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是人说的，语言的根在民间。要想把北京话写活，不能绷着脸，不能玩儿纯学术。”——刘一达   自1978年起，刘一达陆续发表了小说、散文随笔、话剧剧本、纪实文学等80余部作品，其中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浓浓的“京味儿”。 “我是在北京的胡同长大的，亲身经历了胡同的改造和变迁，对北京文化的情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胡同文化早已渗透到我的骨血里，因此当我从事创作时，我所使用的叙事方法和语言，自然而然地会带有京味儿特点。”刘一达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北京的地方风物、人情规矩，对他的写作方向有着深远的影响。 明白晓畅、朗朗上口，是刘一达作品的特点，他也常在文章中提及“如果读者能找到跟作者面对面聊天儿的感觉，那作者就心满意足了”。 中国有声阅读特别制作刘一达京味有声系列散文，在声音中领略老北京的风物人情。 ▾ 点击收听 ▾ 作者 | 刘一达 演播 | 洪伯 该音频为中国有声阅读原创 四合院变奏曲 老北京关于住的地方，有句顺口溜儿：“贵不贵看瓦，富不富看砖，穷不穷看院。” 什么意思呢？ 您是不是贵族，看您住的房子是什么瓦就明白了。老北京房子上的瓦是有讲儿的，皇上住的紫禁城，是一水儿的黄琉璃瓦；皇亲国戚的府邸，是一水儿的绿琉璃瓦。高门大户的豪宅是筒瓦，一般老百姓的房子都是灰瓦。 通常规矩的四合院都是磨砖对缝，整整齐齐的，所以才有“富不富看砖”一说。 “穷不穷看院”是怎么回事儿呢？老北京居民住的院子，主要分为这四个等级，即府，宅门，四合院，大杂院。 清末民初，北京的房价不贵，一般的有点钱的主儿，都能住上独门独户的四合院或三合房。 只有做小买卖的，拉洋车的，干苦大累活儿的劳动者，因为买不起房子，才住大杂院。 那会儿的北京人买卖赔了钱，或者抽大烟败了家，一旦沦落到住大杂院了，那便是成了真正的穷人。 当时的大杂院，百分之百都是出租房。老北京专门有“吃瓦片儿”的人，房主买个十几间房的院子，自己住两间，或者自己单住一个院，剩下的房出租给房客。 房主靠每月房客的租金过日子。当然，租房住的主要是社会底层的人，做什么的都有，所以才有这个“杂”字。 其实，京城最早是没有混居的大杂院的，您去过农村吧？村里的农民有大杂院吗？没有吧。 农民住的都是一家一户的院子，甭管院子大小，房子高矮，都是自己房自己的院。当年北京城的居民也是这样，这种格局一直到清末民初才被打破。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说的、看的、住的大杂院，是在清朝末年才逐渐形成的，之前，京城几乎没有大杂院。 那会儿，北京人主要是住的四合院，当然，四合院在北京话里是一种广义的说法，或者说它只是“院”的概念。 说是“四合院”，但并不标准，可能是三合房，也可能是两合房，甚至可能是三间房子的一个院。 在四合院没有成为大杂院的时候，北京人是以四合院引为骄傲的。  有人考证京城的四合院始于十世纪的辽国，北京是辽国的南京，当时叫析津府。 虽然辽国以游牧民族的契丹人为主，喜欢住帐篷，但那是在草原，在都城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自从辽国的圣宗耶律隆绪与宋真宗签订“澶渊之盟”之后，国风渐渐汉化，南京（即北京）人住四合院自然就顺理成章，跟帐篷相比，当然人们更喜欢四合院。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四合院并不是北京人发明的，或者说是老北京人的“专利”。最早的四合院可追溯到西周时期。 考古发现，“陕西岐山凤雏西周住宅遗址”就是典型的中国合院住宅，虽然不是“四合”，但“天人合一”的理念，“合”的院落形式已经有了。 西周以后，随着人们对居住舒适度的追求，以及筑屋理念的进化，合院的布局才逐步形成“四合”的样式。 四合院的构建渗透着古代宗法制度观念与《周易》八卦的风水学说，从文化的角度看，四合院与西南各地的穿斗廊楼，西北高原的屋台洞窑，少数民族的土筑石舍、毡房篷包，江南水乡的河街架筑、怡水敞轩，皖闽湘赣的青砖素墙、窄巷高垣，形成了不同的建筑风格和文化气息。  