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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东籍爱国知识分子的抗日贡献 曾胜程 抗战全面爆发后，邵东籍的爱国知识分子纷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有的以自己的笔为武器，撰写歌曲、文章，宣传抗日思想；有的创办报刊杂志，号召人们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有的将培养抗战人才为己任，在艰苦的环境中兴办教育；还有的投笔从戎，亲自组建抗日武装，到战场与鬼子拼杀。其中贺緑汀战歌可抵百万雄兵，严怪愚笔挟风雷，熊冲培养学生铁血救国，刘馥研究日本政策、指陈抗日策略，姚赘我花甲之年组建抗日武装，赋咏《烹狗新篇》……邵东知识分子的爱国抗日壮举，名扬天下，展示了中国文化人敢于担当的风骨，体现了宝古佬不怕死、不信邪的血性，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书写了壮丽篇章。 贺緑汀：战歌胜似百万兵 贺緑汀是一位享誉世界的音乐大师，音乐是他抗战的有利武器。他用一首首脍炙人口、鼓舞人心的音乐作品揭露日寇的罪行，唤起国人抗日的斗志，激励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打败侵略者，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1年“9.18”事变后，日寇侵占我国整个东北，接着进犯华北。贺緑汀创作了《心头恨》、《囚徒的呐喊》、《谁说我们年纪小》等一批救亡歌曲，揭露日寇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唤醒人们团结抗日，齐心杀敌。 抗战全面爆发后，贺緑汀托人将妻女送回湖南邵阳，自己与一批爱国文化名人参加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在淞沪前线演出，激励将士们奋勇杀敌。后来，又奔赴南京、武汉及陇海铁路沿线与西安等地演出两个月，宣传抗日救亡。 1937年11月，演出队到达山西临汾城西刘庄的八路军办事处作短暂休整，受到八办主任彭雪枫将军的热情接待，为他们讲解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特点，并邀请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为他们讲解抗日战争的形势。贺緑汀耳闻目见，感受到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战士英勇顽强、机智灵活、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决定自己作词作曲，创作一首节奏欢快活泼、感情豪迈昂扬的歌曲来表现它。不朽的经典歌曲《游击队之歌》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这首歌，不仅把游击队员高超的本领、乐观的精神、坚定的斗志、灵活的战术、勇敢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把中共广泛建立抗日战线、以灵活的游击战，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思想方针和抗日策略通过歌声体现出来。这首歌，写出了战士们的心声、中华民族的心声，迅速传唱在各个抗日战场，回旋在大江南北，激励着前方将士和广大人民奋勇杀敌，发挥着巨大的精神作用，堪比百万雄兵。1938年元旦，贺緑汀亲自指挥，以“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第一队献给英勇的全体八路军将士”的名义，演唱了《游击队之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关向应、杨尚昆等八路军领导人，以及卫立煌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观看了演出。当时，没有钢琴、没有乐队，欧阳山尊就吹着口哨作为伴奏。这首歌赢得了全场轰鸣的热烈掌声。朱德赞扬“写得好”，将领们都说“战士需要这样的歌”，希望演剧队去部队教唱这首歌。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八路军名将杨得志即将率部奔赴前线，立马邀请演剧队去教唱《游击队之歌》。他下令：“唱会这首歌，就出发！”贺緑汀和演剧队员立即下到连队去教唱，唱得热火朝天，斗志昂扬。部队出发时，大雪纷飞，贺緑汀站在雪中，指挥将士高歌“我们都是神枪手……”为出征将士壮行。 贺緑汀深入八路军、新四军连队，和战士们共同生活、战斗，后来又辗转到了延安，充满着创作激情，先后创作了《干一场》、《保家乡》、《全面抗战》、《扫除法西斯》、《炮兵歌》、《骑兵歌》、《垦春泥》、《嘉陵江上》、《胜利进行曲》、《一九四二年前奏曲》、《日本的兄弟》等一首又一首抗日革命歌曲，成为激励战士、群众团结抗战的精神武器，发挥了巨大的战斗力量。在延安，贺緑汀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称赞道：“你的《游击队歌》好得很嘛！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严怪愚：笔挟风雷的新闻怪杰 抗战全面爆发后，时任宣传抗日的进步报刊长沙《力报》副刊部主编兼采访部主任的严怪愚，同范长江等一批热血青年记者，活跃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前线。 1938年春，徐州会战爆发，严怪愚作为随军记者来到徐州前线，受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的接见。