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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朝初年的高层政治基本盘 朱元璋起步于人民起义军“红巾军”，但事业的发展绝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各大地主阶级的支持，可以说明朝政权就是地主阶级的政权。然而地主阶级并非铁板一块，仅从时间维度来看，就分为元朝旧地主和新兴地主。旧地主多是参加了红巾军的江浙地主，新兴地主则是农民出身，靠着战功一步步发家致富的两淮流域新兴地主。双方矛盾重重，常常因为利益爆发冲突。  除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还有朝廷同地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明朝建立后，新兴地主贵族都是开国勋贵，他们不但拥有广大的农庄，还有大量的奴隶和家丁。除此之外大地主还学着朱元璋在各地收干儿子，甚至家丁的奴才都开始收干儿子。于是新兴地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势力网，不仅控制着大量土地，还有着自己的军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主个人势力同朱元璋皇权势力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在矛盾不断发酵升级后，终于在公元1379年至1381年间集中爆发。新型地主胡惟庸代表的相府（中书省）同朱元璋的皇权展开角逐。胡惟庸通过排挤不听话的官员，提拔自己的势力，在中书省一言九鼎，很多国家大事他都独断专行，连朱元璋都难以插手，以致于皇帝在很多事情上都被蒙在鼓里。明太祖朱元璋非常恼怒，在洪武十三年利用自己手里的兵权，强行压制了胡惟庸的相权，通过罗列了一系列罪名，清除了胡惟庸及其背后的地主势力。 胡惟庸死后，朱元璋并没有另立宰相，而是彻底取消了中书省部门，还下令子孙后代都不准设立宰相职位。取而代之的是“礼、吏、兵、户、刑、工”六部，六部分权管理全国事务，但没有决策权，所有政令都必须由皇帝亲自颁布。除此之外，地方上的行中书省也被撤销，地方上的民政、财政、司法、军事等事务转而交由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管理。三司均直接对接皇帝，权力在皇帝手中高度集中。到此时，电视剧里经常演出的称职皇帝日理万机的场面才终于出现了。  基于这样的政治架构，皇帝不得不每天翻阅大量公文。以公元1384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为例，八天内朱元璋就收到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和三千三百九十一个事件汇报。换言之朱元璋必须在一天内不吃不喝处理完两百份文件和四百多件事情。这是一个人难以长期维持的巨大工作量。但朱元璋不愿意再将权力分置出去，因为他不愿意再受到任何官僚机构的欺骗。于是经过反复研究斟酌后，朱元璋创造性地设置了一个非正式的机构——内阁。通过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年轻干练、有能力的五品、六品文官，任命他们为大学士给自己当秘书。这些文职人员，由于常年接触国家权力核心，并掌握国家一手信息，使得他们在之后的岁月里，从内廷的办事员逐渐演变成了新型的“宰相集团”，权力越来越大，官位也越升越高。到了明成祖时期，大学士再次分级，选拔第一名为首辅大学士，成为辅佐皇帝的第一人，从此内阁和大学士成为了正式政治机构和官职。 2.明朝的土地政策基本盘 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破坏力超强，许多拥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被杀死，导致集中的土地呈现分散化。为了保障中央的财政收入，同时和强大的相权对抗。朱元璋专门设立粮长一职负责收取租粮。每年一个地方土地最多、纳粮最多的人就是粮长，粮长负责租粮的收运。这在一定程度上撇开了繁琐复杂的官僚机构，让皇帝可以直观看到国家的税收状况。在粮长之外，各地富户和耆民也都受到朱元璋的重视，他们每年都在南京受到皇帝的接见，其中一批有能力的当地富户、粮长还会被破格重任。此时的政策来源于分散的土地形态，效率较高，对稳定中央财政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占有形态也发生了巨变。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明朝万历年间，土地又从分散变成了集中。明朝张居正在信件中指出，江南一个大地主就拥有土地七万倾，而洪武年间全国的土地只不过八百五十万倾，一家就可抵全国的百分之一。这还只是民间地主的行为，至于皇族和各大贵族的行为就更加变本加厉。嘉靖年间，一位亲王的直接封地就有两万倾，万历年间福王被分封到了洛阳，封地农田就达四万倾。而这些土地，不能凭空产生，只能从百姓手中夺，普通民众的生活窘境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皇族的农庄还有特权，除了农庄内部的佃户要受其管辖外，周边百姓也要受到皇庄管理人员的盘剥。