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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是笔者三年前在宁波建大学语文研究所时写的评论，一直没能发表（由此也证明媒体的新闻取向有多成问题）。最近《光明日报》上一篇《大学语文之痛》的文章，又揭开了新一轮讨论，关键词仍落在“尴尬”与“边缘化”，十多年的时间似乎在原地踏步，一点长进也没有。所以重发三年前的这篇文章，希望同行们不要只停留在抱怨和诉苦，大家一起努力多做一点实事，同时也希望媒体能客观公正地报道大学语文的真实情况。 十年前，《光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的两篇文章揭开了一场全社会关注大学语文的大讨论序幕。十年来，国家与社会对这门课已有了高度的重视。今后十年，大学语文的成败在于能否实现“向内转”，完成自身学科理论建设。 大学语文从来就不是一门“补课”性质的临时课，而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设伊始就有的一门课。1904年“癸卯学制”，规定国文科为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必修科，大学堂（本科）“随意科”（选修课）。1913年民国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亦规定国文为预科必修课。1929年民国教育部再次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一年级学生共同必修科目”，其后大一国文的地位一直没有动摇。1950年代初期，大陆虽然一度取消大一国文课，但港台高校仍在坚持，1978年大陆重开大学语文课，至今也已有40年了。 大学语文为什么能够百年不堕？盖缘于几代有识之士对它的认识。早在1902年，后来主持“癸卯学制”的张之洞在给人的一封电文中就指出：“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这个意见在1904年“癸卯学制”的课程设置中得到贯彻，《学务纲要》明确指出“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前段时间，陈平原君还在一篇《关于重建“大一国文”的思考》的文章中提到这话）。其后虽经政权更迭，但是国文重要这个认识从来没有动摇。1942年陈立夫主政教育部，为部定教材《大学国文选》作序云：“大学一年级之国文学程为共同必修科目，所以养成学者理解载籍之能力，与运用文字之技术，以期渐进而阐扬固有之精粹者也。”（陈晚年奔走两岸，希望促成国家统一，这说明重视国文教育的人，最终必能超越政治歧见。）1944年，西南联大编印《大一国文参考文选》，杨振声作序说：“我们认为每一个国民，尤其是大学生，必须能用本国文字恰当的表现他的思想与情感，这是每一个国民的义务，也是每一个国民的权利。反过来说，若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还不能把自己的思想与情感恰切的表现于文字，那是对于他自身的侮辱，也是对于国家的不敬。”1978年，苏步青、匡亚明呼吁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苏步青说“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候镜昶联名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呼吁“大学语文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今年（2013年）1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要大力加强小学、中学、大学语文的整体设计和基本建设，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课程。 正是这样的百年历史，百年人心，构成了这门学科的强大内核，产生强大的凝聚力，给予我们对这门学科的强大信心。我们不能因为这门学科遇到暂时的困难，就发生怀疑和动摇。 有人质疑说，既然这门课程这么重要，为什么教育部不发文必修呢？这是一种依赖外部行政指令解决问题的思路。一门课程是选修还是必修，不但要看这门课程的重要程度，还要看这门课程自身的成熟程度。《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说：“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创造条件”这四个字最有分寸。大学语文虽然开了一百多年，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它并不成熟。我曾在大学语文年会上说，大学语文学科不成熟的表现是：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教学大纲，没有一种专门刊物，没有一个研究所，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网站。这还都是外在表现，假如着眼于学科理论现状，那么我们会进一步发现：2006年，当人们统计大学语文已有1402种教材的时候，尚无一种大学语文专著。近年来虽然陆续有了四五种，但是作为学科理论最基本的专著：《大学语文教育史》《大学语文教育学》《大学语文课程论》，仍告阙如。这能称得上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吗？所以我们不要一味责怪外部环境，一味叫喊大学语文遭遇“尴尬”和“边缘化”，须知最尴尬的事情莫过于忽视学科建设而争学科地位，最容易被边缘化的原因莫过于自我放逐，所谓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是也。