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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或士人，亦有称士大夫，古代读书人的别称，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统称。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社会的良心，一个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气节、格局等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时代强弱的风向标。 中国知识分子跟西方的知识分子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其概念范畴是大于西方的知识分子的概念的，康德曾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这句话很好地概括西方知识分子与哲学家的区别，当哲学家只关注于内心思考时，他只是哲学家，而非知识分子，西方的知识分子更像是是中国人常说的“公知”。西方知识分子在近代完成的“世俗化”使之更加接近中国“士大夫”。 中国士自出现起就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孔子开始到光绪三十一年的科举制废止，中国的“士”历经25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士志于道”是孔子为“士”所立下的规定，“士”出现之初就出现了参与“治天下”的要求，这是中国“士大夫”最为突出和独特于他国知识分子的特征，“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感是中国“士大夫”的天然属性。《孟子·尽心上》：“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管各学派对“士”的内涵外延都不尽相同，但“士”作为一个中国社会阶层，始终承担着中国文化思想的传承和创新，即有“社会良心”之誉。 “士大夫”成为一个广泛的社会称号始于两汉之际，与广义上的科举制度先后成立。在两宋时期，从王安石“共定国是”打破了“士贱君肆”历史的开始，士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中国士大夫在政治体系中迎来了最为辉煌的时代，士大夫对政治文化的建构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而朱熹正是宋代士大夫的一个典型代表，其表达出两宋时期士大夫“政与学”兼收并蓄的特色，当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也亦是士大夫之典范。 15、16世纪的“弃儒入贾”是中国士大夫的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传统儒家的价值意识受到极大的挑战，文人的诗文书画在文化市场上得到商品的地位，士商形成互动进而推动社会价值观的调整，王阳明语：“四民异业而同道”，李梦阳语：“商与士异术而同心”。这种士商互动对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对两宋以来所建构的传统儒家政治文化却带来灾难，同时亦提出新的义利观，文人似乎有主业，即“诗文书画”，同时在政治文化中的影响力逐渐下降。 上个世纪初，“士”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消失，但五四至今，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和“科学”的行为模式上仍然保留着“士以天下为己任”之余韵。 尽管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如今的“知识分子”，两者之间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最重要的差异是在中外学人往往认为“士”或“士大夫”是“学者-地主-官僚”的三位一体，为此中国士大夫的主张很难突破其“官僚”的社会属性，同时其“为道”需以自身“达”为前提，“达则兼济天下”。陆九渊之“得君行道”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士大夫”之“为道”之觞——君心不得，难以为道，显而易见的是君心是中国士实现“为道”的前提条件。韦伯对中国士大夫的论断是：中国缺少专家政治，“士大夫基本上是受过古老文学教育的一个有功名的人；但他丝毫没有受到行政训练，根本不懂法律，但却是写文章的好手，但却是写文章的好手，懂八股，擅长古文，并能诠释讲解。在政治服务方面，他不具有任何重要性。”通过这个论断从某个侧面亦反映出中国“士大夫”阶层所存在的弊病。当然，我们仍可以很清晰地认识到，士虽为“四民之首”，但却无非常坚实的本业，失去攀附的基础就“无以为衣食”；古往今来那些虽不得“君心”却依旧能坚持“为道”，“无恒产却有恒心”的中国士就显得愈发珍贵。 清醒认知后才能够更好的自我反省，对中国“士大夫”群体的认识，有助于克服“中国士”在集体无意识所存在的不足，更加有助于一些从政的学者进一步提升政治生活中的服务性和实践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对中国“士大夫”在传统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在当代传承的了解、把握，对广大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用实践来构建新时代的政治文化有着积极作用，有助于意识到“社会良心”之于公务员是必备素质，每一个公务人员的言行都对社会文化的建设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深度认识中国“士大夫”思想在15、16世纪中的流变，也是十分有利于正确对政治与经济之间关联之历史根源；对中国“士大夫”社会属性的认知，有助于人们认识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先进性所在，不论身处哪个行业或阶层，都能够积极推进社会先进思想和政治文化的构建。
当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读书之本不为谋生，而是“为道”，也应当仔细品味“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的真意，立足岗位，担好责任，不负国家不负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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