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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Shiki 即便是古代的帝国，也有地方自主权强弱之分。与大清的流官相比，德川幕府的地方大名施政自主权要强大得多，所以当德川幕府的财税制度陷入失败时，他们纷纷改革藩政，竞争的状态下产生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渡过了危机，而不像大清的地方官只能坐视危机到来。不过，这些藩政改革的背景，却是德川幕府负责任的金融制度在托底，江户幕府的幕藩体制着实被低估了。  提到明治维新的财政，很多人都知道大久保利通的“殖产兴业”。但是殖产兴业是作为藩财政政策移植到中央的产物，最直接的模板并不出自大久保的故乡萨摩藩。 一切要先从1858年说起，这年福井藩主松平庆永聘用了熊本人横井小楠成为藩校教授。 横井国师认为，藩厅应该起表率作用，收编地方上的豪商，对藩内物资进行垄断经营，既可以避免私人流通混乱带来的损耗，又避免官府直接入场增加成本，破坏官民关系，然后以无息贷款给小产业主提供本钱刺激交易活力，再通过外贸和印发纸币解决商业流通，等到市场流通起来，那么像紧箍咒一样困扰江户时代的物价危机也就不足为虑了。 正所谓“正金融通自如，则物价之贵不足忧，上下之便利未有逾此者”。 落实国师丰满理想的则是改革派藩士由利公正。他按这套蓝图带领商人们进行统筹、统卖、贷款、印钞，很快就解决了藩政危机，藩产量达到500万两，收入50万两正币，把札所金库的地板都压坏了，原来为了促进流通而超发的藩札随着正币的增加，成为了真正有流通价值的货币。 藩政改革起家的由利公正 由利公正对此很自信地认为，照着这条路子，只要各藩合作，共同经营，“日本必将腾飞于世界”。福井藩改革成功地引起了土佐大佬坂本龙马和朝廷公卿岩仓具视的注意，经过一番引荐，由利公正1867年当上了金谷出纳所的经理，这时离明治维新还有1年。  穷到不行的倒幕双方 由利公正的新东家萨长政府此时刚刚夺权，德川幕府在外手持1万幕兵虎视眈眈，前脚刚从大阪豪商和铸币厂手上征收13.5万两的公务费。萨长政府后脚为了讨幕，不得不再次勒索京阪商人上缴羊毛。 为了自保，小野组主管西村勘六带头捐款了1千两，联合大阪15家豪商一共筹集起15万两作为东征军费，庆祝王政复古，靠着这笔钱，新政府军才得以从鸟羽伏见支撑到箱馆战争。 倒幕战争的双方都穷得叮当响 付出也不是没有回报，出了大头的京都羊毛御三家三井组、小野组、和岛田组成为了金谷出纳所的“为替方”，负责明治政府的金融兑换业务，为早期日本银行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是后话。 即使如此，新政府依然焦头烂额，第一年度的财政支出达到收入的8.3倍，到第二年度支出仍然是收入的4.4倍。 据《明治财政史》统计，整个戊辰战争相关的支出高达888.9万日元，太政官制推行以后，皇室开支日常需要30万两，太政官开支达到25万，倒幕和佐幕双方用于外交的费用也以年度10万为计。 给孝明天皇办1周年祭的时候，政府连钱都筹不出来。在明治元年一整年里，大阪商人总共只捐了10万两，江户商人连2万都捐不出，毕竟再凶残也不可能从蚊子腿里刮肉了。 兵荒马乱之际，被戏称为“800万石朝廷”的萨长政府实际上直接控制的仅有天皇名下的3万石地，京畿天领一带大部分土地仍然控制在德川家手里，既无法从农民地里榨出石油来，也因为盘子太小缺乏施展改铸货币换取利益的空间，幕府艺能对新政府来说如同杯水车薪。 藩政的成功靠的是幕府托底 穷尽前人之智后，由利公正从过去打理藩政时候的经验找到灵感，搞出了会计基金。所谓会计基金，就是通过政府信用，短期内向全社会富商募集大量资金，作为战争的军费，然后通过租米这种实物的形式日后返还应募者。 