所以，我们必须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就下决心向内转，开始做好大学语文学科理论的建设。 学科理论建设是很艰苦的事，必须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决心，为此要打造我们的专门理论队伍，基于这个认识，这些年我到处奔走，终于在近期建成了百年大学语文第一个研究所。当然这并不值得自豪（想想百年来中小学语文有了多少个研究所呀），只希望这个研究所能成为“向内转”的一个信号，后面会有更多的研究队伍跟上来。 语文课的性质，是在中小学也争论不休的，从语言文字，到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语言人文，甚至语言文明，呈日益扩张态势。众所周知，从逻辑学的定义讲，一个概念外延越大，内涵就越小，正是这种无限制的扩张，使得语文学科日益丢失其内涵。科学定义的另一个公式是“属概念加种差”，语文课的属概念是人文学科，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接下来更重要的界定是种差，也就是它和同属人文学科的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等等学科的差别，不研究这些差别，同样会迷失语文自身的学科定位。不幸的是，语文定位中的这两个误区，都被大学语文照抄无误，一是无限膨胀，二是只讲人文性，不讲语文性，以至于在某次全国大学语文论坛上，我最后一个发言，开场白是：听了一天的人文，现在我来讲讲语文……而在另一次全国年会上，我在发言中说：大学语文三十年，最大的问题是三十年没有解决课程性质问题，最大的成绩是一门性质不明的课程能够坚持三十年——但是，我们不会总有这样好的运气。 所以，大学语文向内转乃当务之急，首先要区分内外，不要一味地眼光向外，怨天尤人，而要把研究的眼光转回大学语文自身。匡亚明在《大学语文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中指出：“大学语文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包含文、史、哲、经、政等有关内容，但又不等同于这些学科。”我们就是要研究大学语文是如何与这些学科不同。也许应该回到叶圣陶等语文前辈的基本观点：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课程，它以其它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例子），凭借它们来进行语言文字的听说读写训练。 大学语文一定要放弃包打天下的想法，再没有比这更令人尴尬的事情了，而“边缘化”正是对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自大的一个讽刺。 最近《光明日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非常好：“热词传递社会正能量”。我认为媒体对大学语文的宣传报道，也应该多传递这样的正能量。 大学语文虽然遭遇种种困境，但是也并非毫无成绩可言，任何事情总是有两面的：尴尬的另一面是坚持，边缘化的另一面是回归。况且经过了十年的呼吁，外部环境已经有所好转，媒体要与时俱进，多报道正能量的消息。 这些年我参与全国和各地的一些大学语文活动，见到听到很多的正能量信息，有些甚至非常动人。比如东南大学的王步高老师，受聘到清华大学开大学语文课，他说，我站的讲坛是当年朱自清、闻一多等大师站过的，我站在这里诚恐诚惶，我不可能超过这些大师，但我力争每一次课都超过自己。正是有这样的认识和自我要求，他的课年年被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课。这是接续民国大师讲大一国文传统的一个故事，却很少有媒体对此报道。人民大学青年教师朱子辉的大学语文课也受到学生们很高评价，他们在该校“评师网”上留言说：“这是我碰到的最好的语文老师”，“为了灵魂的纯洁，去听听他的课吧，为了养眼，去听听他的课吧”。然而我们从媒体看到关于该校的报道，仍是负面的居多。最近刚刚结束的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主办的大学生征文活动，有600多所高校参与，收到14000多篇稿件。在武汉的评审会上，我们看到听到的是教师、学生、领导的普遍高涨的热情，和平常在媒体听到的“学生不爱学，老师不爱教，领导不支持”完全不是一回事，然而等到消息报道出来，又成了“教大学语文13年评不上副教授”“大学语文靠什么走出困局？”为此我询问过某记者，他坦诚地说：负面新闻比较容易引起社会关注。我认为这是帮倒忙，是要不得的。 如今是信息时代，媒体传递的正面信息，能够推动大学语文教学与学科建设发展，能够鼓舞士气，坚定信心，帮助学校领导作出正确的判断。相反，总是不恰当地报道负面信息，会打击士气，动摇军心，使大学语文走不出“尴尬”和“边缘化”的怪圈。最近笔者推动《中国教育报》报道了东北财经大学重视大学语文的事迹，很快就有学校前去访问取经，有的高校还把新闻稿打印出来，分发给大学语文教师，组织讨论学习。相反的例子，媒体在报道人民大学的大学语文状况时，过多渲染“人大学生语文水平低”，大学语文“仍在低谷”，终于使学校领导失去信心，把这门课从必修改为了选修。这说明不同倾向的报道会对大学语文产生多么不同的影响。 何二元，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大学语文”专职教师，中国首家“大学语文研究所”所长，“大学语文研究”网站站长，“全国大学语文教师群”（190089416）群主。网络化生存，体制外行走，这里有大学语文界的独特风景。文章公众号：大学语文终身义工。 --------End--------- 【大学语文终身义工】原创作品!转载请写来源【大学语文终身义工】,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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