老北京的四合院，跟其他地方的有所不同，因为首都是首善之区，又是在天子脚下，所以更重视规制的严谨和等级的规范。 北京的四合院布局严整，院落敞亮，东南西北房，长幼有序，各居其室，老家儿（父母）住正房，晚辈儿住厢房或南房。院子有砖墁的十字甬路，通到各屋，街门都在东南方的“巽”位上。一般都是清水脊的门楼，两扇对关的街门，旁边两方石礅为上马石。 讲究点儿的北京四合院，有两进或三进之分，进门有影壁，二门是垂花门，院子有回廊，房子磨砖对缝，黄松木架，风火双檐，上支下摘的窗户。 院子里栽的树是“金玉满堂”，即柿子树、玉兰、石榴、西府海棠。 夏天，在院子高搭上天棚，构成天人合一的景色，即所谓的“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老北京的四合院，真是让人回味无穷。 远了甭说，直到清朝末年，北京人没为住房问题嘬过牙花子。据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介绍，曹雪芹他爸爸在江南当官犯了事儿，纱帽翅儿丢了，还被抄了家，回到北京，皇上赏给他十七间半房作为安身之所。 一个犯了罪的人，皇上还赏他十七间半房。您咂摸咂摸那当儿京城的房子富余不富余吧？  老北京的城区，特别是东西城，四合院像撒芝麻盐儿。那会儿的房子，一般都挺规整。当时京城人口少，住房并不是费神的事儿。 北京的大杂院最早出现在外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别说买不起四合院，有的连租房住都租不起。怎么办呢？ 有道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饿都饿不死，没住的地方怕什么？ 这些无家可归的穷人，只能在坛墙根儿或城墙根儿，像鸟儿筑巢垒窝一样，用捡来破砖破席头，自己搭个小窝棚先猫着。好赖这也算有了遮风挡雨的“窝”。 接下来，他们会一点一点儿地再拾掇这小窝，由窝棚变成碎砖搭的小房。由一间扩展到两间三间。再由小房扩展成小院，由一个个小院，逐渐形成一条条小胡同。 南城、北城等城根儿，还有天坛、地坛等坛根儿的胡同大杂院，就是这么形成的。所以，老北京住城根儿和坛根儿的人家最穷。 当然，老北京的大杂院形成比较复杂，除了自己盖的小院演变成的以外，还有原来的寺庙、兵营、大车店、甚至妓院，后来住进了人，逐渐演变成了大杂院等等。 老北京的寺庙比较多，那会儿有“三步一庙”之说。当然这有点儿夸张，但到新中国成立时，北京登记的寺庙有三百多，自然庙的大小不一样。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开展破除封建迷信运动，除被列入古建保护的知名寺庙道观外，许多寺庙被“废除”，庙产归公，或建成小学校，或住进居民，变成了大杂院。 有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穷与富也是在相互转化的。别瞧他广亮大门的四合院住着，没准儿过不了几年，就倾家荡产，住大杂院去了。这种事儿在老北京司空见惯。 有人说，人是“活”的，北京的四合院是“死”的。事实上，这句话是错的，人是“活”的，北京的四合院也是“活”的。 因为四合院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主人的变更，它也会发生分化瓦解，甚至最终成为大杂院。 北京的许多大杂院，就是由原来规矩的四合院演变而成的。 北京四合院的演变，主要受时局的变化，新旧政权的更迭，以及大的政治运动，还有城市的改造和变迁等几个方面的影响。这种演变在“文革”期间最为明显。 “文革”不仅让传统文化受到毁灭性的破坏，而且对北京四合院也造成了历史上少有的肢解，许多四合院经过“文革”的“洗礼”，变成了大杂院。 以我亲身的经历来说吧，我从小在我外祖父家生活，我外祖父住着两进的三合院，当时这个院只有我们一户人家，三世同堂。当然房子是私人的，房产主是我外公。 “文革”开始后，所有私房一律“公有”，一点没商量。我外公的祖父做过大官，在老家又置地又建房，是远近闻名的富足乡绅。这种家底肯定是革命对象，“文革”开始后，外公就被红卫兵抄家，紧接着就被轰回老家。 很快，院里住进两户工人，没多久，又住进两户，四合院就这么变成了大杂院。 一年后，我外公从老家回到北京，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只好住到我们家，之前，我们家已搬到了大杂院。 这种情况在“文革”期间太多了，我所住的胡同就有四家，由原来的独门独院，后来变成了大杂院。