由于当时日本尚未完全货币化，实物兑付是可行的，而政府的会计总督又再三向豪商说明会计基金以国家信用为背书，与旧幕府御用金不同，有稳定的还款期限和贡租作为担保，还答应本息偿还后每年支付丰厚的永世禄作为追加报酬。 这样会计基金只征收了两期，再加上东征军沿路向各地富商借款，回报的数额就大大超出了预期，这笔借贷成为了日本近代国债的雏形。 会计基金算不得皆大欢喜，因为存在“还不上钱”的隐忧。新政府不仅可能会想办法赖账，而且会转移支付成本，负担则往往落在提供实物偿付手段的农业上面，农民成为了近代化最早被牺牲的阶层。 会计基金解决的只是应急问题，真正把藩政核心移植上来的，是发行纸币太政金札。 太政金札本身不具备兑换的价值。只是先期通过发行来刺激市场交易，促进产业的发展，然后将产出物资拿去外贸，换取真金白银，再填充市场，获得正币，用现在的话来说，十足的“凯恩斯主义”。 藩政改革家也许没意识到，藩作为地区性的政权，藩札超发实际上是靠幕府进行托底的： 藩厅可以很轻易通过专买专卖来赚取金银，可以轻易回收纸币，而不需要像幕府一样考虑“金银该从哪里来，不该到哪里去的问题”，藩厅并不需要过多考虑纸币超发对正币价值的影响，正币价值变动和国际汇率变动，造成的贵金属流失和外交压力，因为有幕府的缓冲，也不直接作用到地方；由于藩的盘子比较小，赚取正币来回收无本藩札也不难；如果藩札实在因为过于泛滥而无法继续使用，人们还可以改用相对有保证的幕府金札作后路，这一切作为负责任的江户幕府必须面对的压力，都是日本近代化初期诸多藩政改革家，乃至横井小楠这样的江户先行者忽略的。 当同藩的大山宗太试图教训他的时候，由利公正竟得意地说“用三千万戳子买天下，可喜可贺啊”。 太政金札能够实现在市场上的流通作用，完全是依托政府强大的权力为背书强制发行的。新政府一口气发行了4800万的太政金札，以摊派的方式贷给各藩发展实业，同时禁止金札与正币私自进行贴水，禁止各藩继续印制藩札，最后在官方监督下按1:1的规格兑换正币。 这一套政策，是为了避免流通行为受物价影响，脱离殖产兴业的轨道。然而市场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官札派发就会因为挤占市场导致本藩藩札贬值，引起地方产业凋敝，再加上各地流通能力不一，强行摊派的太政官札很快也跟着贬值了。 在流通能力最发达的京阪三都，100两金札也只能兑换40两黄金。因此民间藩士的激烈抵制不难想象，各藩在禁令下私发藩札者不在少数，用饮鸩止渴的方式避免经济崩溃。 就连政府内部的官僚，比如陆奥宗光、江藤新平、伊藤博文、井上馨、涩泽荣一都强烈反对由利财政，他们见多识广，深知西方国家的游戏规则。果不其然，在巴夏礼为首的外国公使强烈抗议下，日本政府不得不进行让步，宣布太政金札可以作为外商的税赋缴纳，放松管制。 在东亚很活跃的巴夏礼 大阪京库的洋商购入大量贬值的太政金札，按1两金札1两正币来纳税，因为金札贬值，日本的实际收入大大缩水。对此日本政府不得不继续让步，允许金札按市价兑换，主导权从政府回到市场和洋人手上，至此由利财政失败。这位明治财政的第一位主角仅仅干到1869年，就黯然退场。 由利公正自己的故事当然还没有结束，下台后他致力于兴办商业、教育民生，寿至1907年，不失为一代名士。 尽管由利公正存在思想局限，本心却不坏，在他起草的太政布告里，不乏“广贷民间、充实资本、涵养富国之源、不得直接充用为官资”这样的民本理念，故而不应以“胥吏”之类字眼一言蔽之。 另外，推广太政金札对于充当汇兑方的商人来说，是有长远好处的，此处暂且不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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