由于皇庄的位置优势，百姓日常生活不得不从中穿越，于是过桥费、过路费等杂费就成了周边寻常百姓头上挥之不去的阴霾。严重的时候，大量普通农民不得不将土地卖给皇庄成为佃户，才能勉强生存。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朝廷对土地的控制，减少了国家的税收。 土地形态的变化使得明初朱元璋的统治政策不再适用。但皇权政治的惯性难以适应这种变化，这直接导致了明朝政治效率的长期低下，陷于停滞状态。一方面皇帝无法让国家权力深入到基层保障百姓和国家的正常利益，难以从底层人民中获得支持来抗衡高官显贵，以致于明朝社会的上下流动通道逐步堵塞；另一方面土地的高度集中化，也使得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促使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让明朝成为了唯一一个农民起义从始至终没有间断的王朝。可以说，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的全国范围内大起义只不过是两百年间政策问题的集中爆发。 3.明朝的军事政策基本盘 当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之前，都城的选址是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整个东亚大陆，只有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较为繁荣，这里的粮食和棉花产量是当时之最，倘若离开南京选择开封、洛阳或西安为都城，那么落后的交通方式和漕运的巨大成本，都将使得庞大官僚系统和军队无法获得稳定补给。但是如果选择定都南京，另一个问题就会呼之欲出。那就是南京离北方草原太远，鞭长莫及，对北方草原的军事威慑太弱。虽然元顺帝被驱赶到了长城以北，但是蒙古人的战斗力并没有被消减殆尽。后来的历史也能证明这一点，那就是无论北元政权还是之后崛起的瓦剌政权，都对中原的财富虎视眈眈。北方防御的重要性，不亚于京都周边的防守。  为了保持对北方草原的威慑，同时杜绝外姓人把持兵权对抗皇权，朱元璋决心采取分封政策，将各个儿子都封到了北方边疆地区。如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驻守热河的宁王，驻扎山西的晋王，驻扎陕西的秦王，统辖辽东的辽王，控制大同的代王，统辖甘肃的肃王等。秦王们不仅可以指挥自己的直属部队，在接到皇帝命令后还可以指挥国家的地方军队。虽然朱元璋自认为感觉很好，但是等到他一去世，皇室内部就很快陷入了继承危机。燕王朱棣率军联合部分亲王攻占了南京，明建文帝生死不明。 朱棣成为明成祖之后，定都的问题又摆在了他的面前。当他南下争夺皇位的时候，绑架了热河的宁王，将他手下属于明朝的强大蒙古骑兵收入了账下。这些蒙古骑兵虽然在争夺皇位上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同时也让热河失去了对北方蒙古草原势力的军事威慑。为了统筹北方战事，防止蒙古突破防线，明成祖不得不选择将首都迁往北平，于是北平就成为了北京。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北京成为了同时期世界上各国首都中规划最合理、最为先进的城市。于是以北京为政治、军事核心，依托万里长城形成的庞大军事防线形成了。明朝政府陆续在北方沿线设立“九边”，从明成祖时期的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开始，先是增加宁夏、甘肃和蓟州，最后加上太原和固原，九座城市相互配合对付蒙古军队。迁都北京，不仅为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和统一奠定了军事基础，也为清朝和新中国定都北京奠定了物质、文化和经济基础。 但双刃剑的另一面不可忽视。定都北京带来的最直接问题就是，粮食供给成本极大。没有公路、铁路，大运河成为了唯一可行的运输途径。每年明朝必须让大运河保持在三四百万石的粮食运输量，才能维持北京人口和北方几十万军队的粮食供给。而为了保障漕运畅通，明朝不得不额外派遣了十几万军队保护运河沿线。  除了成本的问题外，定都北京还带来了一个附带的问题，那就是南方统治的相对弱化。为了保障南方的有序统治，南京并没有因政治军事核心的迁移而改名，继续以陪都的地位存在。除了北京有皇帝坐镇，南方有皇帝亲信做守备的区别外，两京的官僚机构和各种组织架构全部一样。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南京作为南方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对维持南方统治稳定，镇压南方人民起义起到了积极作用。 好了，经过了本周分享，对明朝统治的基本盘就可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下周我们将镜头放大，再次拉近与明朝社会的距离，看看明朝社会的“家长里短”。这是与您分享的第547篇文章，欢迎您的阅读，我们下周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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