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朝阳门外红庙西里小区宿舍楼，拜访了著名红学家周汝昌。 周先生对北京的大杂院感慨万端，沉思着对我说：“京城最早的民居，是单细胞的四合院。大杂院的出现，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或者说是向现代化住宅发展的过渡。” 周先生告诉我：“我原先住在东城的北竹竿胡同，那个院本来是夏衍的，原本是非常规矩的四合院。'文革’时，他挨整受批，住进了牛棚。原来的院子前后住进了八家，一家住改为八家住，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 北京大杂院的特点是杂和破。不过，这个“杂”与“破”也与“文革”有关。 说老实话，直到“文革”前，北京的四合院，基本还都“四合”着呢。别看有的院子住着几家或十几家，叫大杂院，其实并不“杂”，因为院子的格局并没变。 人们在一块堆儿“杂居”，宽也罢，窄也罢，轻易不动砖动土，张罗着扩建，也没有擅自“改造”四合院的想法。住着不可心，您可以换房住，但不会擅自“拆改”。这就是老北京人规矩的一种体现。 但是，到了“文革”，当那些传统的老“规矩”被打成了“四旧”，人们的行动也变得无法无天了，别说拆改院子了，您住得好好的自己的房子，都可以抄你的家，让你“滚蛋”，在院里盖间房算什么？ 要不怎么说“文革”是一场“浩劫”和“动乱”呢？特别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人们借搭防震棚之机，拉开了在院里私搭乱建的序幕，完整的院落纷纷被蚕食，原有的公共空间被肆无忌惮地侵占，而且没人敢管。 七八年的光景，老北京的四合院，就被折腾得面目全非。昔日夏天搭天棚，种花养草，大人们喝茶聊天，孩子们游戏的院子空间，便被私自搭建的房子“填满”。 有的院子，别说种树养花，连推自行车都要侧身，晾晒衣服都没地方了。 到上世纪80年代，谁要想在京城找个像样儿的四合院，比老北京人上街捡煤核儿都难。到这会儿，四合院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大杂院。  北京有句老话：东贵西富。东城区被列为国家、市、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四合院有六十多所。 当年我采访胡同时，东城区的文物管理所的头儿对我介绍：“即便是文物保护单位的四合院，原有格局一点儿没动的也不多。拿东城来说，基本保持原貌的四合院几乎没有。” 他的说法，在我采访中，得到了印证。 在我采访的上千个北京大杂院里，最大的大杂院就是东城区内务部街11号院了。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个大杂院，居然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其实，这个院在《京师坊巷志稿》都可以查到，它是乾隆时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的府邸，明瑞死后，此宅被他的子孙世袭，成为公爵府。民国初年，这个宅子被盐业银行的经理岳乾斋买下，成了岳乾斋的私宅。 北平解放前夕，岳乾斋跑到台湾，这所宅子空了下来，解放以后，成为解放军总政的临时办公地，后来总政搬走，这个院子变成了家属宿舍，以后逐渐演变成了大杂院。 这所宅子在没有成为大杂院之前，是一座设计和构建独特的四合院，这种四合院目前在北京属于“独一份”，它是由三进并独自延伸、但彼此又相通的院落组成。 这三组院落又分为五六个小的四合院，可以说是大四合院套小四合院，中间和两边有三个花厅和游廊。 院子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带假山和亭台楼阁的花园，堪称是北京四合院的代表作，难怪它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我的一个朋友住在这个院，所以对这个院比较熟，但最初进这个院时总是迷路，因为大院套小院，每个院又很相似，走着走着就转了向。 每次进这个院，我都未免生出许多感慨，因为当年这座那么深幽灵秀的清代宅院，如今已被私搭乱建的小房和四处堆放的杂物，弄得面目全非，望着断垣残壁、塌陷的石阶和苍然的古树，能够体味到这所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老院子的沧桑。 