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谣》上市有一阵子了。 这段时间，这本书的口碑从文学圈开始，缓慢而有力地触达更多的阅读群体。起初，是评论界的齐声盛赞，后来，是读者们的争相传阅。从最初好奇“王尧是谁”，到后来书友们的互相问询“你读过《民谣》了吗？”这样一本纯文学作品能有这样润物细无声的力量，译林君是非常感动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与《民谣》相逢的起点，读一读阎连科老师对这本书的长评，感触一下，什么是“重筑小说的根基”，什么是“用语言挽救语言”的力量。 阎连科：我读《民谣》 一个当红的批评家呕心沥血，悄悄写了部长篇小说，突然发表在中国最好的文学刊物上，这没有什么值得惊奇和喜悦，因为那个刊物经常发表无名作者的好作品。这也才是那个刊物的好。那部名为《民谣》的长篇，作品在没有定型前，其实已经片片断断地在一些朋友圈中流传与阅读。 作者像一个热切创制手工的孩子样，在他的创制没有完工前，便兴高采烈地把他创制的一些部件和碎片，捧在手里献给他的亲人和亲友，这不仅让人体会一个孩子的单纯和美，也让人体会同仁伦理的温暖和私秘。如今去回忆那些捧读碎片的惊喜和意外，都多少相似地像阅读“手抄本”的一种激动窃喜样。 到底那个创制手工的孩子长大了。 到底那近二十年的创制成为疲劳、搁浅、甩开、思念、捡起和再放下与再捡起，反复如布恩迪亚上校把自己关在屋里没完没了地炼金和做制小金鱼。即便在终于的一天里，上校茫然地从那间充满实验的小屋走出来，宣布了他的失败和无奈，那么布恩迪亚上校那一生，对我们来说不也是值得敬畏的一生吗？不是他的家族和经历告诉我们说，人类不只有一个《创世纪》，马孔多的起源、创制和发展，乃至于在飓风中飘飞与消失，也都是一个新的创世纪。 《民谣》当然不是《创世纪》或者马孔多，但读这部作品时，它却总是让人——让我去想文学在创立之初那些小说的根基是什么，有哪些，它在过去是什么样，今天又是什么样。甚或说，一个深知文学来源的人，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反反复复去磨缠一部不算恢宏的长篇小说写作时，他的犹豫、停滞和搁浅，可能与他的才华和写作经验都无关，而是在面对小说原初的根基问题时，他被那些“老、远、旧”的文学问题与小说现代性的矛盾所困惑。是这种困惑让他把小说的写作断断续续停下来。是他对这些困惑的重新认识让他把搁下的写作重新拾起来，并最终获得了对小说根基问题的再识、重塑与追筑的尝试和努力，才完成了今天这部《民谣》之写作。  用语言挽救语言 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这是《民谣》小说的开头。如果《民谣》可以得到广泛的阅读并“流传”，这个开头会如“许多年后……”和“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以及“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样，成为经典的开头而被人们记忆和念叨。因为这个开头不仅属于语言和诗，而且还饱含深意的想象，开启了每一位读者面对现实与历史诗意眺望的窗口。 “ 我一边吃药，一边想起去年春天的下午，想起那把洋伞，想起白胡子老人说的我不熟悉的地名。我对村庄之外的许多向往，都贯穿在我对那个地名的猜测之中。我会想起墓地、地平线、大礼堂、井巷，想到遥远的北京、上海和新疆，想到河水、蛇、船、鱼、荷花和虾，那个同样遥远的天安门，也常在我眼前晃动。 雨水了。 冰块在融化。 朵儿说，她听到冰块融化和挤压的声音。朵儿的听力特别好，即使在北风呼啸时，她也能够辨别出麻雀飞往哪个草堆的方向……你看，靠近码头的那个凿开的洞口越来越大了。靠在码头右侧的小船似乎开始晃动，四周的冰块在阳光下融化和陷落。 ” 打开《民谣》这部小说，扑面而来的都是这样的语言和描写。