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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酒指的是明时浙江金华府所产的酒，应属常理，难作他解[1]。 但是，张远芬同志曾写了一篇文章专谈这个问题，断言“《金瓶梅》中所写的金华酒，根本不是浙江金华地区所产的酒，而是兰陵酒”。 该文发表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并被收进《社会科学战线丛刊·文史论集》1981年第2辑。 张文立论的主要根据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一句话：“东阳酒，即金华酒。古兰陵也”。 对此张文有三点解释： 1.“东阳”，指的是春秋时古邑名，在今费县西南，“兰陵也正好在费县西南”，“兰陵酒所以又叫东阳酒，是因为兰陵在春秋时的古名称东阳”。 2.李白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椀盛来琥珀光”，证明“兰陵酒是以郁金花配料酿成的色酒，也就是'金花酒'，'花'与'华'通，所以名之'金华酒'”。 3.兰陵有一个“金花泉”，又名“金华泉”，“这个泉的命名不能说和金华酒的命名毫无关系”。（按：此语见《徐州师范学院学报》文，到《社会科学战线丛刊》文已改为：“兰陵酒是用'金华泉'的泉水造的酒”。） 对于张同志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特作以下考辨： 第一，说“兰陵在春秋时的古名称东阳”，是根本错误的。 “东阳”地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屡见，只要随手翻一下新编《辞海》和一些常见历史地理书就可以知道至少有如下五种解释： 1.古邑名。春秋鲁地，在今费县城西南七十里，称关阳镇，属费县。 2.古地区名。春秋晋地，相当于今河北太行山以东地区。 3.古城名。故址在今山东益都县北。 4.郡名。三国吴宝鼎元年分会稽郡置，治所在长山(今浙江金华)，南朝陈天嘉三年后改名金华，隋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婺州(治所也在今金华)为东阳郡。 5.县名，有三。一为秦置，在今安徽天长西北，南朝陈废；二为汉高帝置，治所在今山东武城东北，东汉废，隋开宝六年夏置，十八年改名漳南；三为唐置，属婺州（后婺州改金华），历代沿之，现仍为金华地区县。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岀，从古至今，东阳和兰陵两个地名都没直接的关系。据《古今图书集成·方舆编·职方典》第209卷： 峄县：周、春秋鄫子国，后属楚春申君，以荀况为兰陵令，即此地。秦属薛郡，汉置兰陵及承县，属东海郡，东汉因之……（金）明昌二年改承县为兰陵县，兴定间置峰州。……明洪武二年降为县，属济宁府，十八年改属兖州府。 同书卷239谈到“故东阳城”： 《春秋》：“夏孔甲游田于东阳。”《左传·襄公八年》：“吴师克东阳。”今关阳镇也。 综合各种志书，明确可知兰陵地方春秋属鄫国，后鄫为莒灭，属莒，又为楚占，属楚，而春秋时今费县西南七十里的东阳邑属鲁，到战国东阳邑废，旁置武城，仍为鲁地。 两地不仅实际上距离百里以上，而且在春秋逮至战国分属两个诸侯国，怎么能说春秋时鲁国的东阳邑包括鄫国的地方呢？ 即使在明代，原东阳邑地方（时称关阳镇）属费县，而兰陵地方称峄县，两者也根本没有隶从关系，一个地名概括不了另一个地名。 再进一步说，东阳邑只不过作为春秋时鲁国的一个古地名被记载下来，它从来未作过它周围任何地方的代称，更不要说是兰陵的古名了。  《金瓶梅词话》 相反，东阳一名和浙江金华地区，无论历史和现在都有密切的关系。 从三国吴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在今金华置东阳郡，到南朝天嘉三年（公元562年）改东阳为金华，现金华地方有近三百年时间一直被称为东阳。 据《南史·沈约传》，齐隆昌元年，沈约还出任过东阳太守，唐诗人李商隐句云：“为凭何逊休联句，瘦尽东阳沈姓人”（《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二）。 其中“东阳沈姓人”就是指的沈约官东阳事。就明代来说，峄县不能说是“古称东阳”，而金华却完全可以这样说。 