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族是在云南洱海区域形成的。洱海区域原来住着不同族系的部落，由于历史发展，形成了一个人们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白族）的形成，约在第九世纪时期。 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讨论“什么是民族呢”一节里说：“民族，首先就是一个共同体，是个一定的人们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既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现今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罗马人、日耳曼人、额特鲁思亚人、希腊人等等所组成的。法兰西民族是由高卢人、罗马人、不列颠、日耳曼人等等所组成的。英吉利和德意志等等民族也是如此，它们是由一些不同的种族和部落所组成的这里要特别指出：斯大林所说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形成的民族。白族形成时期的社会基础不是这样；但从不同族系部落的结合，形成一个人们共同体（适宜称部族）的情况是相同的。 任何一个人们共同体达到部落阶段，都不会是单一种族，而是由很多种族整合而成，白族不能例外。第九世纪洱海区域形成一个人们共同体（白族）后，还不断有其他族的人口融合进去。所以讨论白族的形成问题，要排除单一种族孤立发展起来的观念。白族是历史形成的、具有它的特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要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说明，不宜固执种族成分来说明。 根据历史资料，在南诏建国以前，在洱海地区，曾有不同的族系居住着；到南诏末年这地区就只有一个族存在了，若干不同的族融合成一个族，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关于不同族系的部落和历史因素问题，因限于篇幅，不能群引史料，只作简要的叙述。首先说南诏建国以前的部落。 二、住在洱海区的不同族系 （一）昆明族 始见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大宛传》《卫将军骠骑传》《太史公自序》等篇。从已有的史料看，可以确定昆明在今洱海区，这已经前人讨论（如全祖望《昆明池考》），不必再作解说。昆明族的系属，从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越嶲郡定筰县：“……南中曰昆明，汉嘉曰筰，蜀曰邛，皆夷种也”的记载，这是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几个部落。 到唐代，根据《新唐书·南蛮传》载的“昆明蛮……土歊湿，宜杭稻，……随水草牲畜”看，在第七世纪初年，昆明族社会经济，已以农业生产为主而进入阶级社会了。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蒙舍诏打败了邓赕、浪穹、施浪三诏的记载看，初唐时期，昆明族部落主要住在现在的洱海以北的邓川、洱源等处。 （二）哀牢夷 东汉设置的永昌郡，境内居住着的族别，据《华阳国志·南中志》及郭义恭《广志》所载，主要为濮人（与楚国百濮无关）即樊绰《云南志》之“朴子蛮”，后来写作“濮蛮”。在西汉时期有一个大酋长的名字叫哀牢，所以也称哀牢夷。他们原以澜沧江以西为主要住居区，在两汉时期还到江东区域，如今之永平县很早时期已为哀牢地。 在唐代，新、旧《唐书·南诏传》和樊绰的《云南志》卷三，都记载着蒙舍诏是哀牢夷之后，是根据南诏王族自己说的，应当是可靠的。又据洱海区传说故事，《记古滇说》和《白国因由》等书所载，蒙舍诏祖先出自哀牢九隆，因避难迁来。细奴罗建立部落时，只有巍山县的一部分，接近它的有蒙嶲诏（在今漾濞），势力都不大。推测这两个部落，也是以哀牢夷为主组织起来，所以酋长是哀牢族。 （三）“白蛮” 据樊绰《云南志》卷4的记载，在弄栋（大姚）、青岭（姚安）、渠敛赵（凤仪）、越析（宾川）都有“白蛮”，云南（祥云、弥渡）也有“白蛮”。这些地区就是《南诏野史》所载的“白子国”区域。《通典》和《新唐书·南蛮传》载，第7世纪初期，在今之祥云、弥渡一带，是当时洱海区社会经济发展最高区域。从《资治通鉴》的记载也看出，这区域所住居的人口，主要是所谓“白蛮”，其中有些阶级人物是汉人。 居住在这些地区的“白蛮”是在何时从何地迁来的呢？李京《云南志略》和曹学佺《蜀中广纪》卷15引《夷裔考》，认为元明时期所称为僰人的白族是汉时“僰道”的僰，这话不尽确.但南诏建国以前住在洱海南部的“白蛮”由“僰道”迁来还是很可能的。据《吕氏春秋·恃君览》所载僰人原住在青衣江入岷地带，属于氐羌系统，后迁到岷江入金沙江处。《华阳国志》载：秦始皇经营僰道，僰人被迫迁居到滇东北地区。从文字记载（如《华阳国志》《水经注》诸书所载）和现存实物（如朱提堂儿狼造的铜器）可以看出他们经济文化都有相当高度的发展。但从第4世纪滇东区域长时期战争以后，所看到的唐代记载，在这区域的情况与以前完全不同，只有旧时的废城邱墓（僰人坟）存在，而没有僰人了。究竟僰人到哪儿去了呢？任何方向都找不到迁去的痕迹，只有住在洱海区的“白蛮”，可以解释。 “白蛮”由“僰道”迁来，虽没有最明确的史料，但一些比较笼统的记录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元史·地理志》关于駹州、沾益州、仁徳（寻甸）府的记载都说原有“僰剌蛮”居住，后被爨部占据，僰人迁去；这是根据爨部的历史传说而来。这传说其中一条提到在纳垢时逐“僰剌蛮”，纳垢的子孙传说汉时创造夷字，僰人迁去的时代已很早，究竟迁到什么地方没有说明。《华阳国志·南中志》载：从第三世纪滇东区域经过激烈的长时期的战争，造成严重灾难，这区域的“晋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郡”。有许多人逃到滇西去了。这些人中主要的当为僰人和汉人，这与“白子国”和“白蛮”的记载结合起来看，当同是一事，《南诏野史》说白子国大酋长张氏由滇东迁来。 “白蛮”部落中，有若干姓是汉人，但多数人口却是白子族，亦即僰人。《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南郡说：“有上方、下方夷。”不详其地界和族名，但上下当是北部与南部即洱海以北及以南地区。可推论上方夷为昆明族即乌蛮，下方夷为僰子族即白蛮。在晋时洱海区居民主要是昆明人和僰人了。 （四）其他诸族 樊绰《云南志》所载，洱海以东的越析诏是“么些族”，由金沙江以北（今盐源、盐边等处）迁来建立的部落，迁来的年代不长，根基未固，被蒙舍诏击败后，部落人口又迁回金沙江以北去了。 又樊绰《云南志》载：“河蛮”本西洱河（应指大理县境），今呼为河蛮，故地当六诏皆在，而河蛮自固洱河城邑（在大釐城，今喜洲）。这一部与洱海以北和以南的部落是有区别的。在两个区域都有这一部落的人口，并且与“昆明蛮”和“白蛮”都接近。 如上说，洱海的四周，在初唐时期居住着不同族系的部落，而各部落的社会情况也不一样。其相同之点，是部落分散，彼此之间斗争得非常厉害。因此，部落一直在兼并着。当然这是由于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分散的政治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基础的变化的结果。由于争夺兼并，便产生了势力较大的部落如“六诏”等。 除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各部落兼并扩大外，使洱海区域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还有外来的因素。 首先是唐朝势力的侵入，那时洱海以南的社会发展较高，又多受外来势力的攻击。隋开皇十七年（公元五九七年）史万岁攻大小勃弄至渠滥川，破共三十余部。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梁建方攻“西洱河蛮”，杀敌千余人，谕降七十余部。永徽三年（公元六五二年）赵孝祖进军大小勃弄、皆破降之。三次大的战争都发生在洱海以南。 在战争过程，唐军利用部落间的矛盾，联络其他部落来进攻“白蛮”区域。据李京《云南志略》和《记古滇说》载：蒙舍诏细奴罗以贞观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永徽癸丑四年（公元六五三年）取得“白子国”政权。这是由于细奴罗在两次战争中都助唐兵攻击“白子国”，因而占据了“白子国”。史籍所载及《中兴二年画卷》的张乐进求让位于细奴罗，乃是受降。从此蒙舍诏扩张了势力。《南诏野史》说：“永徽四年（公元六五三年）细奴罗遣子罗盛炎入唐朝，诏授细奴罗为巍州刺史，赐予锦袍。”细奴罗又得到了唐朝的保障。后十一年，唐朝建立姚州都督府做据点，在洱海区域发展势力，更扶持细奴罗，于是蒙舍诏在洱海区域成了最大的部落。 又十余年，吐蕃沿金沙江而下侵入洱海区域，在浪穹建立了据点，制洱海以北区域。唐朝和吐蕃彼此为了扩张势力便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有胜负。在战争过程中，唐朝与吐蕃都各利用所占据区域部落的势力，部落也依靠外来的势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斗争的形势就复杂化了。洱海区域的动荡局面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到开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唐朝帮助蒙舍诏皮罗阁发动战争，攻占吐蕃势力区域。以唐朝的立场来说是打败了吐蕃，以蒙舍诏的立场来说是统一了洱海区域各部落。再一年后，唐朝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建立了南诏国。洱海区域出现了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统一政权组织。由于政权的统一，促进了这一区域结成一体的发展。 以后，南诏恃洱海区域集体的力量，日益壮大，与唐冲突。在天宝年间两次打败鲜于仲通和李宓的军队，并乘势向东西南北各部落战争，扩张领土，统治广大地区不同族系的许多部落。发展到这一阶段，南诏既受唐朝和吐蕃的威胁，又要控制设置统治机构的许多外府（如拓东、开南、镇西、宁北等节度），洱海区域日益发挥其强大的力量，其地位越显得重要，洱海区结为一体越来越紧密了。 