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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有生熟之分，生熟效异、各有其功、用法不同。但中药当中的“小鲜肉”——鲜药也不容忽视，在关键时刻还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而启发屠呦呦教授利用低温萃取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大奖并于近期发布新突破的思想理论源泉——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水二升渍，捣绞汁，尽服之”正是用的鲜药——青蒿。 其实早在秦汉时代就有鲜药临床应用的历史，两千多年来历代名医应用鲜药组方治病，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是治疗温病、内科杂病及解毒、外治等方面疗效显著。追溯医史，会明显地发现鲜药已融入中医药学起源和整个发展过程。 未经干燥及加工处理的新鲜动、植物体，菌类(包括动物全体或器官、组织等,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等直接对疾病进行治疗的中药材。 两千多年前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生者尤良”的记载，此“生”字即是指“鲜”。我们常说的“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其所尝之药，必是鲜药无疑。 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与《金匮要略》中应用鲜药治疗多种病症已很普遍，如《金匮要略》记载的百合地黄汤，用生地汁益心营、清血热。 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记载其用鲜蒲公英治恶刺的亲身体会，“以凫（蒲）公英草摘取根茎白汁涂之……手下则愈，痛亦即除，疮亦即差，不过十日寻得平复，此大神效”。 宋代陈自明《妇人良方》载有著名方剂“四生丸”，以生荷叶、生艾叶、生侧柏叶、生地黄各等捣烂为丸，水煎服，治血热妄行、吐血、衄血等热证。 明代王肯堂编纂的《证治准绳·类方》中亦有不少鲜药组成的方剂，最著名的是“四汁饮”，以葡萄汁、生藕汁、生地黄汁、白蜜和匀冲服，治热淋、小便赤涩疼痛。 如明代张景岳治一切劳瘵痰嗽，用鲜竹衣、鲜竹沥、鲜竹叶等煎服。利用清鲜药轻可去实的特点，可达四两拨千斤之效。 伴随中医温病学说的形成，鲜药应用更趋广泛。温病学派创始人之一，清代的叶天士在其多年临床实践中，善用鲜荷叶、鲜莲子、鲜生地、鲜菖蒲根等治暑邪，且收屡验屡效之功。 清代吴鞠通《温病条辨》里的“清络饮”用鲜荷叶、鲜金银花、鲜竹叶、西瓜翠衣等治暑温发汗后余邪未解。 清代雷丰《时病论》用鲜石斛、鲜生地、鲜麦冬、参叶等治温病以清热保津，用鲜芦根等凉解里热，用鲜菖蒲等祛热宣窍。 清末民初之后，中医临床应用鲜药进入鼎盛时期，所用鲜药品种达四十余种，鲜药的学术思想各有建树。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四大名医肖龙友、孔伯华、施今墨、汪逢春，尤为推崇鲜药。 他们的处方中常有两三味鲜药，使用得心应手，疗效甚佳。肖龙友擅长根据不同季节不同证候运用鲜药，取鲜药的升发之气以提高疗效。施今墨用鲜药，“取其清新之气，清暑生津力强”。 孔伯华认为鲜药具有芳香通窍、除秽通达的性能，对用之以治疗急性热病极有心得。如鲜石斛滋养胃阴，清热生津的同时又有补益之功，且气味轻薄，性虽补却并不碍邪；而对于湿热痰浊蒙闭清窍者，选用鲜九节菖蒲根，因九节菖蒲善开上窍，鲜品尤良，是干品所不能代替的。 浙派本草学者非常注重因地制宜，他们根据浙江多山林，多水湿，多炎热的地理特点，喜选用质地轻清的芳香药、鲜草品、生品、露剂及药汁治病。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鲜草品、生品、制露及药汁最盛，全书共列姜露、枇杷叶露等22味药露。并列有芦根汁、藕汁等七十多味药汁。临床运用清鲜药这一特色至今还仍被浙派中医的医者传承着。 善用鲜药也是壮医用药的重要特色。壮族地区草树繁茂，四季常青，为壮医使用鲜药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和条件。壮医常用的鲜药上百种，如罗裙带、蒲公英、雷公根、鲜芦根、鲜石斛、鲜紫苏等。 内服鲜药多取其滋阴清热之功，外敷鲜药多赖其拔毒解毒之功。鲜蛤蚧、鲜壁虎、鲜毒蛇、鲜蜈蚣等这些动物药，单用或配伍其他壮药，临床实践表明对多种恶性肿瘤及一些疑难痼疾有较好的疗效。壮医治疗筋骨损伤，虫蛇咬伤之类的疾病，用的几乎都是鲜药，而且多数是单方使用。
他们认为寒凉性药鲜品较干品偏凉偏润；辛香气味药鲜品较干品味厚力峻；药汁鲜纯润燥之性强于干品又不滋腻；药露乃物质之精华，吸收见效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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