台儿庄战役打响后，他跟随一位姓黄的旅长深入前沿胶着地带，在炮火中采访拍照，在战壕里谋篇成章。尽管弹片横飞，硝烟弥漫，但他毫不畏惧。一次，他在阵地上捡到一个炮弹引线管，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拨弄了几下顺手一扔，结果“轰”的一声爆炸了。他的右腿被炸得鲜血淋漓。替他包扎的士兵取笑道：“严书生，怪愚，名不虚传。好在你命大，不然早就报销了！”他却在逗趣中忘记了疼痛。 在前线的两个多月里，严怪愚写了十多万字的通讯报道，其中著名的作品有《陇海东线》、《凭吊台儿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新的长城——黄河防线》等，以饱蘸感情的笔墨，揭露日寇的野蛮行径，讴歌浴血奋战的将士，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8年“文夕大火”后，长沙《力报》迁到邵阳，改称邵阳《力报》。严怪愚成为《力报》主导和核心，秉着“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办报宗旨，积极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大量采用、刊登“国新社”和解放区的稿纸，并且刊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激励国人的抗日热情和信心。《力报》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极大关注，徐特立每期订8份寄往延安，周恩来也赞赏严怪愚和《力报》。 1938年12月，汪精卫潜离重庆飞往越南河内，在那里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主张“与日本交换诚意”，以“和平谈判结束战事”。次年3月，又与日本首相签订《汪平沼协定》，公开卖国投敌。当时，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害怕丑闻外传，下令封锁消息。重庆各报虽略知内幕，无奈当局淫威，只能暗中议论与观望。范长江将有关材料转给严怪愚，希望他在《力报》发表出来。严怪愚看完材料，愤怒地拍案而起。当晚，他就写出《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稿，加急发回报社，第二天（1939年4月7日）立刻见报。消息既出，全国民间报纸纷纷转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严惩卖国贼。重庆当局十分尴尬，蒋介石下令严查。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更是惶惶不可终日。纸终究包不住火，半个月后，国民党当局只能改变态度，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中央社和各报都纷纷报道这一丑闻。 1939年秋，桂系军阀大肆吹嘘广西是抗战“模范省”，有“国防强大”、“建设繁荣”、“道德高尚”三大成就，欺世盗名，为他们巩固和维护割据势力大造舆论。严怪愚经过调查采访，发现事实真相，写了《草色遥看近却无》一文，揭穿内幕，并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抨击。白崇禧非常恼怒，意图报复严怪愚。 1940年，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5月，早已把《力报》和严怪愚看成眼中钉肉中刺的薛岳，趁机以“言论荒谬，内部复杂”为由，下令查封报馆，逮捕严怪愚、康德、冯英子3人。 严怪愚经多方营救出狱后，先主持衡阳《中正日报》，后在沅陵创办《力报》，均因坚持进步立场被国民党当局嫉恨而无法正常营运。1945年1月，严怪愚又与冯英子等人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仍坚持一贯的办报立场，赢得“湘西新华日报”之美誉。1945年8月，芷江受降时，严怪愚以著名记者的身份参加采访报道。 抗战期间，严怪愚坚持进步立场，以挟风雷之笔，撰写、报道了许多鼓舞国人奋起抗战的文章，堪称书生报国的楷模。 熊冲：以“铁血救国”为己任的教育家 熊冲（1893—1944），邵东廉桥人。著名的教育家、气象学家。 1929年，熊冲看到列强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抱着教育救国兴国的信念，在南京发起创办三民中学。学校得到不少国民党元老和政要支持，胡汉民、于右任、蒋介石、邵力子、朱培德、陈果夫、陈立夫等11人担任校董，他被推选为首任校长。学校设初中、高中，男女学生兼收。 针对国难当头的形势，熊冲把培养大批的救亡兴国人才作为办学最高目的。他将“养成革命人格、发扬民族精神、训练民权生活、陶冶民生实力”作为教育要义；“有铁的纪律、血的精神的民族，用黑铁与赤血，抵抗侵略，保卫国家民族，以实现三民主义，达到世界大同的铁血政策”作为教育策略。校训为“公诚毅朴”，他亲自设计的校徽图案是一本翻开的书本上交叉放置一支枪和一把锄头。他主张对青年进行“复兴中华文化”和“中华魂”的教育。他要求学生在学问上接受“知识、人格、体魄、政治和生产”的五项训练，习惯上养成“早起、节俭、慎言”，培养“创造、独立、牺牲、茹苦、耐劳”五种精神。基于这些理念，熊冲聘请一批爱国的优秀教师执教。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9月20日夜，国民党政府作出了“依靠国联调停，避免事态扩大”的不抵抗错误决策。东北军退驻关内，日军侵占东三省。熊冲极其悲愤，率全校师生500人向国民政府请愿抗日。