南诏建国前，居住在洱海区域不同族系的人们，由于经济体系的密切而造成统一，又由统一而结合为一体，更由于一体来对外而更结合，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发展成为一个共同体了。所以，这一个人们共同体是历史形成的。 何时形成的呢？约可从族的名称来推论。当初，居住在洱海区的各族系，没有一个共同的专名，见于记录的有许多称呼，如松外蛮（因地在松外县南）、西洱河蛮（因地在西洱河四周）、姚州蛮（因属姚州都督）、永昌蛮（因曾为永昌郡地）、云南蛮（因在云南郡地，且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南诏蛮（因为南诏基地），都是用地名加上“蛮”字来称居住在洱海区的人们，正由于没有形成为一个族，所以没有共同的专门名称。 出现共同的专门名称在南诏晚期。《新唐书·南诏传》说：“酋龙（即世隆）死，子法（即隆舜）嗣，自号大封人。”（据《资治通鉴》载，在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南诏野史》说“隆舜改号曰大封民国”；又载郑仁旻时撰《封民三宝记》。以封人为国号，但“封人”只限于洱海区，如《古滇说集》说：“隆舜卒于东京（善阐府，在今昆明），葬返大封民国。”又载:“舜化即位于东京，轻车回大封民国。”所谓“大封民国”即指洱海区域：称洱海区为“封人”或“封民”，都是以民族名做地名。显然，那时洱海区的人们已形成一个共同体，也出现了一个共同的专门名称了。这一共同体是由原有居民族系和外来族系整合而成，不能认为是一个种族发展而来。 在此要指出：从南诏建国到这时已一四〇年，洱海区域社会是在上升时期，已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在共同地域之内，发展共同经济到更高阶段，已有共同的语言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也出现了共同的族名，这是经过很长时期历史发展的因素达到这一阶段的。 还要指出：白族的形成，除了昆明、哀牢和“白蛮”以外，当有其他族系的人口参加在里面，其中特别多的是汉人。南诏建国以前，已有汉人在洱海区居住，在南诏发展过程中，由于战争，大量的汉人被南诏俘虏为奴隶，经过一定时期后，便融合在洱海区域的人们共同体里面。汉人在共同体的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 见于记录之“封民”或“封人”，疑原作“封民”，因避唐讳而改作封人。又“封”字应读“帮”，重唇声，唐以后始变为轻唇声，钱大昕“古无轻唇声”之说可作定论。又“封”字当读如“僰”或“白”，汉语“封”“僰”有阴阳声之分，而洱海地区语言阴阳声不分（即韵读无声随声，此古羌语,后彝语支各族音读多如此），故汉字阴阳声而混为一者甚多。此可知“封民”即“僰民”同音异写，而“封民”即“白子”也。 洱海地区各族系融合为一族之过程，以僰人为主，融合其他族系，故结合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称之为“僰民”或“僰人”或“白子”，字亦作“封民”也。 关于白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拟在这里讨论。但因白语中的汉语成分问题，近来多有讨论，我亦愿意略抒己见，提供参考。 白族语言中，借用汉语特别多，这是历史因素使然。在历史上，汉人融合在白族集团的人口多，而白族不断吸收汉文化，于是白语中的汉语成分就越来越多。以白族支系被称为“勒墨”的语言来说，汉语成分并不在多数。这是由于他们在明代就迁往澜沧江以西，和汉人接触较少，继续借用汉语的可能也随之减少。我很同意张旭先生的意见：要研究白族语言，必须先研究勒墨语（碧江）和那马语（维西）。因为它们是较古老的白语，只有将古白语加以整理、比较，才能把它的系属弄清楚。可是现在还没有人这样做，因之还不容易提出白语的系属问题。 张海秋和秦凤翔两位先生研究了剑川区域的白语，找出了剑川白语的汉语，“同湘语、赣语、吴语最相近；就声韵言，白语的声母、介母和半鼻音韵线，都和江浙全同”，他们便在关于白语系属的文章里，说：“可以决定白语的主要成分，与湘、赣、江、浙等汉语方言，显然是一个最亲密的亲属语言。据历史资料，在初唐以前和南诏时期迁来多量的汉人，从可考的地名看，最多数来自黄河流域和西川，而明代移来的多量的汉人，则大多来自江南等处。这可以说明剑川城区的白语，在明代以前曾有大量汉语词量渗透进去，这种语言的历史因素非常明了。如果认为这些语言是古白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若认为今日剑川城区白语和今日湘、赣、吴语是“古东楚、南楚语”永恒不变，则不符合语言的历史实际；若说古楚语在江南和剑川所演变的相同，就难以说明语言发展和它的环境的关系。所以，古白语（或原始白语）的系属，在没有经过研究之前，不应轻易“判定”。因为系属要根据原始语言才能说明，而不能用现代语来说明。语言不可能是孤立的，是与整个历史发展结合的，故要从历史发展来说明语言的发展。  原载《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摘录自《方国瑜文集》第四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9—10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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