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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局座，有人举报局里出了卧底！”戴笠闻讯震怒，刚要下令缉拿“内鬼”，但看到名字后，却忍不住哈哈大笑，甩了句:“这不可能！” 1934年，我党党员李时雨奉命打入东北军内部从事搜集情报和策反工作。西安事变后他离开东北军，人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继续为我党从事地下工作。  1939年，汪精卫为讨好日本，巩固自己政权，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主题是“联合日本打击共产党”。 汪精卫的爪牙朱晶华在物色人选的时候，看上了在天津法院混得风生水起的检察官李时雨。“事情过于重大，我需要和家里面商量，况且我也不是国民党员啊。”李时雨假意面露难色。 朱晶华急了：“汪主席紧缺人手，来不及细查，就说我是你在大学时入党的介绍人就行了”。于是，李时雨顺理成章的参加了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他将会议内容悉数报告给了中共北方分局，为我党之后工作做出了贡献。  为了更好的获取敌人的情报，他去了南京，“攀”上了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获得其信任，而陈公博忙于政治上勾心斗角，重要的文件机密都交由李时雨处理。 这时，日伪军大力清剿新四军，成立“全国清乡委员会”，李时雨任处长，多次将情报及时送出，让新四军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 李时雨深受汪伪政权信任之后，军统特工余祥琴找到了她：“如果可以交出汪伪上海军法处人员名册，保你进军统局。”就这样，李时雨又混进了军统。  但是军统内部也是非常凶险，过了戴笠这一关才能算暂时平安无事，而李时雨就过了这么一关：戴笠召见军统内部成员，点了李时雨的名。李时雨猛然一惊：“难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 这时，李时雨站起来，故作镇定等候训话。“余祥琴经常向我举荐你，你很能干，打入汪伪中央后为党国做了很多工作。”李时雨悬着的心放下了。“都是戴局长领导得好。” 这次事件之后，别的特务都把李时雨当成了戴笠的嫡系部下，不会轻易插手他的工作。于是，李时雨可以安心将国民党机密进行抄录，然后通过秘密电台传递至延安党组织，为我军应对国军作战计划提供了有力保障。 军统也没有放弃查出李时雨的蛛丝马迹，他们查到李时雨在汪伪时期，他的妻子和弟弟因为抗日嫌疑被日军逮捕过，但没有查出任何通共嫌疑，只好放人。不仅如此，他们还查出了余祥琴给李时雨制造假身份。 所以有别有用心的特务向戴笠报告说内部有卧底，戴笠正要震怒，一听说是李时雨，不由得哈哈大笑：“不可能是他！”  李时雨行事谨慎，从来没有留下过任何把柄，所以在戴笠眼里，他不过就是个党派争斗的牺牲品，和通共无关。戴笠到死都不相信李时雨是一个“红色特工”。 李时雨周旋于国民党和汪伪政权之间，表面的工作见不得光，是汉奸，是特务，人人喊打，但他实则是一个以解放全中国为己任的隐匿战士！在真相大白的和平年代，他的功绩也当千秋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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