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悬案，历代学者聚讼纷纭近四百年之久，迄今仍无定论。
从现有的材料记载来看，各家推论的《金瓶梅》作者，已有数十个。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共有两类说法。一类是不确指的，如「绍兴老儒」「嘉靖间金吾戚里门客」、「嘉靖间大名士」「某孝廉」「王世贞门人」「浮浪子弟」等。
一类是确指的，如李卓吾、薛方山、赵南星、冯惟敏、李开先、徐渭、卢柟、李笠翁、王世贞等。近年，又有戴不凡提出的作者（或修改润饰者）为浙江「金华人」说，黄霖的「屠隆」说等。
尽管如此，但一般人都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
应该指出的是，这一观点立论的根据，多为陋儒们荒诞不经的传说。
其中，主要的故事是说，严嵩当国之时，王氏父子曾对其恶谑，并用《清明上河图》的赝品欺骗了严家，以致被祸。王世贞（元美）为了报杀父之仇，写成此书，涂上毒药，送给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东楼）阅读，一来暗讥严家闺门淫放，二来企图将他毒死。如：
《金瓶梅》一书，相传明王元美所撰。元美父忬，以滦河失事，为奸嵩构死，其子东楼实赞成之。东楼喜观小说，元美撰此，以毒药傅纸，冀使传染入口而毙。东楼烛其计，令家人洗去其药，而后翻阅，此书随以外传。（王昙《金瓶梅考证》）
除此之外，《寒花盦随笔》《缺名笔记》《销夏闲记》等书，虽然记载的传说互不
相同，但都一致认为：《金瓶梅》是影射严氏的复仇之作。这就是在三百多年间占统治
地位的「王世贞说」。
1932 年，山西发现了一部万历丁巳（1617）年的木刻大本《金瓶梅词话》。人们看
到，这部书和当时流行的各种本子有三点不同：1、内容完备，是各种同书的祖本。2、
书中用了大量的山东方言。3、书首还附有一篇欣欣子写的序文，明确指出《金瓶梅》作
者的笔名叫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考证》
据此，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文译本序中指出，《词话》及其序文「确切地证明了这绝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
郑振铎先生在〈谈金瓶梅词话〉中又指出：「兰陵即今峄县，正是山东的地方。笑笑生之非王世贞，殆不必再加辩论。」
而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则用大量确凿详实的资料，向《金瓶梅考证》《寒花盦随笔》等书，作了「一个总攻击，把一切荒谬无理的传说，一起踢开，送还《金瓶梅》以一个原来的面目」。
由于三位先生的努力，《金瓶梅》作者是王世贞的观点，便被彻底推翻。复仇之类的故事也随之销声匿迹。
三位先生的贡献在于，使中国文学史界对《金瓶梅》作者的研究，突破了陈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位尚未查明的山东峄县人。
而且，这个结论，几十年来已得到我国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它不但被写进了解放之后大陆出版的各家文学史，就是1976 年台湾开明书店出版的华仲麐的《中国文学史论》也接受了这个观点：
「在我们无法得到结论之前，只好说这是嘉靖、万历间山东峄县的一位大文学家作的罢了。」
可是上述的十数个「作者」，都不是峄县人。因此，在文学史上关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仍然是一个空白。
再者，郑振铎先生虽然提出了兰陵笑笑生是峄县人的观点，但是自那之后，人们搜遍古书，谁也没有为「兰陵」（峄县）二字寻到一条旁证。
也就是说，郑先生的观点至今还没有被证明过。而要想解决《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又必须首先弄清笑笑生到底是不是兰陵（峄县）人，所以，我们应该由此入手，逐步向前突破。
万历丁巳本《金瓶梅词话》中，有一篇欣欣子写的序，言道：「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这告诉我们《金瓶梅》作者的化名叫笑笑生，而他的籍贯是兰陵。
兰陵称县，始于于战国，治所在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楚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即此。
