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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烛照百年 薪火千古盛 ——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历史贡献研究 高玉仲 【摘 要】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传播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思想家。面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危局，李大钊率先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旗帜，与中国社会相结合，通过倡导新文化运动，组织五四运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帝反军阀斗爭等一系列革命活动，引领了当时社会的思想解放与价值观念重构，开拓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亡之路。李大钊思想理论的探索与革命实践的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逐渐成长壮大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开端。 【关键词】 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中国道路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奴役、压迫下，中国社会面临着空前的社会危机，无数有识之士以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浓厚的民族存亡意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实践。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继爆发，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大批爱国知识青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迎来了历史性转折。李大钊反对封建文化的精神桎梏，倡导思想文化解放，促进民众的价值觉醒和民族精神重塑，他运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指导、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开展广泛的革命活动，积极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开辟了中国革命实践的新气象。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对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促使中国人真正认识、接受、信仰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一、组织领导新文化运动，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人，生于1889年10月29 日。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外国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下，饱受欺凌，而李大钊的幼年生活也充满了孤独、坎坷和曲折。“五六岁开始，他就在祖父的照料下，开始了知识的启蒙，初习读书和写字，远当时乡村赌博打架、骂人的野蛮而近笔砚诗书，养成了早睡早起，坐立有规，吃穿有序等好习惯和忠厚谦和、尊长敬贤的道德情操。”李大钊所处的时期是战乱频繁的时代，国家和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及其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袁世凯“毁新复古”，有窃国称帝的幻想。面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巨大危机和复古专制的反扑，身陷苦难和绝望中的人们，积极地致力于探索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道路，推进古老的中国走向现代化。 纵观历史无论是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以器物层面改革为主的洋务运动，还是1898年从制度层面改革的维新变法运动，亦或是1911年10月爆发的终结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这些探索和尝试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当时国家、社会、文化向现代化的迈进，但是由于领导者和参加者阶级上的局限、思想上保守、军事上的羸弱等原因，最终都未能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复兴之路。袁世凯攫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大肆制造舆论，极力鼓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在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形势下，逆历史潮流而动，上演了一出登基复辟的闹剧。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日益认识到思想文化革新是改造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他们认为僵化落后的封建宗法礼教是制约中国发展的桎梏，激发民众的革新意识和民主观念，剔除传统文化的糟粕，破除封建礼教对人民的束缚，找寻符合国家实际和人民需要的新思想新观念，引领一场启蒙民智的思想文化运动势在必行。1915年，在众多进步知识分子的推动下，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倡导学习西方民主与科学、追求个人的自由与价值的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是先进思想的传播者，引领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他积极宣传反封建专制的思想，提倡民主自由的思想。新文化早期，李大钊以《晨钟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先进刊物为主阵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而且代表着这个运动最彻底的方向。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束缚个人自由，禁锢人的思想，造成中国社会的愚昧落后。李大钊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开展彻底打破封建伦理的思想解放运动。1914年7月，日本利用一战爆发出兵山东，占领青岛和胶济铁路。1915年日本利用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抛出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北京大学李大钊积极参与留日学生开展的反日运动，反对民国政府与日本人签署卖国条约，并先后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和《国民之薪胆》，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号召国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李大钊注意并搜集资料潜心研究法俄革命之不同，同时阅读和思考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1918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积极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阐释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揭示了帝国主义虚伪反动的本质。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积极参与并领导学生运动，深入民众之中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在《新青年》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标志着他已经由民主主义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李大钊率先在中国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中国革命事业的播种者。在腐朽黑暗的旧时代，传播马克思主义何其艰难，但是李大钊以大无畏的精神、时代拓荒者的豪情、坚韧不拔的意志，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真理。他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炽烈火焰，放射出耀眼醒目的光芒，点亮了漆黑的夜空，给腐朽没落的旧时代，带来了新的光明与希望。 二、着力培养马克思主义者，用心筹建中国共产党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李大钊在课堂上和教学中，不断传播和阐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并以北京大学为阵地，支持组建了“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多个爱国学生团体，还到各地参与进步青年集会，发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演讲。他以十月革命中俄国青年对国家社会和文化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为例，激励进步知识青年为创立新的中国而奋斗。李大钊慷慨激昂地说：“我不愿青年为旧生活的逃避者，而愿青年为旧生活的反抗者！不愿青年为新生活的绝灭者，而愿青年为新生活的创造者！”他号召青年知识分子矢志“前进而勿顾后，背黑暗而面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开创性的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待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精神武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崛起。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新型知识分子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在李大钊的感召和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他们开始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探索中国未来的革新之路。 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与青年学生并肩战斗，积极营救被反动政府逮捕的示威学生，高度赞扬青年学生在反抗强权、争取民族独立中所处的先驱者地位。通过担任救国会等社团的顾问和导师，积极指导和帮助青年组织开展活动，推动革命团体的发展壮大，把许多进步团体爱国青年培养成为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的干部基础。李大钊满腔热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摇旗呐喊，推动了国内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热潮，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为组建中国新型政党创造了条件。 李大钊通过讲课、发表演说和指导革命团体等方式与许多先进社团频繁联系，影响和推动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一系列的活动，对青年学生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启蒙作用，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社会找到了思想武器。他在北大为青年学生开辟讲坛，直接讲授《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多门马克思主义课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和学术领域，吸引了许多全国各地有志青年来到北大学习，聚集了众多奋发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知识精英群体。李大钊的革命思想和高尚品格也熏陶感染了一批青年成为革命骨干，其中一批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毕生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北大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 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迈耶夫和翻译杨明斋来华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状况和中国革命情况，李大钊与他们会面交谈在华筹建新型政党的意见。在详细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后，共产国际代表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党条件。