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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精神至上主义者

 人和月 2021-06-13

  展读《一个教书人的心史:宁宗一九十口述》时,不知为什么,注意到了这样的细节:

五十年代大鸣大放前,总支书记对宁宗一先生提醒道:“小宁,少说。”(P127)

文革时,一个工人师傅同样提醒他:“老宁,你别胡说八道!”(P208)

后来在入党前,也有人提醒:“小宁入党是好事,他这种性格,就像一匹野马,现在带上了'笼头’,以后说话要注意,做事要小心。”(P262)

这些提醒都是善意的,因为宁先生总是“快人快语”“口无遮拦”(P167),“说话高八度,直来直往”,(P261)免不了招来些是非。比如在学习最高指示时,他会冒出这样的问题:“'《水浒》好就好在投降’不太通吧,是不是应该是'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然后就被《红旗》的写作班子退回来了。(P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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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宁先生直接交往的机会并不很多,不记得他说过什么出格的话。印象中,他说起话来总是激情充沛,滔滔汩汩,却又能收放自如。面对这部近40万言的口述史,先是惊其洋洋洒洒,九十年风雨历程,尽在其中;转而又思忖,是不是存在有形无形的笼头,使他还有什么没有说出来的话?我猜是有的,在给我的微信中,宁先生就这样说:“这仅是个人生的框架,九牛一毛的故事。以良知为本,向读者真诚交代我的生活道路!其他,咱们只能作为背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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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口述时,宁先生说:“我人生的命运是跌宕多姿、起伏不定的。这跟整个时代、现实生活、家庭背景乃至我的性格等有密切的关系。恐怕当时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似乎就是更多了一些吧。……通过我的一些经历,不仅仅是诉说个人的悲喜苦乐,可能真的可以折射出社会变迁。”(P3)岂止可能,余生也晚,确确实实从中看到许多时代风云、人情世态。有些大事,以前略知一二,因了宁先生的口述,了解得更具体了;还有些则是以前并不知道的,比如我知道建国后有过许多运动,但不知道1951、1952年之交,还有一个“忠诚老实”运动,宁先生说:

我在“忠诚老实”运动的时候,还向组织交代,写出见过蒋介石这个情节。(P39)

所谓见过,其实就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来到北平,还是初中生的宁先生参加了群众的夹道欢呼。连这个也交代了,可见那运动真是深入人心了!宁先生说,因为这个运动,“提高了政治意识”,(P77)恐怕这也是一代文人从此摆不脱政治干系之始。让他可能没想到的是,这一交代材料在文革时还被人找了出来,变成了差一点和蒋介石握手了的“笑谈”。(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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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我陌生的提法是“两用人才”,即一方面是运动的对象,另一方面又还能教书、写东西,(P167)在受批判的同时,又被要求写批判文章。(P168)他说当时这叫“小修批大修”(P169)。对于这种情形,宁先生说:

我觉得我这个人,如果仔细地剖析,不知是没心没肺呢,还是麻木?我现在自己也很难有定性的看法。(P170)

而时过境迁,作为运动的对象,宁先生已没有太多的抱怨。对于整过他的人,并不怀恨在心,反而持宽容的态度。(P205)而对他曾批判过的老师,却反复表达了沉痛的忏悔和歉疚。(P144)这很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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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先生也有诙谐的一面。在荒唐的年代,一个士人如果不甘与世沉沦,多少会养成一点《儒林外史》式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吧,比如下面这一小段花絮:

我在干校是炊事班的,让我做饭。他们开玩笑说:“你没历史问题,不会给我们下毒药。”……我申请了几次要求去养猪场喂猪,我觉得喂猪更省事,结果呢,一直不批准。于是我就是“喂人”。(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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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先生的小说戏曲研究注重理论探讨,其中又有两个重要的学术追求,一是强调心灵史的研究,一是突出美学的研究。这两个学术追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都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强调心灵史研究,用宁先生的话说:“我是希望排除庸俗社会学、简单的阶级分析,否定实用主义,回归文学自觉,回归学的主体——人,写人的内心世界,写真正的人生,而不是用别的东西来套。”(P332)强调美学的研究,则是希望提升以往艺术研究长期停留在简单赏析的理论意识与水平。在此基础上,宁先生还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建立“心灵美学”(P333)

以我的肤浅,无法确认“心灵美学”的前景,但是,看了宁先生在此书《写在前面的话》,我对这样的努力充满了敬意:

文学教学,必须从始至终认识到文学是捍卫人性的。越是一个灵魂不安的时代,越需要文学的抚慰。

我是如此缓慢地认识到,文学真的是“软化”人的心灵的,文学最终是表达内心又回归内心世界深处的。……由此我才认识到,只要人心不死,文学就不会消亡。我和我的一代又一代学生都是站在这个基点上,共同探讨文学的,但这是我经过一个漫长的岁月才醒悟到的!(P3)

  从骨子里说,这是一个被文学理想主义浸淫的灵魂。用宁先生的话说,“我们就是要成为精神至上主义者——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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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句闲言碎语。第一次见到宁先生,是1985年他担任周月亮和我的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时,算起来已经36年过去了。当时,杨栋老师受朱泽吉先生委托,专门去南开大学迎接宁先生。杨老师在答辩前转达了宁先生对我们论文的肯定,我一直记着那一鼓励的话。宁先生应该也指出了我的论文不足,我却记吃不记打,忘了。

所以,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口述史的,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先要活到九十以上;二是好的、坏的事都记的,而且敢于说出来。

2021年6月12日于奇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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