老院子后面的花园，现在已经成为陈迹，原址上建了两栋灰砖三层小楼，假山上的亭子被安上门窗，成了居委会的办公室，旁边是锅炉房，有一个很高的大烟筒。当年，姜文拍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在这儿取的景儿。 我的朋友的母亲跟大院居委会的康大姐比较熟，康大姐带着我在院里采访了几位老住户。她告诉我，现在这个院住着一百七十一多户，大约有五百多口人，分布八十多个工作单位。五百多口人的大杂院，在京城真是太少见了。 像老北京的任何一个大杂院一样，看着不起眼，却藏龙卧虎。这个院也如是，康大姐告诉我，这个院住过将军梁必业，也住过军旅作家王愿坚。 出了主院，康大姐指着后院接出一截的两间南房，问我：“你知道这是谁的家吗？”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 “这是姜文的家。”康大姐笑道。 “哦。真的吗？” 康大姐对我说：“姜文的爸爸原来是总政的，他和他弟弟姜武从小都是在这两间房长起来的，” 我恍然大悟，难怪姜文拍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会选择后面的那个大烟筒。 “他小的时候，常上烟筒那儿玩。”康大姐说。 她还告诉我，在这院里见过刘晓庆，那是她跟姜文一起演电影《芙蓉镇》的时候。姜文是住这个院时出的名儿，当然现在他和父母早就不住这个院了。 说北京的大杂院藏龙卧虎，真是一点不假，就是康大姐带我在内务部街大院采访那天。出了大院，迎面碰上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大姐，看上去有六十多岁，身子骨儿很硬朗。 康大姐对我介绍，这是内务部街的居委会主任。主任非常热情，邀请我到她家坐坐。 主任家在这条街的西口路北，是一个很普通的大杂院，她带我进了里院，引我进了她的家。 她家是两间北房，房子很普通，屋里的陈设也很简单，但很整洁，看的出来主人是个利落人。 她把我让到沙发上坐下，转身给我沏茶。这时，我发现迎门的柜子上有个合影的照片，我细看了看，发现上面有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孟学农。 我忍不住对这位居委会主任说：“你们居委会的工作搞得不错呀！连副市长都接见您了！” 老主任听了我的话，抿嘴笑道：“他呀？他是我儿子！” 原来这是北京市副市长的家。您说北京的地面儿水有多深吧！  说实在话，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谁没住过大杂院？解放前，北京有几座楼房呢？有，也得在前边加个“洋”字，自然跟一般市民无缘。 有人说北京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都是从大杂院里派生出来的。这话不假。过去北京人就生活在大杂院里嘛。 老作家萧乾这辈子走过不少国家去过不少城市，可是甭管走到哪儿，也忘不了北京的大杂院，忘不了一到下雨，和面的瓦盆、搪瓷脸盆甚至尿盆在小屋接雨时奏出的交响乐。 大杂院的魅力在于它的文化氛围。老舍先生是在大杂院长起来的，他的《四世同堂》也好，《骆驼祥子》《龙须沟》也好，写的都是大杂院里发生的事儿。 他去过英国，去过美国，可是他说：“不管我在哪里，我还是拿北京作我的小说的背景，因为我闭上眼想起的北京是要比睁着眼看见的地方更亲切、更真实、更有感情。”您听听他对咱北京爱得有多深！ 《四世同堂》是他在重庆和美国写成的，但是他对“小羊圈胡同”的大杂院，描写得那叫具体。敢情小羊圈胡同就是新街口附近的小杨家胡同，这条胡同的八号院，是老舍先生的出生地。在《四世同堂》里，它成了祁家的院子。 大杂院留给老舍的印象太深刻了，他说：“它们是自自然然地生活在我的心里，永远那么新鲜清楚，一张旧画可以显得模糊，我这张画的颜色可是仿佛渗在我的血里，永不褪色。” 著名京味儿作家陈建功是我的老朋友，他曾经说过：“离开大杂院，我简直写不出东西来。” 他所说的大杂院，显然是大杂院所浸透着的市井文化。他最成功的作品是写大杂院的京味小说。尽管他已然由大杂院搬进了楼房，可时不时还要到大杂院走走，寻求创作灵感。 当年，我采访周汝昌先生时，他对北京的大杂院是持否定态度的。