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子春天派司局级官员中大夫家父到鲁国聘问以后，冬天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祭公。这个人之前也来过，是在鲁隐公刚登基的时候，当时对他的记录是“祭伯来”。历史上对“祭伯”在鲁隐公元年的官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祭伯”是中大夫，“祭”采邑的名字，“伯”是名字；另一种说“祭伯”是上大夫，“祭”是采邑的名字，“伯”是排行。具体的命名规则在《桓公八年（2）天子二聘》一文中有交代。不过我倾向于第二种，《左传》的注释里，杜预也倾向于第二种，不过杜预后来被唐朝研究《左传》的人骂了个狗血喷头，这又是一本烂账。春秋时代的“祭”是个中等诸侯国，当然，跟其他诸侯国一样，都是屡次搬迁。目前经过考古学验证过的“祭”国，在河南省郑州市东北角上。2006年-2009年，郑州市对郑东新区的全面文物考察和发掘，确定了祭伯城的位置其东西长约1380米，南北宽约1000米，周长是4760米，4.76公里。这在当时是个大城了，毕竟郑州也是殷商都城，挖掘出来的商朝首都城墙周长也不过七公里。我们对比现在，一个相当于北京68%城区面积的城市，无论如何也不是个小城市。
“祭”这个字《左传》注释是读“侧界反”，这是古代“反切注音法”，简单说就是用两个或者三个比较常用的字，各取声母和韵母进行组合注音，或者是把一个常用字的音分拆开形成两个音。所以中国古代并不是没有注音，只是没有字母注音而已，字母注音法是民国时代的文人创造出来的，其母本是仿照英语和拉丁文，当时是要打倒一切封建残余，所有先进文明都要学习西方的时代，所以对文字进行注音也采用了字母注音的方式。甚至当年还有学者希望废除汉字，让中国人像韩国人那样直接使用拼音，后来实践了一下发现不可行，同音字太多，搞出了很多麻烦，就停止了。现在韩国也是每隔几年就有人提出“谚文+汉字”的建议，理由也是纯用拼音进行读写，根本连深奥一点的文章都写不成，而且现代韩国人都用“谚文（就是古代韩国人自创的训民正音）”，而韩国的古籍都是汉字，很多古籍都读不懂，翻译的时候又容易词不达意，导致很多文化传承出问题了，但这些理由都被韩国政府以民族自尊心为理由拒绝了。言归正传，如果按照“侧界反”来读的话，就是把“侧”中“c”拿出来，“界”中的“ie”拿出来，组合成一个新的字，按字母注音法就读“cie”，这音按照现在的发音习惯很难发出来。其实我们现在的语言发音也是经过了很多变革的，上古时代，中古时代，两汉三国魏晋，唐，宋，元明清，这六个时代的发音各不相同。所以《诗经》用现在的普通话去读，会发现很多不押韵的情况，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普通话是建立在元代以后北方话的基础上。百度上有按照中古音韵、唐韵和宋韵去读《诗经》的音频，可以听一下，也很好听。“关关雎鸠”用中古音读起来非常像鸟儿的鸣叫“咕咕唧唧”。而唐音就有点类似于现在粤语，宋音就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客家话。
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唐玄宗跟杨贵妃说情话的时候，恐怕不是用陕西话说：“贵妃，额想你。”而是用粤语说：“贵妃，我挂住你。”（一笑）
发现“cie”这个音比较难读，那么我们就得找找“侧”和“界”在魏晋时代都发什么音。为什么说魏晋时代，而不是《左传》成书的春秋时代呢？因为《左传》的注释者杜预是魏晋时代的人。他虽然经过考证，但魏晋时代的语言发音已经与春秋时代不一样了。故而需要先考察魏晋时代的发音。这就要感谢宋代的《广韵》，这是北宋真宗时期(1008年)官修的一部韵书，是中国现存的一部重要韵书，全名《大宋重修广韵》古代韵书就像现在的汉语字典，不同的是，《广韵》里面不但记录了很多当时的读音，也记录了很多古音，相当有价值。其在音韵学上的包罗万象可以直接秒杀清代的《声律启蒙》，与《广韵》比，《声律启蒙》就是小学一年级读物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广韵》一共有206韵，是韵数最多的韵书，而《声律启蒙》只有约30韵，这就是《辞海》和《小学生用新华词典》的区别。我当年为了静心去躁，曾用毛笔抄了一遍《广韵》，效果很好，不过时间长点，大概需要半年左右。在《广韵》里，我们找到了“界”的发音，发现“界”字和“祭”字在一个韵母分类下面。看来这就是杜预用“界”来注释“祭”的发音的原因。那么“界”在当时发什么音呢？发“gàik”，有点类似于四川人说“世界”（世盖）。然后找“侧”，发现“侧”在当时的发音并不是“ce”而是“zhai”。这个发音现在普通话里没有了，在河南土话里有。比如一个人侧着身子躺着，河南土话就会说这个人“侧棱（zhài lèng）着身子”。如果把“侧”和“界”的古音放在一起组合一下，就变成了“zhài”音。所以“祭伯”的“祭”要读“zhài”音。但现在河南郑州祭城区的路标上却不读“zhài”音，而是读“zhà”城。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后来蒙古人建立元朝后，把北方话的发音也带入了中原，北方话音韵少，简单，说话短平快，慢慢的就把“zhài”缩略成了“zhà”。所以现在郑州市祭城区的路牌上，拼音标注也成了“zhà”城。估计再过百十年，连《辞典》也要改了，就不会有人记得“祭伯”叫做“zhài”伯，而是叫成“zhà”伯了。