隋大业初，改承县置，治所仍在原址。唐初继称氶县。金明昌六年（1195）又改为兰陵，贞佑末移治今枣庄市峄县南。元代移今峄县城。
兰陵称郡，始于西晋元康元年（291），分东海郡置，治所在今枣庄市峄县城。辖境相当今山东枣庄市及滕县东部、东南部。隋开皇三年（583）废。
1947 年，鲁南解放区又成立兰陵县，由临沂县、峄县及江苏省邳县析置。1953 年撤销，重划归峄县、苍山县和邳县。峄县于1960 年与周围地区合并为枣庄市。
上述历史沿革说明，自古以来，兰陵和峄县就在一个辖区之内，而且两者都曾作过兰陵县的治所，峄县则又曾是兰陵郡的治所。明万历辛巳（1581）年，贾三近写的〈峄县志序〉说：「勒成一邑全书，使天下后世晓然，知峄为鄫氶兰陵之旧疆。」
所以，在明代文人的笔下，峄县就是兰陵，兰陵就是峄县。许多资料证明，当时峄县的文人学者，往往在自己的名号之前冠以「兰陵」二字。
如嘉靖、万历间的峄县大文学家，他的《滑耀编》被收入《四库全书》之中，他在这部书里就自署「兰陵散客」。似乎贾三近已经预感到，将来人们可能要在「兰陵」二字上发生争论，所以就在《峄县志》中特别点出一笔：「使天下后世晓然，知峄为鄫氶兰陵之旧疆」。
有的学着为了证明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据：「兰陵不止是山东峄县也是江苏武进的古名。」这是错误的。
武进是春秋时吴季扎的封地延陵邑，西汉置毗陵县。西晋永嘉五年（311），因避东海王越世子毗讳，改称晋陵。东晋初，兰陵也曾侨置武进，但不久到了南朝梁时就废掉了。贾三近在《峄县志》中写道：
「萧氏系出望之，本兰陵人，即今之峄县也。其后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故有南兰陵之别。」
这说明，武进的古名是延陵、毗陵、晋陵或南兰陵，而不是兰陵。这和历史上的徐州和南徐州一样，是不容混淆的。因此，兰陵只能是指峄县，绝不是指武进。
《峄县志》
在清代以前，武进的文人学者，在自己的名号之前也没有冠以「兰陵」二字的。唐代诗人杜审言有一首诗题为〈和晋陵陆丞相〉，这里的晋陵就是指武进。
明代《长安客话》的作者蒋一葵，是万历时的武进人，和笑笑生生活于同一个时期。他在《长安客话》中，也是自署「晋陵蒋一葵」，而不是「兰陵蒋一葵」。
此外，他还把武进先贤的重要著作编成一集，书名就叫《晋陵文献》。
清代女画家恽冰，是恽寿平的曾孙女，确曾在她的画上署过「兰陵女史」，但后来也改成了「南兰女子」。所以，「兰陵笑笑生」只能是峄县的笑笑生，而不是武进的笑笑生。
还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武进也称过南兰陵，但对于证明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也毫无作用。
王世贞是太仓人，他与武进没有关系，无论如何也不会给自己起一个「兰陵笑笑生」的笔名。王世贞在〈历朝纲鉴会纂自序〉中，曾自署「琅琊凤洲王世贞」。
查其原因，在于他的祖籍是山东琅琊，因此，他与峄县也没有关系，也不会给自己起一个「兰陵笑笑生」的笔名。
根据以上考证，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兰陵笑笑生」一定是山东峄县人，而不是武进人，更不是王世贞。
在《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的末尾，还有一句话，那就是：「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
关于欣欣子，各家学者都认为他就是笑笑生，这已成了定论。因此，我们可以把上面这句话理解为：「笑笑生书于明贤里之轩」。
假如我们能够考出「明贤里」指的是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金瓶梅》是在什么地方写的，并且还可以为考证出笑笑生的籍贯，提供一个新的证据。
所以，我以为弄清「明贤里」的涵义，对于研究《金瓶梅》的作者，是有重要意义的。遗憾的是，关于这三个字，目前还没有见到有谁加以考证过。或者说，也许曾经有人考证而最后没有得出结果来。
在过去研究《金瓶梅》的众多文章中，正式对「明贤里」发表见解的是朱星先生。朱先生在〈金瓶梅的版本〉一文中写道：「……因为欣欣子序不记岁次和地点（只写『书于明贤里之轩』，不明说在吴中）。」
括号内的文字是朱先生的原话。意思十分明白：朱先生认为，「明贤里」就是暗指「吴中」。
对于朱先生的这个观点，我是不敢同意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朱先生没有说出他下这个断语的根据是什么，二是我认为「明贤里」不是暗指「吴中」，而是暗指「兰陵」。