可他的女儿却笑着对他说：“大杂院那么乱和破，为什么当初让您搬楼房住的时候，动员了您两年，您才肯挪窝呢？” 周先生沉吟道：“情感，情感呀！” 您瞧北京人对大杂院的心态够多复杂？我曾在采访周先生后，专程到他住过的东城区北竹竿胡同113号院，看了看周先生住过的房子。 那是一所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但已然被东一个西一个接出来的小房，几乎占满了院子的空间，院子原来的格局早已经看不出来了。 周先生住过的房子，已经换了新的主人，门框和窗棂的红漆早已退了色，廊柱上贴着两年前的春节，周先生写的一副对子：“五风十雨皆为瑞，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是否能描画出住过大杂院的人的一种心境呢？是的，不管院子里的房子是不是漏雨，院子里的住户眼睛里却到处春天。北京人历来是随遇而安的，甭管住高楼，还是住大杂院，都能找乐儿。 北竹竿胡同六号称得上是典型的大杂院了。院子最初紧贴从前朝阳门城墙的墙根儿，就是我前面说的城根儿房。 据从小在这院长大的张连成老爷子说，早先这儿是个大空场，后来一个捡破烂的在此盖了几间小房，再后来煤铺掌柜的在边儿上堆了许多煤，以后成了大车店，后来，又改为卖鸡蛋的小市，再后来成了大杂院，左近的人都叫它“鸡蛋大院”。 当然，在我采访完的两年后，这一带的胡同都拆了，这个“鸡蛋大院”也没了，现在这里已经建起了金融大厦。  记得我采访这个大杂院时，院里住着七十一户，小房盖得大院套小院，小院套胡同，过人都要侧着身。我在居委会两位主任的陪同下，探访了院里最老的住户谷老爷子，他那年78岁。 老人说：“我从十岁就在这院住，赶了一辈子大车，眼下儿女都大了，我跟儿子一块堆儿住。” 我猫腰进了他住的小屋，太黑，白天都要点灯，两个大鸟笼子迎门，“百灵”在里叫得正欢，床上狗皮褥子上摆着一对铁球，电视里播着京剧。 “挺好，这日子我挺知足！”老爷子皱皱巴巴的脸上裂开笑纹。 一位胖乎乎的大嫂凑过来道：“甭瞅院子乱，日子过得都挺和美，街坊四邻谁家有了难处，各家都能伸把手。这不，头些日子电线老化要增容，大家伙儿都自动掏腰包。” 胡同拆迁时，我又去了一趟，见到了这位胖乎乎的大嫂，她说：“别瞅住的这个大杂院这么破，真拆迁了，大伙儿还舍不得走呢。” 您说这大杂院有什么可留恋的呢？北京的大杂院，我住了有十多年，闭上眼睛，大杂院的场景就能浮现出来：碎砖烂瓦破油毡，高矮不齐的小房，搭得没有站脚的地方，赶上下雨，屋里漏雨，院里成了河。 全院十几户人家，只有院里的一个自来水龙头，水池子既淘米洗菜，又洗衣服涮尿盆，夏天还有人家在里头泡西瓜，冬天家家轮着每天“回水”，不然就会把水管子冻裂。 院子倒是“开放”型的，谁家有屁大的事儿都得在院里曝光；户与户只隔着一堵墙，有的只隔一层木板，家里那点事儿，一点儿不糟践都到邻居的耳朵里。赶上好事儿，您还能仰起脸来；碰上坏事儿，得，擎等遭白眼珠儿，或让人戳后脊梁骨吧。 提起大杂院，年轻点儿的有几个不皱眉头的？不是实在没办法绝不会在这儿窝着。可是在上岁数人的眼里，大杂院却另有一种情感。您觉得住着窝憋不是，他却感到亲热。老北京人的古道热肠有时真让人咂摸不透。 其实，大杂院最让人念念不舍的不是简陋的房子和破败的环境，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浓浓的人情味儿，这种人情味儿是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 进入21世纪，首都的城市改造和建设速度日新月异，北京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随着一幢幢高楼的拔地而起，大杂院将要成为历史陈迹。 当北京人告别大杂院，搬入新楼时，对生活了几十年的大杂院总会含有一种留恋之情，它像咱北京的“二锅头”酒一样，味儿那么醇厚浓烈，这种韵味儿是在楼房里找不到的。 知道这一点，就会对一些海外游子故地重游时，放着高级宾馆不住，宁愿住大杂院的心情就不难理解了。也许他们是在寻找逝去的大杂院的情怀，重温大杂院的那种醇厚的京味儿。 只有离开的东西，我们才会觉出它的珍贵。 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只能从记忆中去寻找北京的大杂院了，在文物保护单位去重温大杂院的脉脉温情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