而后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全国性的爱国学生运动，支持、响应熊冲的爱国行动。鉴于这次爱国学生运动规模空前、声势浩大，国民政府一反常态，采取了容忍态度，蒋介石多次接见了请愿学生代表并与之座谈。在国联限令日军撤兵日期的第二天，熊冲组织三民中学师生60人，校外各界人士20人，成立“三民铁血救国团”，号召出关作战，熊冲亲任团长，决心以死报国。1932年1月29日，经过一个月军训的铁血团在北平天坛誓师出发，万众壮行，场面悲壮。“铁血团”出关后活动于长白山、黑龙江一带，积极动员民众，宣传爱国抗日大义。后来又加入第四路义勇军，熊冲被聘为该军总参谋长。铁血团和义勇军并肩作战，在水口、药王庙等地与日军交锋，参加了凌源战役和绥中争夺战。他们在冰天雪地的前线抗战数月，艰苦困难可想而知。熊冲及其领导的“铁血团”以身救国的壮举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爱国抗日的信心和决心，影响巨大。 1937年，上海沦陷，熊冲将三民中学迁到邵阳城内沙井头复课。为避日机轰炸，又迁至邵东流泽乡，借曾氏宗祠上课。1942年，在廉桥柑子山新建校舍。1943年，日寇第四次进攻长沙，学校又迁到隆回金潭乡石湾村。1945年9月，日本战败投降后，熊冲的弟弟熊梦将学校迁回廉桥。抗战八年，熊冲的三民中学六易校址，历经艰辛，辗转万里，可见熊冲培养救国人才之决心。 熊冲不仅要主管学校行政，还亲自上讲台授课。他处处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他常黎明即起，且亲临学生寝室，遇有贪睡者，便厉声喝道：“还不起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亲自抽查学生作业，狠抓学生功课和纪律，每节上课铃一响，他就站在操坪看学生是否进入课堂，然后亲自到每间教室查看点名。在廉桥建校期间，他利用上劳动课时间，带领学生搬抬木料，挑运砖瓦，累得汗流浃背。抗战时期，物资紧缺，学校生活条件差，米糙而夹沙，菜也少油。熊冲在学生开餐时，给他们讲述前线将士抗战的艰辛，教育大家学会吃苦，以适应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同时，他还在食堂墙壁上张贴“前方将士流血流汗，后方粗茶淡饭就是幸福”之类的标语。熊冲非常注重学生的军事训练，请优秀军事教官上军训课，还开展野外演习。熊冲要求学生认真刻苦训练，学会军事本领，以便毕业后打击侵略者。 熊冲献身教育，一心培养救国人才的精神和作风，使全校师生无不对他敬重有加。 由于熊冲殚精竭虑，操劳过度，导致健康受损，1944年3月的一天，熊冲在上课时突然中风而离开人世，年仅51岁。遗憾的是，他没能亲眼看到日寇被打败，赶出中国的那一天。 熊冲创办的三民中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报效祖国的优秀军政、学术人才，其中不少抗日英烈。如徐竟烈士，参加“三民铁血救国团”，出关抗日，后转赴延安，担任新四军民运科长，被日寇抓获后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被推入狼狗群中活活咬死。赵策烈士，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时年仅25岁。张义声，参加陈纳德将军的中美空军团，驾B-25轰炸机在中、印、缅战场对日作战。 刘馥、姚赘我、刘校书等人的抗日事略 辛亥革命元老、民国初期的内政总长刘馥，因不满当时的独裁统治，退出宦海，不问政事，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东北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他致力于对日策略的研究，与东北义勇军、抗日联军保持联系，经常筹款资助抗日爱国活动。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派人接她到南京商讨对日策略问题。他先后三次与蒋介石长谈，指陈抗日策略，使蒋介石坚定抗日信心。 花甲老人姚赘我，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担任过湖北嘉鱼、广济等地县长，力主抗日。因不满当局政府抗战不利，愤而辞职，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1944年9月，日寇侵占了邵阳，他回到老家保厘乡任乡长兼自卫队长，领导乡亲们抗日保家。他组建的自卫队虽然只有40多人，但纪律严明，并编有《游击歌》，选任从衡阳保卫战负伤返乡的机枪连连长王峥嵘为队副，带队抗击日寇。仅一个月就接连5次痛击日寇，其中一次阻击200名鬼子，毙敌18名，伤10余名，活捉翻译和4名鬼子。特别是他还将抗战事迹写成诗歌，汇编成《烹狗新篇》，被百姓广为吟诵、传唱，堪称史诗。 早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刘校书，已在日本工作、成家。中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告别妻儿，只身回到祖国，体现了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 【作者简介】曾胜程，邵阳县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世界汉诗协会邵阳分会副会长，邵阳市诗词协会、楹联学会常务理事，邵阳市政协文史研究员。著有《联话中华五千年》、《邵阳儿女抗日风云录》，主编《邵阳文库·蔡锷集》、《名人眼中的蔡锷》、《蔡锷诗文集》。 感恩作者授权 绿 汀 文 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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