语言在这部小说中，不仅承载着叙述之要务，而且还承载着让语言回归语言本身之使命，如同“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和“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这样的诗句样，它不承载《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沉重和疼痛，但却承载着让语言回家的领航和要务。 我们为什么如此喜欢陶渊明的“方宅十余亩，草屋七八间。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不仅是陶氏给自己和后世所有人留下了一亩三分地的田园和小屋，还是他给语言本身搭建的温暖、宜居的房舍、院落和家卧。在李渔、周作人、沈从文的诸多传统中，有一脉最为源源不断的流淌与潺湲，大约就是他们并不赋于语言过多的使命和力量，而是让语言彻底“闲”下来，“静”下来，变得清澈、淡雅、明晰而简约，从而使语言回到语言的家——宁静雅美——里面去。  为语言找到自己的家 《民谣》的写作，不仅是作家使用了什么样的语言，而且还是作家在呈现这种语言时，传递出的作家对语言的挽留与挽救的立场和态度。这种语言的态度，清晰地告诉了我们说：语言有它自己的家——小说的根基，在相当程度上，不是简单、笼统地说，“小说的艺术就是语言的艺术”。而是说小说是一条语言回家的路。在现今的语言环境里，小说不为语言回家重塑、修筑这条回家的路，那就是让小说截断根基而蔓生、浮化到失轨、跳轨和逆行。 实在说，在今天语言快速日变的浑然不知中，倘若有人敏感到语言正身陷被政治与网络语言快速而有力地浸蚀、杂化的消耗里，这时它的纯粹性需要挽救和挽留，那么《民谣》的写作，也正是在这种缠斗、交汇和消耗中，是作家用语言对语言唯一有效的挽留与拯救。是回归、寻找、重塑语言纯粹性的集中而有效的努力和尝试。为语言找到自己的家，并为它回家追塑、修筑一条路，这不仅是《民谣》的写作之用心，怕也是作家之所以近二十年拾起、放下，放下、再拾起的犹豫和坚定。  记忆与记忆之纤维 没有人怀疑小说是一种记忆的艺术，如同许多人都坚信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样。当谈论小说的记忆时，自然这种记忆有大记忆和小记忆。前者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如《子夜》和《家》。后者如《红楼梦》中的婆婆妈妈、儿女情长及后来久获盛誉的沈从文及《边城》、张爱玲的写作与萧红的《呼兰河传》等。如果将《呼兰河传》与《民谣》比较说，会发现在它们诸多的联系中，最为切近的联系是，彼此记忆纤维的相似性。 在文学记忆这一文学之根的脉络里，大记忆定然是集体共有的，小记忆才可能是个人、个体的，而小记忆的根须和纤维，则是完全属于作家个人独有的。《民谣》的写作在文学记忆这一点，大记忆、小记忆与记忆之纤维，融化如春日、杨柳与飞絮一样得体和柔和。 尤其小说中的小记忆与作者的记忆之根须，纤细到仿若人体的毛细血管般，这与《呼兰河传》的记忆根须有着同族同脉的一致性。人们惊叹《呼兰河传》那绝然个人的——“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画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变出一匹马来，一会工夫会变出一匹狗来，那么变着”的记忆个体之纤维；人们反复怀念和叨说《呼兰河传》中这样的忧伤和细腻，其实质是对萧红记忆纤维的惊叹和赞美。而在《民谣》这部小说中，作者的记忆之纤维，在此也同样借助语言而被更多、更集中的呈现出来了。 “ 只有麦子起身了，才能等到拣起麦穗的忙假。看到向日葵的面庞了，乌鸦不在树上鸣叫了，取而代之的是喜鹊。喜鹊的叫声从来没有打动过我，在冬天空旷的天空中，乌鸦的刺耳叫声释放了我想唤而喊不出的声音。这实在是我内心的一个秘密。在无聊的时候，我喜欢听各种声音。