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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剿总”，他左右逢源，话语之间让张学良震怒。 “汪伪政府”，他做人八面玲珑，被陈公博视为心腹知己，身居高位，实权在握，扼敌咽喉。 潜入军统，他如履薄冰，在戴笠的眼皮之下，深入内部获情报，官至国民党少将。 为党秘密工作15年的漫长生涯，身份频换，各地穿梭，九死一生。 他就是李时雨，真正的身份是共产党……  1908年，他出生于黑龙江巴彦。 1926年求学南开中学，开始接触马列主义。 1927年又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参加党的各种活动。 1931年12月，加入我党。 1936年，经同学介绍，潜入西安“剿总”，开启了漫长的隐蔽战线斗争生涯。 送电台、救同志出狱李时雨在西安“剿总”期间，主要负责了解东北军的情况，宣传我党打回家乡、收复东北的抗日救国方针。一九三七年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奉命东调，李时雨被派到天津从事情报工作，由上级何松亭直接指挥，与单线联系。 一九三九年初，李时雨接到了两项紧急任务： 1.从租界向外运送电台； 2.营救共产党员冯骥。 当时，电台是严格禁运的一种重要军事物资，天津党组织便从租界内洋行购买有关机件，再等待时机运往河北。 因为李时雨家住英租界，又有日本特务机关的通行证，上级便决定让他将这批物资运出。一开始，李时雨计划由妻子孙静云假扮新娘，假装春节探亲，将箱子运出，但后来考虑到租界唯一的出口检查严格，遂放弃了这个计划。  他想了又想，又找了个借口到租界去办事，从伪法院要了一辆车，把箱子藏在后备箱里，经过日军检查口时，若无其事地把通行证伸出车窗，顺利通过日本哨兵，终于安全送到伪法院。 结果后来除了意外，最后一箱货物，已无法要车运输，只得用人力三轮车运送。为了避免检查，通过检查口的时候，他将箱子和通行证并举，挺起了腰板装作轻松，于是夹在群众混了过去，第一项任务顺利完成了。 第二项任务颇为棘手，冯骥是天津陷落后被逮捕的我党人员，当时李时雨精心制定出一套营救方案。  首先，利用职务之便，将冯骥的档案取走并付之一炬。当法院人员发现文件丢失后，立即地向李时雨汇报，他先是责备一番，后假装解围，于是借口日军轰炸时毁坏了。书记官因害怕被追责，赶紧应允下来。冯骥最终被判无罪，获得了自由。 获取陈公博的信任，传递汪伪的最高机密一九三九年，汪精卫筹备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处拉大会代表，由国民党改组派分子朱晶华负责拼凑平津“选区”的北方代表团。  在天津经人介绍与李时雨相识，多次倾谈二人成为朋友。得知是东北的同乡后，朱晶华主动提出帮助他伪造国民党党籍，加入伪国民党的“六大”，甚至向李时雨交了底，自己也是打入汪精卫内部做情报工作，希望李时雨能跟着自己一起干。 于是李时雨向上级报告，党组织决定让他伪装成国民党北方代表团的代表，参加伪国民党的“六大”，收集有关的重要情报。李时雨回到天津，整理了详细资料，报告给上级，使党中央迅速掌握了汪伪政权的第一手情报。当年12月份，李时雨高升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由于毕业法律专业，加之他还法院工作的经历，不久，李时雨即被任命为汪伪政权的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央政务院法制化委员会主委。他法学功底深厚，成熟稳重，汪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多次考察他，将其培养为重点亲信。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陈公博兼任汪伪上海市市长，李时雨任汪伪上海保安总局局长、司法局长、军法处处长，上海清乡委员会第四处处长。 凭借自己的机敏，他抓住时机接触陈公博这一汪伪集团的二号人物，与之谈起工作，搜集了许多重要情报资料，同时又得到了陈公博秘书的信任，于是他把陈公博每天翻阅的文件、报纸等各种材料，全部交给李时雨一份，这是李时雨平时很难接触到的，于是无形中开辟了一条获取情报的重要渠道。 一九四一年秋，陈公博打算笼络上海地区的知识分子，李时雨打算办一期综合性的社科刊物《先导》，与此同时，安插了一批人为掩护搜集情报。这个事件因为迎合了陈公博的心意而得到其赞赏，还在经费上给予全力支持。 经过一番筹备，于1942年5月成立，李时雨任社长，办公地点设在李时雨家的二楼，多名党员先后被派到该社工作。因为这里有陈公博的背景，且李时雨又有保安司令部的关系，此后特务们一动也也不敢动，他家成了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收集、处理和传递情报的安全堡垒。 救杨靖宇“弟弟”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汪精卫赴日本求医不治身亡，周佛海兼任上海市市长。