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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中的犹太人 保罗·德曼 / 文 马丁·麦克奎兰 / 英译 孔锐才 / 中译 庸俗的反犹主义一厢情愿地认为“一战”后的文学现象是堕落和颓废的，因为它们被犹太化了。文学并不能逃脱这个简洁的判断：不难发现，一些在拉丁假名下写成的犹太的作品对于所有的当代文学来说是污垢的和邪恶的。这个观点带来了一个更为危险的后果。首先，它先验地侮辱了所有的文学，这些文学绝不应该承受这种命运。更进一步，如果我们同意今天的文学有某些可取之处的话，那将西方作家还原为仅仅是（和他们相异的）犹太文化的模仿者的话，那将是对西方作家颇为贬抑的评价。 犹太人自身散播了这样的神话。通常，他们将自己赞美为定义我们时代的文学运动的领袖。但事实上，这个错误有更深的原因。那个颇为广泛流传的信念——该信念认为现代小说和现代诗歌只是一种世界大战的洪水猛兽的产物——在犹太统占的话语中处于最本源的位置。事实上，由于犹太人从1920年开始在欧洲虚假、混乱的生存中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一部在这个氛围产生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需要拥有“被犹太化的”资格。 但现实却并非如此。看起来，美学的进化遵循十分有力的法则，即使人性被巨大的事件所动摇，美学仍旧继续它的运动。世界大战给政治和经济带来强烈的动荡。但艺术的生命却受到相对较少的影响，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东西是以前就存在着的事物的合理而正常的结果。 这点在小说中尤其明显地体现出来。司汤达（Standhal）的定义认为“小说是在公路上移动的镜子”，这个定义的内在法则仍旧统治着今天的文学类型。首先是谨慎地尊重外在的现实的义务。通过挖掘得更深，小说已经开始探索精神的现实。司汤达的镜子在漫长的路上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它担负着寻找小说角色的灵魂中最为隐秘的角落的任务。这些领域已经显示了自身是如此惊人地丰饶和富有成效，它仍旧构成小说家唯一的一个探索领域。 纪德、卡夫卡、海明威、劳伦斯（人们可以无限增添这个名单）——根据描写人物角色的方法——所做的唯一东西就是尝试去穿透生命内在的秘密。从这个特点看来，他们将自身设定为仅仅是一个继承者，只是在进一步追随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的现实主义美学，而不是一个破坏所有过去传统的发明者。 在诗歌的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看起来是最为革命的形式，如超现实主义或未来主义，事实上都与它们的正统的先驱者不可分开。 因此，人们可以看到，将当代文学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由二十年代独特的精神所制造的现象是荒谬的。同样地，犹太人并不能说是它的创造者，也不能对它的发展具有一个巨大的影响。当人们仔细地观察时，会发现这种影响是非常的细微，因为考虑到犹太精神的独特特征，人们可能会以为犹太精神会在艺术的创造中担当一个出色的角色：他们的崇智主义，他们吸收理论（却在面对这些理论时保持一种冷漠）的能力，似乎都是小说所要求的清晰分析力的那种宝贵特质。但虽然如此，犹太的作者总是次等重要的。就法国来说，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 弗朗西斯·德克鲁瓦塞（Francis de Croisset）, 亨利·杜威诺阿（Henri Duvernois），亨利·伯恩斯坦（Henri Bernstein）, 特里斯坦·伯纳德（Tristan Bernard）和尤利安·本达（Julien Benda）等都不是最重要的人物，他们也不是那些在文学类型上特别具有引导性影响力的人物。而且，这个观察会让西方知识分子觉得安心。他们能够在一个如文学一样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领域中不受犹太影响，这是他们生命力的证据。因为，如果我们的文明让自身被一种外来的力量入侵，我们应该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尽管有犹太人在欧洲生活的所有方面的干扰，但我们的文明通过保持一个纯洁的本源和特征，已经显示了它的本质是健康的。况且人们看到，关于犹太问题的方案[1]将会集中考虑建立一个远离欧洲的犹太殖民地，这将不会对西方的文学生命带来可悲的后果。西方的文学生命将会失去所有为数不多的平庸作家，并且会——像过去一样——继续根据它的伟大的进步定律发展。 《晚报》 1941年3月4日 注释： [1]尽管“方案”这个短语看起来是惊人的，但它却不是指大屠杀那个“最后的方案”——这篇文章的日期相对大屠杀早得很——它指的是1938年国际会议上讨论的关于难民的方案。该方案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计划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上重新安定从德国而来的犹太人。后来教皇庇护十二世、法国和英国的政府与希特勒讨论过这个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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