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早年因狂妄骂过这三人，遭报复吃大亏后他才“懂”了恩师

“默存”，这二字曾是钱钟书父亲为他改的字，而之所以改成这样的字，只因为：他平日太过轻狂且口无遮拦，父亲希望改字后他能真的学会“默存”。

事实证明，通过改名字的方式让人变性是行不通的。字改了后，钱钟书依旧故我，甚至“狂”得比以前更甚了。

在《林纾的翻译》中钱钟书在评价林纾时说：

“先生的诗的确只是'狗吠驴鸣'，先生的翻译像更卑微的动物，譬如'癞蟆？”

说到国学大师王国维时，钱钟书直言不讳地说：“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而对被梁启超称作“300年来才出一个的才子”的陈寅恪，钱钟书则冷冷叹到：“他实在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

除了嘴上狂外，钱钟书的狂还表现在方方面面，这些方方面面中尤以待人接物最能体现其“狂”。钱钟书写了《围城》等书后名气日甚，很多人慕名想拜访他，可他却从来都是推脱不见。

某次，一个外国记者来到中国，他说：

“我来中国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看万里长城，第二个是看钱钟书。”

可当时被称作文化代表的钱钟书却分毫不领情，他甚至还在电话里对前来求见的记者说：

“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

对国外记者是如此，对中国名人钱钟书也是如此。艺术家黄永玉曾在讲到钱钟书时透露过一件小事，他说当时有个权威人士为体现礼贤下士，在大年初二前往钱钟书家拜年。结果敲开门后：

“权威人士一边说着春节好之类的话，一边正要跨进门。不想钱钟书却将此人堵在门口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 ”

钱钟书的“狂”曾让自己吃过大亏，可这大亏却也在让他看清一群所谓教授的嘴脸，也同时让他看清了终生恩师吴宓的高尚为人。

钱钟书年23岁这年，即1933年，钱钟书即将在清华毕业，外文系的教授都劝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他还未等听完就摆手摇头表示回绝了，他还说：

“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我钱某人的导师。”

五年后，钱钟书自欧洲留学归国，西南联大决定破格聘用他为外文系正教授。按理，此时的钱钟书年仅28岁，这个年岁能被破格提拔为教授当是幸事。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钱钟书却相当不以为然，他只教了一年就决定离开了。

离开时，钱钟书还嚷嚷道：

“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

这一次“狂”，大约是钱钟书所有“狂”中最“狂”的一次，他这一声喊，直接将西南联大外文系的三位梁柱级人物一棍子打死了。

最重要的是，钱钟书评价的这些人中，还有他的老师。正是这一次，钱钟书为他的“狂”付出了惨痛代价。

从钱钟书的年谱可以看出，他虽满身的学问，早年自西南联大出来后，却一直辗转在名气等各方面都低于清华的学府任教。比如，国立蓝田师范学院、震旦女子文理学校等等，直到1949年，他才回到最高学府清华大学任教。

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而此事反常背后的“妖”正是钱钟书“发狂”时骂过的两个人，此二人，正是前文被钱钟书称作太懒、太俗的叶公超、陈福田。

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后，当时的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发电报挽留他。可钱钟书却始终没有收到这封电报，也就是说，这份电报离奇消失了。

同这封电报一样离奇消失的， 还有1941年清华寄给钱钟书的聘书。这一年暑假，钱钟书在湖南蓝田师范任教，在他得到清华将重新聘用他的准确消息后，他便辞职在家中等聘书了。

可左等右等，等到学生都拎着包开学了，钱钟书也始终没等来清华的聘书。消息确切，聘书却未来。第一次寄给钱钟书的电报如果是意外丢失，那么第二次呢？显然不可能是意外。

思来想去后，钱钟书才明白其中的缘由：定是有人从中作梗。

后来的后来，钱钟书终于明白这背后作梗的人是谁了。这样的结果，钱钟书并不意外，但这件事中，颇让他意外的是：他的老师吴宓，也就是那个被他骂做“太笨”的人，一直在极力维护他。

就在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的陈福田和叶公超竭力反对聘用钱钟书时，吴宓却在为自己的学生据理力争。他甚至还公开斥责他们二人度量不广，说来，同样是被钱钟书骂，三人反应却是两样，真真只能是度量的问题。

叶公超

在这件事情里，钱钟书无疑是被“报复”了。好在，是金子总会发光。最终，钱钟书虽一直在小学校里，却从未停止对学问的严谨考究，他甚至还就此开创了一条文学之路，他的《写在人生边上》（后妻子杨绛写过《走到人生边上》、《围城》等都出自他在清华之外的岁月。

终于，1949年，钱钟书再次被聘请回清华任教。

两次聘书凭空消失后，钱钟书看透了叶公超和陈福田，他更看懂了老师吴宓。

因为懂得，所以越发感恩。钱钟书对吴宓的感恩里，还比寻常人对老师的感恩多了一份惭愧。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没有对比，黑与白便也不能见分晓。因为叶公超和陈福田的报复，钱钟书越发对吴宓对自己的宽容心存感恩，也越发对自己昔日对恩师的种种作为惭愧。

早在钱钟书考入清华时，吴宓便对这个以英语满分考进清华的学生青睐有加。可狂妄的钱钟书却丝毫不把吴宓对自己的欣赏当一回事，上完课后，吴宓总爱问他的意见，而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颇有不屑之意。对于爱徒的种种轻狂之举，吴宓却从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

后来在听到钱钟书对自己和叶公超、陈福田的评论时，他的反应也和两人截然不同，他甚至在好事者以此事挑拨两人师生关系时替学生辩驳说：

“钱钟书的狂 ，并不是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 ，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

吴宓欣赏钱钟书对学术的严谨态度，他甚至认为他对所有人的看似轻狂的举动和评价，都只是他对学术严谨至较真、痴迷地步的体现而已。

这样的理解包容，怎不让钱钟书动容。

更为让钱钟书惭愧的是，1937年，他公开撰文讽刺吴宓爱上妻子朋友毛彦文的种种，还刻薄地调侃毛彦文是半老徐娘。末了，他还不忘在诗里叹吴宓道：

“有尽浮生犹自苦，无穷酸泪倩谁偿。”

钱钟书此文一出，吴宓那自诩为浪漫的爱情，瞬间就成了世人眼中的笑柄。毛彦文看到此文后，也多少心生不悦而迁怒吴宓。

可多年后，当钱钟书惭愧地跟吴宓提起此事欲道歉时，吴宓却哈哈大笑说“早忘了”。

吴宓对钱钟书的好，他全部铭记在了心里。晚年，狂妄的钱钟书依旧不喜欢社交，却单单喜欢去吴宓家串门子。每次钱钟书到访，吴宓都亲热地拉着他下棋、聊天、谈学问、游山水……

后来，吴宓女儿请钱钟书为其父遗作《吴宓日记》写序，他欣然应允，翻开书，赫然可见钱钟书对吴宓说的话：

“我愿永远列名吴先生弟子之列中。”

须知，此时的钱钟书已凭借《管锥编》成为了文化界的神级人物，可依旧狂妄的他却愿意永远列为吴宓的弟子，这种种，怎不让人对这对师生的人格风范肃然起敬！

吴宓的能得钱钟书如此尊崇，实是他良好师德的必然！可敬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