其是父亲，头发白了一多半，也很少再像以前那样笑容满面了。不和何时，我父亲的眼睛里开始有了对整个世界的不理解，不宽恕。或许他早就承认了人生不过如此，世事不过如此的现实，也不再把我，他亲爱的儿子当成梦想和追求了。 我所有的成功虽说也会使父亲欣慰，但也不过如此。因为他老了，感到任务完成了，力量用尽了，强大的现实生活让他感到无能为力了。 父亲躺在床上不想起来吃午饭，他借口自己晚上睡得晚，困了。事实上是因为他知道我和马丽闹了矛盾，他心里难过。 为了我们能合好，父亲是决定带母亲早些回去。 我看到父亲湿润的眼睛，心里也难受了。 我找父亲谈时说，我和马丽离了算了，你们别回去了，就和我一起生活。 父亲叹了口气，沉默了一会说，你不能这么想。我们还是回家，乡下空气好。 母亲生气地说，婚是随便离的吗？你给我听好了，我也不许你离，我和你父亲不碍着你们，我们回乡下去。我一早就不喜欢城市，北京有什么好？大得让我心慌！ 我有了自己的生活，和父亲缺少了心灵的沟通，彼此在感情上也越来越隔膜了。父亲来到北京后，我忙于工作没有找机会与他多交流。其实我很想与父亲像以前那样敞开心扉，什么话都说。像他当年鼓励我要求我那样让他重新对自己，对我，对未来产生信心，激发他对生活的热情与干劲。可是，我们再也找不到共同的话题了。 父亲变了，我也变了。 我们的变化是一种内心的、精神上的变化，那种变化表现在我们各自的神情上。 我看父亲不顺眼了，他的头发白了，皱纹多了，背驼了，因为腿伤过，走路也慢了。父亲说话也不懂得客气，对我的印象还保留在以前的状态，而且还有着一种对我的不信任感。 父亲可能还会觉得我会对他不够好。尽管我给他买了西装，让他们住我们的主卧，吃好的，用好的，还把一枚金戒指给了他，他还是会感到不满意。因为他感受到了我对他的不满，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父亲应该知道，即使我再看他不顺眼，对他再不满意，我仍然是很爱他，甚至可以为他去付出一切。 我的变化则是放弃了对诗歌创作的理想，放弃去考公务员成为国家干部的追求。我承担起生活的责任，去努力工作赚钱。因为房子贷款以及生活的压力，因为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不公平不顺心，因为在了解到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不美好的事件后，渐渐的我的眼神里有了对任何人与事的冷淡。父亲会觉得我没有了追求，不再是他想象中的儿子应有的精神面貌。 马丽走后，我的父亲和母亲喝了很多水。一桶矿泉水，半天就喝光了。喝水或许可以减轻他们的焦虑感。尤其是父亲，他一杯接着一杯地喝水，好像他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了，有些不服气，需要不断地喝水来找回自己的体力，让自己重新年轻起来。 后来，母亲终于说，都是她多心坏了事。她觉得到老了的时候我和马丽会嫌弃他们，因此特意前来试探一下。另外我们买了新房子，她也想过来看看。他们并没有打算和我们长住。在他们还能劳动，还能独立生活的时候，是不会放弃地里的庄稼和我在乡下的小妹妹和她的两个孩子的，结果马丽真的不行。马丽，他们没有生养，不行也理解。可马丽的离开还是让父母感到失望和难过了。 我的父母离开的两个月后，我和马丽离婚了。 我没有去哄她求她，请她回到我的身边。 半年后，我的母亲才得到我和马丽离婚的消息。 母亲对我说，怎么离了半年了也不跟家里说？你心里还有没有我们？你给我去把马丽找回来，你得给人家赔礼道歉…… 我想了想说，马丽重新嫁人了。 母亲不相信，说，才半年就重新嫁人了？ 我说，你们要是非得让我再结婚，半年后我也可以再给你们结一回！ 母亲不吭声了，她大约感觉到这个时代变化得真是太快了。 我离婚的事大约激发了父亲，他接过我母亲的电话说，你还是要长志气，你要是特别优秀，对人家特别好，我不相信马丽会离开你！ 我想父亲说得是对的，可我不知为什么就变得特别焦躁，我大声说，从今以后我不要你们操心我的事了，我要一个人生活！ 挂了电话，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北京城里走了很久。我在想，我为什么会以那样的口气给我父亲说话呢？ （这篇小说的初稿，是我最初创作小说时的作品，语言还是那时的风格。后来重新修改过了。这篇小说曾获东亚文都小说大赛一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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