“祭伯”上次到鲁国的时候，书面记载是跟周王室闹了矛盾后离开的，对于王室迷辛，书面上不好记载，所以只说了“来”而不说来做什么。但实际情况可能跟书面记载很不一致。通过对“祭伯”这次来山东的举动和时间分析：我们可以推测，祭公十八年前第一次来山东，很可能是祝贺纪国国君生了嫡女，同时订立约定，十八年后如果嫡女长成，优先考虑为王后人选。十八年前祭公在鲁国停留，可能已经与鲁国讲好，如果纪国公室嫡女做了王后，鲁国要做主婚人。也因此，纪国受到齐国压迫以后，第一个选择就是请鲁国出面调停，鲁国调停失败后，纪国要求鲁国带上纪国面见周天子，由周天子出面调停。否则很难解释，祭公来到鲁国很短时间，就在鲁国的邻国纪国选出了王后。不管是封建时代还是皇权时代还是现代，选一个好女人做妻子，永远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任。对周天子来说，选一个好的王后，母仪天下，就是对天下子民最大的负责。更不用说，一个王后产生以后，一个外戚集团就会顺理成章的产生，这里面各种利益纠葛，非心腹重臣无法胜任“选后”的任务，非长时间考察，无法选出一个众望所归的王后。通过“祭伯”此次来鲁国的称呼变为“祭公”，我们就知道，“祭伯”其实是周天子的“三公”之一，“三公”是周王室的最高官职，位高权重。心腹重臣这个条件满足了。那么只剩下“长时间考察”这个条件了，祭公正好间隔十八年来到同一个地方，并且迅速迎娶王后，就说明这是提前有约定的，否则就太儿戏了。所以鲁隐公元年，“祭伯来”，不是左丘明不知道祭伯到底来做什么的，而是无法记载，记载“祭伯为天子选后”？这事儿还没定，现在就说选后，搞得天下沸沸扬扬，很不好。
而且大肆宣扬为天子选后，跟商纣王这种亡国之君的做派太像了，所以，无法明说，只能说“来”。后世的史学家也有很多疑问，说：“周王室派大臣到诸侯国有使命有具体的事情叫做出使，聘问；有使命但没具体事务，或者闹了矛盾私自出来的行为叫做出奔；没有使命没有具体事务叫做来，那么祭伯为什么要'来’鲁国呢？如果闹矛盾的话叫出奔就行了，现在说祭伯和周王室闹了矛盾，不叫出奔而叫来，这明显有点矛盾嘛！”现在，我们明白了，《春秋》和《左传》故意这么写，就是为了在文字上留下矛盾，让后世学者思考，看有没有人能够思考出接近真相的答案。这就是文字背后的故事。
“祭公”此行的目的迎接纪国公室之女为王后，那他为什么先到鲁国呢？《左传》的注解说，因为此次周天子大婚，要鲁国做主婚人，所以祭公要先来鲁国，与鲁桓公一起去纪国迎接王后。周天子与鲁国关系虽然不太和睦，但牵涉到婚姻大事，还是需要鲁国这个礼仪之国出面。除了我们都熟知的结婚六礼之外，先秦时代还有个“媵妾制度”，正好说一下。这个制度当年在《芈月传》里有所涉及。多用于贵族王室，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女方在出嫁时必须让自己的姊妹和同姓宗族的女子陪嫁。这些陪嫁的女子就叫作媵妾，她们都是庶出的女孩，即非正妻所生。在《周礼》中，诸侯娶一国之女为夫人，女方必须以侄女或姊娣随嫁，同时还必须从其他两个与女方同姓的宗亲国内各请一位女子陪嫁，也同样各让侄女、姊妹陪嫁。这样一来，诸侯一次性就娶了九个女子，但这些女子中只有夫人处于正妻地位，其余的都属于贵妾，也就是媵妾。这就是诸侯“一娶九女”的由来。而周天子娶亲，连同正妻也就是王后在内，一共要娶十二人。这些媵妾过去以后，地位不同于我们现代意义中的“妾”。她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正妻的后备军团。如果正妻早亡，那么媵妾就顺利补位。所以媵妾也有“左媵”和“右媵”之分。这些媵妾可以保证一旦正妻不在以后，两个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不会断绝。她们在媵妾的时候，生出来的孩子是庶子，一旦转为正妻，生出来的孩子就是嫡子。像鲁隐公就是母亲在媵妾时期生的孩子，是庶子，所以鲁隐公在《周礼》重嫡轻庶的大环境里一直无法以国君自居。终其一生，鲁隐公都没有以国君的身份祭祀过天地，祭拜过鲁国宗庙。而芈月也是在秦国这个礼法不严，又正好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才能快速上位，最后走上人生巅峰。人的一生， 不但要靠个人的努力，还要考虑历史的潮流。至于祭公选了纪国公室女作为王后，纪国是姜姓。作为同姓的齐国自然要按礼制派出媵妾团。但纪齐两国关系正紧张，齐国有没有按礼而行，就不知道了。总之，这次天子大婚圆满结束，因为第二年，也就是鲁桓公九年，“纪季姜归于京师”。来自纪国的姜姓女名“季”，现在为周王后的女人，从京师洛阳回山东省亲了。《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王后，而是称呼“纪季姜”？这是为了表明此女虽然已是王后，但是她回家省亲，身份就是父母的女儿，为了尊重父母，才这样记载。欢迎理性探讨，怒发冲冠、一叶障目及鸣翠柳者不回复。E-mail：youwushuzha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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