现将我的观点证明如下：
1. 在唐代李延寿编的《南史‧齐高帝本纪》中，有这样一句话：
「齐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小字斗将，姓萧氏。其先本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晋元康元年，惠帝分东海郡为兰陵，故复为兰陵郡人。」
这里是说，南齐高帝萧道成，他祖上的籍贯是山东兰陵，也就是今天的峄县。
2. 萧道成建立南齐，传了三代。公元494 年萧道成的侄子萧鸾夺取了帝位，这就是南齐明帝。明帝死后，他的二儿子萧宝卷继位。
3. 再看《南史‧齐废帝东昏侯本纪》：
「废帝东昏侯讳宝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贤，明帝辅政改焉。」
从这里，我们找到了「明贤里」中的前两个字。
原来，东昏侯的本名叫萧明贤。他是萧鸾的儿子，当然也就是萧道成的侄孙。
4. 而萧道成的籍贯是山东兰陵。那么，兰陵自然也是萧明贤的籍贯。简言之，兰陵就是明贤故里，即「明贤里」也。反言之，「明贤里」就是「兰陵」。
5. 由此，我们就可以把「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这句话进一步译成：「笑笑生书于兰陵之轩」。然后，再把这句话和序文的第一句话「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相联系，明显地可以看出，《金瓶梅》的作者，正是在序文的首尾照应中，告诉了我们他是山东兰陵（峄县）人。
欣欣子序
我这样解释，似乎有穿凿附会的嫌疑。为了排除这种嫌疑，我还想从《南史‧齐废帝东昏侯本纪》中，再摘出几句话来与读者共析：
「拜潘氏为贵妃」「凿金为莲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
「城中阁道，西掖门内，相聚为市」。
「潘妃放恣，威行远近。父宝庆与诸小共逞奸毒，富人悉诬为罪，田宅资财，莫不启乞。」
「又偏信蒋侯神，迎来入宫，昼夜祈祷。」
「闻外鼓吹叫声，被大红袍，登景阳楼望，弩几中之。」
读了这些话，无须再加任何解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西门庆、蒋门神和景阳岗等人名地名，都是从这篇〈本纪〉中撷取来的。
而这一点，又被《金瓶梅》的作者发现了，所以，他也从这里找出了「明贤」两个字，再加一个「里」字，用以表明自己的籍贯。
至于他为什么会发现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金瓶梅》就是由《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到第二十六回演化而来的。
此外，明代峄县人贾三近在其所撰〈重修净土禅寺记〉中，开头一句就是：「佛剎盛行萧梁时，兰陵为萧梁故墟。」
这后半句话，和我前面所说的「兰陵就是（萧）明贤故里，即明贤里」的意思几乎完全一样。
这样，我们就有了绝对把握认定：「明贤里」就是暗指「兰陵」，而不是暗指「吴中」。从而也就为「兰陵笑笑生是山东峄县人」的观点，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新证据。
1980 年2 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戴不凡先生的《小说见闻录》。其中，对《金瓶梅》作者的籍贯问题，又提出了更新的见解：
小说中凡饮酒几乎不离金华酒，如二十回「将昨日剩的金华酒筛来」，二十一回「玳安又提了一罐金华酒」二十三回，「咱赌五钱银子东道三钱买金华酒儿」，……；
西门一家妇女几无不嗜金华酒者。笔者虽读书不多，然就所读古今书籍而言，写及金华酒者，仅《金瓶梅》一书耳，且其频繁如此。……
此若非金华、兰溪一带人，殆难有可能反复笔之于小说之中的。（《小说见闻录》第139 页）
戴不凡先生的言下之意十分明显，即《金瓶梅》的作者（或如戴不凡先生所说的修改润饰者）是浙江金华、兰溪一带人。
既然如此，那么，冠于笑笑生之前的「兰陵」二字，又当如何解释呢？戴先生继续写道：
大阜为陵，兰溪除县城附近外，亦多山，固亦不妨称为「兰陵」，犹之严州称为「严陵」。（同上）
戴先生的这两段话，看上去似乎有些道理，但究其实，只能算是揣测性的假说，而且论证推导得十分牵强。因而，对于戴先生提出的这个「金华说」有重新加以考辨的必要。
我围绕着「金华酒」三个字，查阅了一系列的数据，终于弄清了「金华酒」的真相，从而推倒了戴不凡先生的假说。
《小说见闻录》
明人汪颖在《食物本草》中写道：「入药用东阳酒最佳，其酒自古擅名。」
