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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死了，可人们只记住了屈原。 关于端午的由来，被大家所熟知的就是纪念屈原。但在作者本人看来，屈原笔下“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zū hǎi）”的伍子胥才是当之无愧的祭祀对象。 上面那句话的意思是，忠臣不一定被任用，贤者不一定被推荐。伍子胥遭到灾祸，比干被剁成肉泥。这两者才是真正的忠臣和贤者。 伍子胥，楚国人，本名伍员，其父伍奢，是楚平王太子建的老师，其兄为伍尚。 下面的文章，请先阅读：伍子胥：请把我的眼睛挂在城门之上，我要看着吴国被灭！ 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受太宰伯嚭谗言，赐剑令伍子胥自杀。 子胥“乃告其舍人曰：「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於江上，午日以粽奉之（《史记》）” 吴王夫差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说对门人说，我死后，请把我的眼睛扣下来挂到吴国的东门之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国过来灭掉吴国。于是乃自刎而死。 吴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下令让人把伍子胥的尸体用马革裹起来，扔到江里喂鱼。吴国百姓心疼他、感恩他为吴国所付出的一切，给他立祠，把粽子扔到江里，祭祀。 所以《荆楚岁时记》也记载：“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 伍子胥被逼身亡207年后，另一个楚国人屈原选择了投汨罗江自尽。理由同是爱国。 但，伍子胥死了，可人们只记住了屈原。 但历史给我们留了一个不起眼、但无比重要的问题：同是爱国，同是君王昏聩，忠臣慷慨赴死，两者之间为何差距如此之大呢？ 很简单，“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的伍子胥，是不被主流史籍所待见的。 没有人喜欢听批评、陈述事实（包括好、不好）的真话，这是人性的一大弱点。也就是说，大部分人，愿意活在自我的假想中，也不愿听他人不带恶意的指错。 而伍子胥，刚好就是后者。他是在就事论事，而前者，却沉浸在无比满意的自我幻想中。 纵观历史，无不上演着这样的情景。 相较于逆来顺受、幕后旁观的屈原，伍子胥更像是一位横刀立马、血荐轩辕的仗剑者。 （写到这里，又想起了敬重的诗人幸弃疾，他同样是横刀立马，万军之中可取敌上将首级。每每读到他的诗，心中总有一种无比的畅快感。） 同样面对昏君（前期的夫差，励精图治，只是后来，自己毁了自己），同样面对国事飘零，伍子胥都是既不盲从，更不旁观，攘臂以上。范仲淹评价他：“生能酬楚怨，死可报吴恩。” 伍子胥是一个有怨报怨，有恩报恩的人。即使鞭尸三百，也要让楚平王太子建对自己一家人的杀害付出代价，因为，做错任何一件事都是要有代价的。 而对于在最危急时刻接纳自己的吴国来说，伍子胥带着十分的努力去报恩。帮助吴王夫差雄霸天下，国力达到历史上最高的水平。 对于他做的前一件事，很多“文人”和贵族官僚记住了，于是后人只记得屈原，却不知伍子胥。 对于后一件事，吴国老百姓记住了，为他立祠，感恩他为吴国的贡献。 因为，伍子胥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逃跑与反抗的行为，是反叛、是拘捕、是大逆不道，是统治阶级倡导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思想的对立者，是“君可以不仁，但臣不能不义”主流的反叛者。 以上，就是太多的酸腐学者，一本正经地忽悠民众，让大家都单方面的无私奉献的爱国逻辑。 但伍子胥的忠，是有前提条件的。 “君是否值得忠？” 因此，世人记住了逆来顺受的屈原，选择性忘记了敢爱敢恨的伍子胥。 明代进士邵宝恶狠狠做出如下评论：“伍子胥孝知有亲而不知有国，仇一人而戕一国，卒之流毒宗社，不亦甚哉！” 金代进士王若虚也说：“勇而无礼，为而不顾，既自贼其君，又贼人之君，员真小人也哉！” 说伍子胥是小人，是害人、害社会的毒瘤。只是不知道是他们内心的真心话，还是写给执政者看的呢？ 但历史长河中也不乏理性的声音和光亮，哪怕微弱，也能穿透噪音，划破黑暗。姑且看看以下人物对他的评价。 苏轼：“父不受诛，子复仇，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 一个人，如果连父母家人都不爱，谈爱国，打个问号（？）。 范仲淹 ：“胥也应无憾，至哉忠孝门。生能酬楚怨，死可报吴恩。直气海涛在，片心江月存。悠悠当日者，千载祗惭魂。” 明代“批判学家”李贽：“伍子胥绝孝纯忠，惊天震地，楚之烈也。” 《史记》作者司马迁客观而公正评价道： “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 将功名高高地举起，把它化作一股力量，用这股更强的力量去影响、去唤醒、去回馈，且不更好？ 所以，你觉得一个毫无追求的乞丐是爱国，还是一位养活几万名员工（以及员工背后家庭）的企业家？ 当然是后者！可他在剥削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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