其后，周佛海将原陈公博的亲信几乎全部调离，然而李时雨还继续担任伪警察总长，这主要得益于其善舞长袖、左右逢源。 这时，李时雨大学同学、地下工作者范纪曼发现了他，请他救出二位革命同志。在李时雨思索之后，认为在当前日伪军退却，国民政府还没有完全接管上海，在权力半真空状态下，只要周密的行动能够完全挽救胜利。 二人精心策划了一项大胆的计划，让范纪曼假扮是来自重庆少将军官，由李时雨陪同下监狱要人。这个监狱的看守长沈冠三，很早就认识李时雨，是一个胆小怕事、喜欢走上层路线的滑头，所以演好这个双簧戏，就成了拯救行动能否成功的关键。  那天，二人来到监狱，见了沈冠三后，李时雨便说：“这是重庆国民党中央军令部的高参，专为上海抽调在押犯李一鸣和杨树田，我是来一起处理具体事务的。” 沈冠三听后十分惊慌，立即让手下去核实，不久就得到了答复，这两人因上海日军指挥部查办的苏联间谍案而被关押，其中一人已被日军带走，现在关押在杨树田。 于是李时雨和范纪曼便请求将此人带走。沈冠三虽不敢质问，却提出要查核提人的手续。 于是，李时雨假装生气，大声骂道：“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抓住了我们，你们还要什么手续！”你这叛逆的汉奸，还要帮日本人吗？”沈冠三依然唯唯诺诺地咕哝，“好，我服从命令！不过，没有相关的手续，以后上面再查我的交代。”李时雨一看就见状出来打圆场：“我给你打个条子，以后有什么事你管吧。”最后，营救成功实施。 之后，李时雨得知了杨树田的身份，他曾经是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政委，当年化名杨君武，1932年受伤后，杨靖宇接任该团团长，为了稳定人心，杨靖宇谎称自己是杨君武哥哥，此后他多次自称“杨靖宇弟弟”。 坚守狱中的信念李时雨的隐退生涯在日本投降后又一次遇到重大转机。就在他准备考虑是让解放区撤走，还是继续在上海执行潜伏任务时。 一位过去的熟悉律师余祥琴找到了门，说他是上海沪郊军政府指挥站的头目，希望李时雨留下来与他共事，最好能再找几个伪军为他服务，帮他混到军政府里去。 在李时雨表示怀疑后，余祥琴进一步解释，现在军统拉帮结派的现象非常普遍，沪郊指挥站一度报出一些吃空饷的假名，造一个身份，很少有人会仔细考察。 当时李时雨没有立即回应，而是迅速向上级请示。几天后，上级要求他再次深入军统。于是李时雨再一次顺利进入军统，并被任命为军统海区二队队长，少将军衔。 当时他利用职务便利取得大量情报，在国民党部队进入上海之前，军统就将汪伪军收编的军政事务全部交给了他。有时候，军统就在我党地下组织中搜捕进步人士，监视他们的紧急状态，他也随机应变，前来营救。一次，一份特务报告说，地下党将秘密开会，时间是晚上十点，李时雨听到后立刻装出一副样子，向一众特务下达了晚上八点在办事处集合开始抓捕的命令，又紧急派妻子孙静云去通知有关同志取消会议。 一九四六年，军统上海区军法处处长沈维汉，由于与余祥琴的矛盾很深，便逐个查清了他的身旁人，逐渐发现了李时雨亲戚曾因共产党抗日嫌疑被捕，而档案中也没有李时雨进入汪伪中央的相关记录，于是立即将其逮捕关押。 军统特务对李时雨进行了残酷的逼供，折磨了两天两夜，但早有心理准备的李时雨始终矢口否认，拒绝签署审讯笔录，甚至还破口大骂。这些特务见硬就耍花招，让人假意接近李时雨套近乎。 谁知李时雨是个资深卧底，一眼看透，于是他接招拆招，反而以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与特务机智周旋。如此折腾了3个多月，也没有查出李时雨的什么线索。法院最终判李时雨“汉奸”罪名成立，监禁7年6个月。 一九四九年二月，李时雨终于出狱。 胜利回到北平李时雨从监狱出来不久，党组织派人找到了他，并下达了新的工作指示：继续搞地下活动，宣传我党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劝阻工商业者撤走资金、机器等生产资料，同时策反国民党军政警员，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保护好公产和档案，等待人民解放军接管。根据这一指示，李时雨意识到上海解放在即，，于是托关系替自己找了一份工作，此后他担任汇中企业副总经理，李时雨很快便投入到新的战斗任务中。  这时上海的军统特务正疯狂地缉拿地下工作者，同时也派人对李时雨进行盯梢，几次以失败告终。 但是，上级得知此事后，出于对他的保护，决定李时雨立即从上海撤出到北平。建国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央党政机关和统战部门工作。  在烽火岁月中，无论是在西北剿总司令部，还是在汪伪政权里，乃至在上海军统周旋，他都不畏艰险，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深入敌营15年，堪称我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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