与此同时的另一本书《事林广记》，不但对东阳酒推崇备至，而且还详细地记载了这种酒的酿法。那么，什么是东阳酒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解释说：「东阳酒即金华酒，古兰陵也。」这样一句话，就解开了存在于《金瓶梅》中的金华酒之谜。
原来，金华酒就是东阳酒，也就是古时候为李白所赞美过的兰陵酒。为了把问题辨得更加明白，我还想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的考证。
第一、《本草纲目》和《金瓶梅》两书中所说的金华酒，是否指的是一种酒？查《本草纲目》最早刊于1590 年，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金瓶梅》最早刊行于万历庚戌年，也就是1610 年。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两部书写成于同一时期。而且，其他史料还告诉我们，自唐以降，兰陵美酒就畅销于北京、南京、杭州等各大名城。
全国许多城镇的酒店，为了装潢门面，招徕顾客，常常在店前挂起「兰陵佳酿」的招牌。这样，从两书的写作时间和兰陵酒销售的范围来看，我们可以断定两书中的金华酒都是指的一种酒。
第二、兰陵酒为什么又叫东阳酒呢？《左传‧哀公八年》记载：「吴伐鲁，克东阳而进」。
前代学者注释说，东阳，古邑名，春秋鲁地，在今山东费县西南。我们翻开地图一望便知，那正是指的峄县（兰陵）一带。
在今天，兰陵镇和费县仍属于一个地区。这就使我们很容易理解，兰陵酒为什么又叫东阳酒了。
第三、兰陵酒为什么又叫金华酒呢？一千三百多年前，唐代大诗人李白漫游齐鲁时，写下了著名的〈客中作〉，曰：「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从「郁金香」和「琥珀光」六个字，我们可以推知李白所说的「兰陵美酒」是一种有颜色的甜酒。
《金瓶梅》第五十二回中也说：「一钱银子下饭，一坛金华酒，一瓶白酒。」这是色酒的又一左证。
再看明人杨孚的《南州异物志》：「郁金出罽宾，国人种之，先以供佛，数日萎，然后取之。色正黄，与芙蓉花裹嫩莲者相似，可以香酒。」
由此两端，我们就知道了兰陵酒是以郁金花为配料酿造而成的色酒，也就是「金花酒」。「花」与「华」通，所以名之曰「金华酒」。
故而，这和浙江的金华地方毫无关系。
第四、据贾三近所修的《峄县志》记载，当地的「十里泉」又叫「许池泉」，是峄县的八大景之一。
战国时楚春申君任荀子为兰陵令，后人为了纪念荀子，在十里泉边修了一座荀卿祠。就在荀卿祠的南面，正有一个「金花泉」，《志》谓又名「金华泉」。
这和我前面对「金华酒」的分析，完全相同。我想，这个泉的命名不能说和金华酒的命名毫无关系。同时，还说明不能因为这个泉的名字叫金华，就认定这个泉是在浙江金华。
对于酒名的理解，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通过以上考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仅《金瓶梅》一书耳。」然而就全部古今书籍而言，就不能这么说，因为还有《本草纲目》在。
有人说，李时珍「可能是搞错了」。但，「可能」二字，不足以证明任何问题，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最好不要自认比李时珍还高明。
不是偶然地巧合。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作者之所以给自己起一个「兰陵笑笑生的」笔名，是和兰陵这个地方，也就是作者的家乡，有直接的关系。
有的学者又认为「兰陵笑笑生根本是捏造的」，未免过于武断。
至此，我们又为兰陵笑笑生是山东峄县人的观点找出了一个切实的旁证。
鲁迅、郑振铎、吴晗三位先生，之所以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不是王世贞，主要是根据万历丁巳《词话》本运用了大量的「山东方言」作出判断的。鲁迅先生说：
还有一件是《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实是山西─芬注），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地证明了这绝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
郑振铎先生说：
