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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撞见了从前未曾见过的岑参的面目。 事情的缘起：语文作业中有一项为鉴赏岑先生《寄左省杜拾遗》，题目问我主题是'颂’还是'愤’，我匆匆读过，看题目再加注释，很容易就能判断出此诗作于至德二年，主要还是因为至德年间岑杜与贾至和诗《早朝大明宫》的故事太出名了，依稀记得岑诗尾句用到了“阳春白雪”，基调也是歌功颂德，于是我便自然地以为《寄左省杜拾遗》也是颂诗。同一年份的同一个人，在国家、朝廷境地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用相同的题材，怎么会表达出截然相反的主题呢？ 然而答案告诉我这是愤诗。单就诗歌本身倒也解释得通，但我却是不死心就此罢休，我要思考，我要弄懂。想着想着便笑了出来——真是愚笨，人情反覆怎是你能想清的，再或者，岑参并非“真人”，而是个伪诈之人。 请允许我发表如此一段中伤岑先生的言论，纯是个人臆想，认真不得。再者，我向来以古人为友，岑先生自然是不会在乎老友打趣的。 人情确是如此，也怪不得岑参。岑先生和作贾至《早朝大明宫》的确是歌颂唐王朝功业奇伟，更多的或许是因为贾至是这样写的，和诗不能太煞风景。还有一点就是，贾至官职比之岑参是要高的。而身为右拾遗的他寄给左拾遗杜子美的诗也许是碍于拾遗这个名字，他道出了朝中人不作为，皇帝不勤政的现实。那么岑参到底是何种人呢？伪君子么？我想到了李泽厚先生说的中唐的文人阶级形成了两个流派，其中一个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口口声声高喊忧国爱国口号，个人作为却并不副实的一群人。类比过来，岑参虽不是纯正的中唐人，似乎也有这种基因。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其实并不很在乎朝廷究竟如何。谈不上不耻，只是不高尚，毕竟能在朝廷左右逢源保住性命才是现实。 说了半天我更关心杜拾遗给岑先生的回诗，不过大概是无缘得见了。 202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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