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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秋，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后(当时我们只知道他们是去外线作战，不知道是去长征)，国民党军集中了七八个师天天向湘赣苏区进攻，想把留下来的一部分红军和苏区工作人员彻底消灭，在上级的“化整为零”的指示下，我带领了全连六十多个同志，走进了赣西的原始山林，我们活动在遂川、万安、泰和一带崇山峻岭。抱着对胜利始终不渝的信念，靠着山区周围人民的支持，开始了游击生活。 新的战斗开始了。白天，我们隐藏在深山里；夜晚，我们出来摸敌人的哨兵，偷袭挨户团，打土豪，组织群众发展地下党员，搞得敌人又恼火牡又狼狈。为了消灭我们，敌人纠集了三四千兵力来对付我们这六十多人，他们在我们出入的道口筑起碉堡，用大股的武装部队不断地搜山、烧山，而最恶毒的是把山沟里所有的老百姓全部赶到平原地带，集中在良碧洲镇上的一个大祠堂里，在四周围还筑起了围寨，同时在村子里到处张贴布告：“济匪粮食者，处以极刑。”
我们离开了群众，就没有人接济粮食，没有人递送情报，我们就像鱼失去了水，开始陷入严重的困境。白匪烧光了山间所有的房子，白天黑夜我们都只能倚着大树睡觉。大树挡不住寒风，树叶子蔽不住雨水。特别是在雨季，常常几天几夜淋在雨里，雨水从帽缝里流到脖子上，从脖子上流遍全身，湿透了的衣服牢牢地贴在肉上，又冷又难受。
到了冬天，我们身上还穿着单衣，西北风吹来，大家更是冻得索索发抖，浑身上下感不到有一丝热气。同志们想尽了办法，最后发觉山上的竹子可以利用，于是就把竹子砍下来，截成一段一段，然后再将它对劈开，像一块块瓦片一样，然后在左右两侧撑起三角形的木架子，木架子上搭起树干，再用竹片一块块往上盖，这样，我们的“土房子”就造成了，至少风霜雨雪可以抵挡一下。然而这种“土房子”是固定的，而我们为了避免和敌人正面接触，必须经常转移，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得搬到另一个山上去，竹片不好携带，而且不是每个山上都有竹子的，并且砍竹子有响声，容易暴露目标。所以依靠“土房子”来躲避风雨的办法并不长久。可巧，我们在打土豪的时候弄来了一些土布，灵机一动，就用土布做起了帐篷，从此，这个帐篷就成了我们永久的“家”，我们到哪里，它也跟到哪里，一直跟了我们三个年头，帮着我们挨过了数不清昼夜的风霜雨雪。
白天睡了觉养足精力，一到天黑我们就三三两两出来活动。密密的森林一片黑，山沟里有锋利的石块，山坡上横着粗大的藤萝，稍不小心就会摔个跟斗，而最难防的是野兽和毒蛇，特别是毒蛇，它们常常蜷缩在草丛和路边，很多同志被咬着了，伤口立即红肿起来，但又不敢声张，只能咬咬牙，继续走我们的路。山上最多的是野猪，它们经常成群结队地悠然自得地走着，这该是多好的食物啊!但是我们又不能轻易用枪打，一方面是为了节省子弹，另一方面怕暴露目标。
有一次，我们坐在山沟里休息，大家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正好有一群野猪从我们不远的地方走过，四班有个外号叫“猛子”的战士怎么也沉不住气了，他举枪一下子打中了一只，我们上去每人割了一块肉，转身就跑到另一个山头上。为了烧野猪吃，我们把干柴搬拢来，可是没有火柴，就只好学燧人氏的老办法，用两块石片子敲，敲了老半天，才弄出一些火星把干柴烧着了，大家都高兴得跳起来。点起篝火，把生肉穿在削尖的树枝上，放在跳跃着的火苗上烤着吃，生肉“咝咝”发响，我们谈着当前的战斗，谈着未来的生活，篝火越烧越旺，我们也越谈越有精神，忘记了一切疲乏和忧虑。同志们吃饱了，慢慢地都睡着了。
夜深了，山间的泉水分外清晰地响着，我独自坐着，篝火在漆黑的夜里蹿起来，照着同志们熟睡的脸，我的心里像掀起了波涛，一会儿想到了粮食问题，一会儿又想到了首长分手时的嘱咐：“你们在山上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我相信!可是还有多少日子才能回来啊……想着想着，山林里突然又传来狼嗥虎啸的声音，声音在夜空里回荡不停，夜深了啊! 在所有的困难中，粮食问题是最严重的一个。山上没有一颗粮食，我们不能干等着饿死，必须派人下山去和群众联系。可是和谁联系呢?我苦苦地想了很久，忽然想起我熟识的一个老人一曹大爷，他就住在山下不远的地方。游击队里只有我和指导员两人认识他，于是我和指导员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我带着两个战士摸下山去找曹大爷。
天黑透以后，我们三个偷越过敌人的碉堡和铁丝网，走进曹大爷住的那个村庄。摸到了那个熟悉的门口，我就轻轻地敲了三下。“谁呀?”屋里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是我，曹大爷，我是老贺啊。”破旧的木门吱吱呀呀地开了，月光下一个慈祥、纯朴的老头出现在我们面前，分别还不到半年，他显得更苍老了。“曹大爷，您好!”我情不自禁地握着他的手。“好，好什么哪!”老人显得有点伤感，他用另一只手抹抹眼睛一面轻轻地说，“老贺啊，可苦了你们啦!快进屋来吧。”一进屋，老人就叫他老伴给我们烧火煮饭吃。米饭不多会儿就煮好了，我还从来没有发觉过，米饭竟有这么香这么好吃。肚子装饱了，曹大爷又给了我们一袋粮食。我知道这是老人夫妇俩最后一点口粮．我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正在犹豫，老人拉着我的手，声音有点发颤：“老贺，拿去吧，你们更要紧……”我望着老人夫妇，想着山上的同志，不禁眼眶湿了起来：“曹大爷，我们，我们一定能坚持到底!”