再说，自唐置东阳县，东阳就是婺州属县，明朱元璋1358年改婺州为宁越府，旋于1360年改为金华府，东阳也未离金华隶下，这在《东阳道光县志》中记载十分清楚。 东阳作为金华属下一个县，也并非无名，晋元帝南渡建康，不少南徙士族就定居东阳，逮宋高宗建都临安，东阳为近畿后方，当京闽交通要道，且又书院林立、人文蔚起，朱熹、吕祖谦、叶适等都曾到过东阳讲学。 东阳造纸、刻书在宋代也称步一时，传世宋版《三苏文粹》即为“东阳胡仓桂堂王氏”刻。 明代，东阳自然也以其是“今地名”而天下共知。因此，从地理名称来说，浙江金华府所产“金华酒”又被称 为“东阳酒”是合理的，而兰陵既然不能称东阳，兰陵酒就不会被称为东阳酒，这样它和金华酒也就毫无联系了。  《三苏文粹》 第二，从酒本身来看，说金华酒是兰陵酒也没有道理。先看《本草纲目》原文： 苏恭曰：“酒有秣黍粳糯粟酒蜜葡萄等色，凡作酒醴须用曲，而葡萄蜜等酒独不用曲，诸酒醇醨不同，惟米酒入药。 寇宗奭曰：……汉赐丞相上尊酒，糯为上，稷为中，粟为下。分入药佐使，专用糯米，以清水白面曲所造为正。 汪颍曰：入药用东阳酒最佳，其酒自古擅名，《事林广记》所载酿法，其曲亦用药，今则绝无，惟用麸面、蓼汁拌造，假其辛辣之力，蓼亦解毒，清香远达，色复金黄，饮之至醉，不头痛、不口干，不作泻。其水秤之重于他水，邻邑所造俱不然，皆水土美也。...... 时珍曰：东阳酒即金华酒。古兰陵也。李太白诗所谓“兰陵美酒郁金香”即此。常饮入药俱良。山西襄陵酒、苏州薏苡酒皆清烈……并不可入药。 《本草》所引苏恭、寇宗奭、汪颖的话告诉我们： 1.东阳酒所以不同于他酒是水土之美，“邻邑所造俱不然”，可知东阳确为一地名； 2.入药之酒以米酒为最好，且专用糯米，既然东阳酒入药最佳，显然应该是用糯米制造的米酒； 3.东阳酒为米酒，且又“清香远达、色复金黄，饮之不醉”，可推断其为黄酒无疑（黄酒入药，古今如斯），东阳地名与兰陵无涉，前巳论及，而明清时兰陵所产酒性亦与东阳酒相颇，《古今图书集成·方舆编·职方典》卷238“兖州物产考”说： 酒醪醯酱，中人以上皆食储蓄，不取诸市。而酒以黍米麦曲，不用药味，近泉诸色，芳烈清甘，足称上品，然尤以苦为尚，所谓青州从事者也。 兖州府（包括峄县）所产酒，虽“足足称上品”，但“芳烈清甘”，“尤以苦为尚”，显然不是“入药最佳”。 再说李白所谓“兰陵美酒郁金香”，并不是如张同志所理解的那样，是“以郁金花配料酿成的色酒”。 古人有以香料“掺酒”的习惯，此处指的是以郁金花为香 料掺的酒，并不能确定其为色酒。 而所谓“兰陵美酒”，只不过指兰陵地方的酒，不是某些人今天所理解的那样是酒名。 这一点，唐诗中酒和地名连在一起，大多都是指某地的酒可证，如：“解我紫绮裘，且换金陵酒。”（李白《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 “闻道成都酒，无钱亦 可求。”（李崇嗣《独愁》） “或命余杭酒，时听笿滨笙。”（许敬宗《游清都观寻沈道士 得清字》） “宜城酒熟花覆桥，沙晴绿鸭鸣交交。”（温庭筠《常林欢歌》） 毫无疑问，近世得过国际博览会金奖牌的“兰陵美酒”，其名称乃取自李白诗。 据笔者了解，现在市场上出售的“兰陵美酒'，确属黄酒类型，兼有白酒的香味（可惜张同志未能拈出作证，反而说其为色酒），但不能以今证古，使人相信明代就有这种“兰陵美酒”。 如兰陵酒厂近年又出一种“郁金香”酒，其名也源于李白诗，似也不能说此种酒古巳有之。 对于明清兰陵酒，我们只能相信上引《古今图书集成》的说法，是“芳烈清甘”“以苦为尚”，既不是以郁金花配料酿成的色酒，也不可能是“入药最佳”的东阳酒。 但是，李时珍确在“东阳酒即金华酒”后，加了一句“古兰陵也”，并说“李太白诗所谓'兰陵美酒郁金香'即此”。 从以上考辨可以看出，他有可能是搞错了。 实际上后代医药学家们并没有沿袭这一说法。如1935年出版的世界书局编《中国药学大辞典》（后1958年经人民卫生出版社修订重版）关于东阳酒专条称： 〔东阳酒〕原名：金华酒。命名，本品即为浙江金华所产之，故名。性质，甘辛无毒。主治，用制诸良药。  《本草纲目》 第三，说兰陵酒是用“金花泉”的泉水造的酒，所以兰陵酒又称金华酒云云，恐怕只是一种臆测。 兰陵确有“金花泉”，但它仅是有名的“许池泉”上游五泉之一，并不大为人所知。 张同志未能举出古人专以“金花泉”水酿酒的证据，我们在有关志书中也没有找到这类记载。 综合以上情况，说《金瓶梅》中的金华酒就是兰陵酒，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金瓶梅》中所说的金华酒，确是明时浙江金华地方所产的酒，作者并没有故弄玄虚。 浙江金华府所产的金华酒，在古代本是十分有名的。 