……我在母鸡生蛋后的叫声中听出了它的疲弱，难怪它从窝里出来时的步伐那样拖沓；我曾经喜欢听麻雀夜间轻柔、短促、干脆的笛声，但在掏鸟窝时，我摸到了盘着的蛇和已经牺牲的几只麻雀；我看到了小镇上有人放飞的鸽子…… ” 这样的段落与文字，在《民谣》中如果不能说铺天盖地，也可说弥漫四处、俯拾皆是吧，一如小麦灌浆成熟时，我们沿着麦香能找到一片又一片金黄灿烂的麦穗般。可以从童年视角、少年成长、敏感和脆弱等许多角度去阐释这样的写作，然而有一点，一个人记忆的纤维性，却必须是这些阐释的基础。一个作家没有如同毛孔、纤维样的记忆，其写作的呈现，必然都是毛粝粗线的——如我的写作样——如我们说的那些大记忆。 小说的原初，其实正是为了挽留记忆而存在。甚至是为了记忆方才有了故事和小说。十九世纪之后的文学，大记忆因为人人拥有而超前的重要和发达，小记忆便被大记忆覆盖和淹没。  小记忆的力量与美 我们怀念张爱玲和萧红的个人记忆——怀念她们绝然独有的个人小记忆。读者以不知疲倦的姿态，用对她们小记忆的爱，来抵抗整个文坛几代作家对大历史、大记忆的热衷和固执。而《民谣》的出现，也许还不能定断作家在写作上对大记忆与小记忆整合、调剂的完成度，但它至少让我们如同感受《边城》《呼兰河传》一样感受到了小记忆的力量和美。感受到了小记忆中记忆的纤维在我们整个整个当下的写作中，是多么的个体和稀缺。 “ 曾祖父应该是个拘谨的人。父亲第一次抱起我看这位老人的照片时我六岁，我有些紧张，他在照片上一丝微笑也没有。父亲印象中，他的爷爷笑容可掬，但确实话很少。曾祖父去世时，他直接留给我的遗产是一只银手镯。父亲说，他是抱着我去送别老爹的。在灵堂，曾祖母给我戴上了手镯。我后来叫她老太，叫妈妈的奶奶西头老太。这个圆形的手镯是可以缩小和放大的，虽然我的手臂已经像一段藕，但这个银镯子在我的手腕上空空荡荡。 ” 一段如此微弱纤细的记忆，一个六岁的孩子和四代人及一个曾祖父留下的银镯子。接连不断地跳跃和一跳即收的思维编排，让记忆的纤维如人体的毛细血管样，凌乱而自有章法着。如此一个家族的过去与未来的个体记忆，就这样成为覆有尘土的小记忆，被作者从往日和老旧中打捞并规规正正捧出来，如同在文学正宴大餐中，由谁带来了家族老人用几乎失传的手艺腌制精细的一坛泡菜样，无论它好吃或者不好吃，无论你爱或者并不爱，他就这么充满敬重地端上来，用恭敬之心献给阅读的宾朋们。 这就是《民谣》在中国文学盛行大历史、大记忆的写作中，作家所苦心奉献出的小记忆和记忆纤维给我们的写作。 它告诉我们说，小说起源于记忆，但不是所有的小说都起源于大记忆，如同世界上所有民族的神话与传说，不一定都是和《创世纪》与希腊故事样轰轰烈烈、天翻地覆着。《一千零一夜》中的小故事，也是一个民族的伟大源头和原初，也是文学的根本和起始。《山海经》中多了一只眼的三眼兽，也是一个伟大民族最远古的个体想象和记忆。而这些，因为小而必然的个体化，因为个体而必然小微、纤细之记忆，在文学中本就不该成为我们大时代、大记忆、大写作的文学疏漏和边缘，可惜我们偏偏就把它们疏漏、边缘了。如果文学彻底失去这些小记忆和记忆之纤维，怕是文学中果真没有文学了。  本文节选自阎连科《重筑小说的根基——我读王尧〈民谣〉》 原文首发于《扬子江文学评论》 书评作者简介  阎连科 著名作家，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主要作品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四书》《炸裂志》《日熄》《心经》《我与父辈》《她们》《中原》等，曾三次提名布克国际文学奖，荣获鲁迅文学奖、卡夫卡奖、美国纽曼文学奖、日本twitter文学奖、“《红楼梦》奖”等多项奖项，是目前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当代作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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