于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南北方开始了筹建共产党组织的实践探索，同时也为未来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名称和性质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同年，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宣告成立，积极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北方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发展壮大起了推动作用。1921年，在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的指导和帮助下，北方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也加速了正式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进程。在此基础上，1920年——1921年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并最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崭新的面貌，中国人民有了空前的凝聚力，中国社会有了光明的前景。 三、辩证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中积淀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和民族智慧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历史发展到近代，传统文化逐渐暴露出其保守性和滞后性的弊端。李大钊感慨道：“哀莫大于心死，哀莫大于亡群。……群之既亡，国未亡而犹亡，将亡而必亡。亡国而不亡其群，国虽亡而未亡，暂亡而终不亡。”李大钊从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诉求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价值反思与重估，力求从精神文化层面找寻到救亡图存的救国之路。李大钊早年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曾高中秀才。青年时期，李大钊东渡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因此，李大钊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具有深刻的理解。在理性的思考中，李大钊敏锐地察觉到传统文化中封建落后的因素严重制约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导致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出现萎缩。他客观指出，中国封建社会推崇儒家思想，奉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正统以来，孔子已经被异化成封建道德的楷模，封建统治者极力鼓吹被君权化、偶像化的孔子，极大禁锢了人民思想的自由发展。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其根本目的在于打破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教条，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决裂。 新文化运动时期，存在着一些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偏激思维，李大钊则保持了对传统文化理性客观的态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规律有了科学的认知，他对孔子和儒学进行了理性科学的辨析，提出了积极进步的评价观点。李大钊清晰地认识到孔子学说能够在封建社会中延续千年，根基就在于这一思想适应了古代封建社会稳定的农业经济基础。“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学说亦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孔子的学说又制约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其腐朽保守的一面阻碍了中国的创新发展。对于孔子和儒学思想本身，李大钊始终秉持着科学辩证的批判继承态度。在近代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中，李大钊立足中国社会的实际，以广阔的全球视野和辩证的理性思维，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吸收外国先进的思想，探索拯救人民、改造中国的发展道路。他以守正创新的精神，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打破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必选其一的僵化思维，为开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道路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指导实际工作的过程。”面对千疮百孔的中国，李大钊始终保持着深切的爱国情怀，他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在对中外各种思想文化的评判比较中，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中国的思想武器，将个人与国家、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穿过厚重的历史追根溯源，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他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汲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并将其作为改造社会的法宝，分析国情世情，指导中国革命活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从十月革命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阶段。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第一篇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最早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此后一年他又陆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李大钊把十月革命同中国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的命运。他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别是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意义。他系统阐释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作了简要介绍，客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步骤、手段、动力等一系列问题。李大钊号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引导进步青年把马克思主义传向工农大众。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开始走向历史舞台，迫切需要寻找科学先进的精神武器，在李大钊等知识分子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迅速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过程。”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伟大进程中的肇始之功彪炳史册。 四、矢志践行革命伟业，勠力奉献青春年华 李大钊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充满了无限的忧虑，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国家意识。从李大钊时代到当下新时代，爱国意识始终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党的光辉奋斗历程无不昭示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将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青年时代，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李大钊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面对社会黑暗、封建军阀混战的现状，他忧国之所忧，哀民之所哀，下定决心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改造封建落后的旧中国而努力奋斗。李大钊因参加反日斗争而被当时就读的学校除名，但他丝毫没有后悔，始终把个人的命运与拯救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大声疾呼中国人民用卧薪尝胆的精神进行抗争。强烈的爱国情怀，促使李大钊为了革命事业奋不顾身、英勇战斗，铸就了他坚毅的革命意志和矢志不移的革命情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他受党中央的委托，几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领导北方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运动，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反动势力。奉系军阀残酷镇压革命运动，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北方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在这种异常艰苦和险恶环生的环境中，李大钊毫不畏缩，继续忠实的履行自己的职责，领导着北方党组织的工作和群众的革命活动。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不幸被捕入狱，在奉系军阀的监狱里，他经受住各种严刑拷打的折磨，敌人残暴地把竹签扎进他的指甲缝里，甚至最后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是李大钊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坚守革命的崇高信仰，没有泄露任何党的秘密，没有屈服于敌人的威逼利诱。在《监中自述》中，李大钊慷慨激昂地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之解放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铿锵有力的话语中，透漏出献身革命、谋求民族振兴的志向。 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李大钊念念不忘保存革命力量。为保护同时被捕的革命群众，李大钊挺身而出承担全部“罪行”，要求敌人对爱国志士宽大处理，切勿株连无辜。夫人赵纫兰及两个女儿与李大钊同时被捕入狱，但李大钊以党的事业为重，强忍心中的对家庭关爱之情，闭口不提家中事。李大钊和家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敌人的法庭上，他沉着冷静地与敌人周旋，凶残的敌人决定对李大钊执行绞刑，立即执行。李大钊第一个走向绞刑台，以英勇无畏的姿态回击敌人的残暴，他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矢志不移，为践行马克思主义而英勇献身，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光荣传统。他用自己短暂的一生，为中国革命事业的进步谱写了灿烂的篇章。 遥望前程万里路，星光熠熠照亘古。纵观李大钊短暂的生命历程，尤其是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践行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不断探索创新的意识和与时俱进的思想，影响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他信仰并践行马克思主义，倡导新文化运动，理性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惊醒了沉睡中的人们；他将大批进步青年培养成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储备了人才；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革命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他坚守理想信念情怀，矢志献身革命事业的精神，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为后来的革命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应该铭记李大钊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历史性贡献，汲取他深邃的思想，不忘革命初心，牢记时代使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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