现在尚健在的作家胡山源1939年 辑有《古今酒事》[2]一书，其中《专著》编列清代以前的芳于酒的各种专著，有佚名《酒小史》，列古今名酒百余种，《本草》中提到的酒大多提到，也提到“金华府金华酒”，把产地说得十分确实，却没有提到兰陵酒。 明顾清《傍秋亭杂记》卷下记载：天下之酒，自内发外。若山东之秋露白，淮安之绿豆，括苍之舍盘露，婺州之金华，建昌之麻姑,太平之釆石，苏州之小瓶，皆有名[3]。 不仅清楚地说明了金华酒的产地（婺州即金华），并确认其为当时名酒。最为可信的是明人冯时化所著《酒史》，在其所列诸酒中，没有提及任何一种山东酒，评价最高的是金华酒: 金花酒：浙江金华府造，近时京师嘉尚语云：“晋字金华酒，围棋左传文”[4]。 《酒史》有万历刻本，首有“隆庆庚午（公元1570年）秋七月吉邑人怀堂赵惟卿序”，序云作者字应龙，别号舆川，号无怀山人。 又云此书成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作者书成不久去世，时年四十二岁。 这部可信作品说明明代嘉、隆时京师最崇尚的酒是浙江金华府造的金华酒。 笔者翻检《金瓶梅词话》，粗略统计书中有13回19次直接写到金华酒名：赌金华酒一 次，买金华酒4次，待客和家饮金华酒12次,送礼用金华酒2次。 从书中描写可以看出，金 华酒在当时是最名贵时尚的酒，如今天之贵州茅台，而且是论“坛”市售的商品。 《金瓶梅》还写到其他不少酒，如白酒、果酒、葡萄酒、麻姑酒、桂花酒等，但写送礼却大多用南酒（仅93回提到“鲁酒一樽”），有时称“金华酒”（如39、72回），有时称“浙江酒”（如72、78回），有时则径称“南酒”（如72、95、97回）。 特别是第72回，写安老爹给西门庆送“分资”，先写玳安儿告诉春梅说内有“两坛金华酒”，随即呈给西门庆看的帖子上却写道：“清玩浙酒两樽，少助待客之需'，接着写西门庆看到抬进的“两坛南酒”[5]。 可见在《金瓶梅》中金华酒=浙江酒=南酒。 这样，《金瓶梅》中所写金华酒的情况就和上引明代笔记记载完全一致，说明它的描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即使《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其关于金华酒的描写，也是真实的。因为北京以金华酒为高级馈赠品、享受品，至清初依然。 康熙年间由荫生累官江西按察使的刘廷玑在其《在园杂志》中说：京师馈遗必开南酒为贵。如惠泉、四并头、绍兴、金华诸品，言方物也。[6] 刘廷巩是读过《金瓶梅》的，其《在园杂志》说：“深切人情事物，无如《金瓶梅》，真奇书也。” 又称这部书“文心细如牛毛茧丝”，“针线缜密，一字不漏”。 《金瓶梅》所 描写的一些社会现象、风习，包括南酒为贵的情况，至清初仍然存在。 刘廷巩大概正是通过和现实的对照，才发出“深切人情事物”的赞语。这可以进一步证实《金瓶梅》一再提到金华酒，确是真实、具体地反映了当时北京的社会生活情景。 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金瓶梅》的作者或许是一个启示。 但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做合乎实际的考察，戴不凡先生因为《金瓶梅》一再提到的金华酒是浙江金华府产，就猜测《金瓶梅》的作者是金华、兰溪一带人，张远芬同志为了说明《金瓶梅》的作者是峄县某人，又把金华洒附会成兰陵酒，这些做法可能都过于机械，容易脱离历史和作品实际。  本文作者 李时人 教授 注： [1]参见戴不凡《小说见闻录·<金瓶梅>零札六题》（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陈诏《<金瓶梅>小考》（《上海师院学报》1980年3期）。 [2]世界书局1939年版。 [3]《芬楼秘籍》第四集。 [4]《丛书集成》初编1478号。 [5]《金瓶梅词话》，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第908-909页。 [6]《申报馆丛书》余集。 本文原刊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第2期。后收录在《<金瓶梅研究>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论丛》（3），198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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