我们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么许多的山东土白，绝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其作风的横恣、泼辣，正和山东人所作的《醒世姻缘传》《绿野仙踪》同出一科。
吴晗先生说：
《金瓶梅》用的是山东方言，他（王世贞）虽曾在山东做过三年官（1557-1559），但是我们能有证据说他在这三年中，并且是在「身总繁剧，盗警时闻」的情况中，他曾学会了甚至和土著一样地使用他们的方言吗？假使不能，我们又有什么权力使他变成《金瓶梅》的作者呢！
我认为，三位先生的话虽不全面，但基本观点却是极为正确的。他们一致地用「山东方言」这一千古难移的铁证，确凿地证明了《金瓶梅》的作者绝对不是王世贞。
《食物本草》
朱星先生今天重拾旧说，一口咬定《金瓶梅》的作者「非王世贞莫属」，自然无法避开这个「山东方言」问题。
朱先生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中，首先说道：鲁迅先生、郑振铎先生、吴晗先生都被（山东方言）蒙过了，真是智者千虑，也有一失。
接着朱先生提出了九条理由，但这些理由是无法使人信服的。在朱先生的九条理由之中：第一、二、三条，朱先生无凭无据地认为，王世贞会说北京话和山东话，会使用青州婢仆，会记录他们的脏话，而且连用三个「一定」，这是主观想象的理由。
第四条和第八条，朱先生说「方言和人不是永不会变化的」，「现代人往往有写陕北的，东北的，河北省的革命故事」，这些话基本与论题无关，因而是生拼硬凑的理由。
第五条，朱先生不顾前面已经说过的三个「一定」，又说王世贞「由于他的大官僚子弟身分，他也未必能熟谙那一套方言俗俚谚语」，这是自相矛盾的理由。
第六条，朱先生说「金瓶梅》只有潘金莲等人在口角时才多用山方言」，「至于一般叙事，都是用一般的北方官话」。这又是不符合事实的理由。因此，对以上诸条，都无须加以反驳。
剩下的，还有为了证明三位先生观点的正确和朱星先生立论的错误，我一方面查阅了一系列的资料，另一方面我又从《金瓶梅》中找出八百个词语，分别于1980 年8 月和1981 年2 月，两次专程到山东峄县，作了方言调查。
在这里，我想针对朱先生的第七条理由，摆出一些事实来，就教于朱先生。
朱先生在第七条中说：山东方言也很复杂，胶东、济南就有显著差别，因此笼统说山东方言，实是外行话，应该说《金瓶梅》中写妇女对骂用的是清河方言。
这样一来，嘉靖间一些非清河县人的山东名人都写不了《金瓶梅》，那个托名兰陵笑笑生的即使是峄县人，也无此资格了。
朱先生第一句话颇有些道理，鲁迅等三位先生只说是山东方言，却没有说是山东哪个地区的方言，确实是笼统的。但，与此同时，朱先生自己也说了「外行话」。
因为，三位先生的话还有一点不足之处，朱先生却没有发现；那就是《金瓶梅》并不全是用山东方言写成的，其中还有北京方言、元明戏曲的词语、封建时代的官场用语等等。
例如：
第一回：勾引的这伙人，日逐在门前弹胡博词。
第二十四回：出来跟人走百病儿，月光之下，恍若仙娥。
第二十一回：我搊你去，倒把我一只脚踩在雪里，把人的鞋也踩泥了。
第五十八回：没脚蟹行货子，藏在那大人家，你那里寻他去？
第六十八回：今日忽喇八又冷锅中豆儿爆。我猜见你六娘没了，已定教我去替他打听亲事。
以上几句话中的「胡博词」「走百病」「搊」「没脚蟹」「忽喇八」这些词，我到峄县调查时，发现当地群众没有一个人能够懂得。
后来，我查阅了明代三部记述北京情况的书，才找到准确的答案。《长安客话》说：
「浑不似制如琵琶，……相传王昭君琵琶坏，使胡人重造，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浑不似！』遂以名。《元史》以为火不思，今以为胡拨思，皆相传之讹。」
《帝京景物略》说：在北京，「元宵夜，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
《宛署杂记》说：「扶曰搊」「无归着曰没脚（蟹）」，，「仓卒曰忽喇叭」。这确切地证明了，这些词不是峄县方言，而是北京方言。
像这样的北京方言词语，我在《金瓶梅》中找到将近一百个。这个事实说明了，笑笑生还在北京生活过很长时间。
《长安客话》
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说：「作者异常熟悉北京的风物人情，许多描叙很像是以北京做为背景。」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再如：
第五十一回：李瓶儿背地好不说姐姐哩，说姐姐会那等虔婆势，乔作衙。
附：《勘金环》一折（油葫芦）曲：「他每日在家乔做衙，将人来欺负杀。」
第七十五回：不管好歹就骂人，倒说着你嘴头子，不伏个烧埋。
附：《虎头牌》四折（伴读书）曲：「便死也只吃杯儿淡酒何伤，倒底个不伏烧埋。」
第七十六回：那春梅从酩子里伸腰，一个鲤鱼打挺，险些儿没把西门庆扫了一交。