从这以后，老人好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把筹来的米放在打通了的竹筒管里，外表看起来完全像挑担用的扁担，装着砍柴，偷偷越过白军的封锁线，爬上山来。后来又是许多日子过去了，我们盼了又盼，再也没有盼到老人上山来。一天半夜里，我再也忍不住了，就派了一个同志下山去打听，那个同志很快就回来了，他含着眼泪，向大家说出了一个悲痛的消息：老人牺牲了!原来，老人特制的扁担有一次在半路上被白匪识破了，白匪把他抓回去用烧红的铁条烙他的身子，用钢针插进他的指头，但是老人没有说出关于我们的一个字!为了游击队，他拿出自己家里最后一颗粮食，为了游击队，他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
为了坚持到胜利，我们一定要活下去，要活，就必须有东西来塞饱肚子。高山上毛竹笋很多。我们就去把它采集回来，没有油也没有盐，光用水煮一煮，当饭也当菜咽下去。那时大家把吃毛笋说成“吃宝塔”，一则毛笋像个宝塔形状，啃不下去，开始的时候，还可以填一填肚子，但吃多了，肠子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乱捣作祟，难过极了，以后一见了毛笋，大家就要呕吐，连连摇头，可是不吃它，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以身作则动员大家一口口把竹笋吞咽下去。
春天过了，就连毛笋也吃不到了，这时候我们只能挖野菜，摘野果吃，野菜苦得像黄连，野果又都酸得叫人直淌泪水。但是为了活下去，一定得吃下去!因为长久地吃这些东西，很多同志四肢无力，浑身发软，爬山走路也十分吃力，不少同志患了夜盲症，有的同志虚弱得经常晕倒。在
一次战斗中，有三个同志负了伤，不能行动。为了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便于行动，我们决定将他们藏在一个很隐蔽的山洞里，这个山洞的四周都长满了野草、枯藤和古老的大树，看样子从未有人到过。我们把平时不管怎么需要都舍不得吃的一点点盐花，留给他们洗伤口，还给他们留下三支步枪，几颗手榴弹和十多发子弹。一点点有限的盐花，很快就用完了，我们又设法在山间搞些草药，把它们捣烂，敷在他们的伤口上，但是伤口还是不见好转，他们还必须时常忍受饥饿艰难的日子。有时我们转远了，他们就得两三天地挨饿。
一天清晨，我们又和敌人打了一仗，挨到黄昏时光，我们担心这三个战友的安全，急急地摸到洞口。洞内的情景使我们吃了一惊：只见他们三人头向外，身子倒扑在地上，头颈和身体上凝结着一堆堆黑色的血迹，身旁散落着十多发子弹壳。在一个战友的口袋里，我们找到了一张卷着的手指大小的纸，在纸上有一行匆匆写的铅笔字：“不要为我们悲伤，要坚持下去!”我明白了，他们是被叛徒出卖了。他们牺牲了，枪被白匪抢去了，但是满身的血迹告诉我们，他们在敌人面前没有屈服，纵然已经负了伤，他们仍然拼到最后一颗手榴弹，最后一颗子弹。在参天的大树下，浓密的野草丛中，我们挖好了坑，把他们安放进去。望着他们那惨白而冰冷的脸，我的耳边又隐隐地响起他们年轻的声音：“不要为我们悲伤，要坚持下去!”多少个日夜，多少风霜雨雪终于过去了。
一九三七年秋季的一天，山下匆匆跑上来一个地下党员，对我说：“我家来了个人，说什么国共合作了，吉安县成立了联合办事处，他就是办事处派来召集散布在各地的游击队的。”“这人还在你家吗?”我急忙问他。“还等在那里。”我不能相信我们还能和势不两立的白匪合作，但我也不能放弃一个真正来自上级党组织的命令。我决定带三个战士先下去看看。到了那里，我忽然觉得那个穿白军军官服的人很面熟，再一看，才认出他就是湘赣军区政治部的韦一平。是不是他叛变了?
我决定先把他带上山去细细盘问。于是，我们把他捆了起来，带到山上。到山上，韦一平同志拿出上级的公函，他接着又告诉我们，为了抗日，毛主席要我们把枪口转向日本侵略者，现在国共合作了，南方各省的游击队现在都要编为新四军，即将开赴前线，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早晨的阳光，从山凹里斜照过来，山谷里升起迷人的薄雾，绿荫丛中响起了鸟鸣，我们告别了埋着战友的土堆，告别了掩护我们两年多的崇山峻岭，为了多难的祖国，为了民族的使命，我们不能不暂把自己的血海深仇放下，开到抗日的最前线去! 贺国华同志简介： 1912年4月生，江西省莲花县人。193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游击队大队长，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历任新四军第1支队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江南指挥部新6团政治处第一主任。1940年起，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2纵队9团政治处主任，第1师2旅6团政治处主任，第5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苏中军区第1军分区江都独立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苏浙军区第3军分区特务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底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第1纵队1旅3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1师副参谋长、第3师副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0军60师副师长。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任第三野战军第20军60师副师长、第58师副师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58师副师长，华东军区公安第16师副师长、师长，江苏省盐城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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