附：《西厢记》一之四（鸳鸯煞）曲：「酩子里各归家，葫芦提闹到晓。」
第八十二回：人情里包藏鬼胡油，明讲做儿女礼，暗结下燕莺俦。
附：《黑旋风》四折（满庭芳）曲：「未等待来追究，便将他牢监固守，只落得尽场儿都做了鬼胡油。」
以上句子中的乔作衙、不伏烧埋、鬼胡油等词，峄县人也不懂，单看《金瓶梅》又很难说清它们的真正涵义。但只要和元明戏曲中的句子一对照，那意思就立即显现出来了。
这个事实则说明，笑笑生非常精通元明戏曲。对此，冯沅君先生曾作过深入的研究，我就不多说了。
这一类的词，我也找出七十多个。这既不是峄县方言，也不是北京方言，而应该说是元明时代的华北方言。这说明笑笑生还在华北一带生活过。
朱先生的第七条理由中二、三两句话则是完全错误的。首先，我们不能说《金瓶梅》写的是清河，小说的故事就一定是在清河发生的事情。
实际上《金瓶梅》的取材，多来自于峄县和北京。这正和《西游记》写的是天宫，其实是取材于人间一样。
所谓「清河」，只是笑笑生从《水浒传》中借来的名字。其次，也不能说《金瓶梅》写的是清河人，就一定说的是清河话。这也正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样，她虽生于南方，但满口说的是北京话。
问题的关键是，决定一部书使用哪里的方言主要应该看作者是哪里人，或者是他曾在哪里长期生活过。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暴风骤雨》，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更主要的是，在我调查过的八百个方言词语中，除去上面说过的北京方言和元明戏曲中的词语（华北方言）之外，剩下的六百多个，全是峄县方言。而且，我在两次调查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是：
1. 《金瓶梅》中的方言，凡外地人看不懂的，几乎全部是峄县一带所独有的语汇。
2. 其余的部分，虽然外地人也懂，但调查证明，它们也都是峄县人民的日常用语。
3. 在《金瓶梅》中，峄县方言不是偶尔的点缀，而是从头至尾遍布全书，并且运用得极为准确、自然。
4. 此外，无论是人物对话，还是作者叙述，在表达方法、句子结构，口吻语气等方面，也都符合峄县人民的语言习惯，明显地表现出这一地区人民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在这里，我想先举出峄县人妇孺皆知的十个方言词语，来证明我的结论的正确性：
大滑答子货
戳无路儿
茧儿
咭溜搭刺儿
迷留摸乱
掴混
涎缠
啻啻磕磕
格地地
猎古调
这些词，我也拿来请教了与峄县相邻的铜山、苍山、滕县、费县的同志，他们都不懂，又何况是远在江南的王世贞呢？
至于朱先生的第九条理由，是说施耐庵不是山东人，但在《水浒传》中，也用了大量山东方言，因此王世贞也能写出《金瓶梅》。
其实，这是不能模拟的，《水浒传》是在长期流传和集体创作的基础上加工的，而《金瓶梅》却是个人独立创作出来灼。因此，《水浒传》里的山东方言，是前人写进去的，这不能算在施耐庵的帐上。
但《金瓶梅》中的大量的峄方言被运用的出神入化，却是笑笑生的功劳。所以，朱星先生的这条理由，也是不对的。
通过以上对方言问题的讨论，总的结论是一句话：《金瓶梅》只有曾经在北京和华北生活过的峄县人才能写的出来。
本文结语
在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国对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是以鲁、郑、吴三位先生的「山东说」占主导地位的。而且郑先生还明确指出笑笑生是峄县人。
吴先生还证明了他是嘉靖、万历之间的人。这个功绩是巨大的。然而，由于〈金瓶梅词话序〉中的「兰陵」二字，毕竟是个孤证，所以几十年来时有反对意见出现。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们说笑笑生是峄县人，已经有了四条确凿的证据：
1. 兰陵就是峄县，而不是指其他任何地方。
2. 欣欣子序文中的「明贤里」，也是指峄县。
3. 《金瓶梅》中的「金华酒」，是兰陵酒。
4. 《金瓶梅》中的方言，大部分来自峄县。
因此，我认为，而今已经完成了证明「笑笑生是峄县人」的任务。下一步，我们可以具体研究「笑笑生究竟是嘉靖、万历间的哪一个峄县人」这个问题了。
《金瓶梅新证》 张远芬 著
文章作者单位：徐州教育学院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收录于《张远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