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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0月1日，新中国历经磨难，浴火重生，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缓缓升起，在这万众瞩目的一刻，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个人饱含热泪，他就是李时雨——我党打入汪伪政府的地下工作者，在敌营潜伏15年，被称为“窃听器”，“一个人顶上三个师”的传奇间谍！ 此刻，李时雨是作为地下工作者代表来亲历新中国成立的，他身后是千千万万或牺牲或艰难活下来的地下工作者，这一伟大的时刻，正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 1908年，李时雨出生在黑龙江省巴彦县，他家里条件并不算好，但是家中长辈却很看重读书，于是竭尽全力送他去读书识字，这也为他之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基础。
李时雨聪明好学，很有抱负。他原名叫李亭芳，因为从小就爱读《水浒传》，上学的时候也常常和同学谈论“及时雨宋公明”，认为他忠义两全，是个好汉！再加上李亭芳平时为人也很是仗义，因此有个叫孔繁文的同学，便给他起了个外号“时雨”，大家都觉得十分合适，于是这个名字便这么叫了下来。 1924年，李时雨来到省城上学，这两年的经历大大开拓了他的眼界。尤其是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李时雨关心政治民生，还作为学生代表上街进行游行示威，虽然最后被迫回家，但民主革命的种子已经在他心中默默生根发芽。 1926年，在天津南开中学的求学经历更是丰富了李时雨的见闻，他在这里得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读了高尔基的《母亲》和列宁写的《国家与革命》等进步书籍，还结识了一位叫林枫的同学，此人正是地下党。
从此之后，李时雨眼见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各个派系斗争中，共产党正是他要找的组织，因此很快就顺应共产党的号召，希望能为祖国尽一份力。 他宣传过抗日，组织过抗日武装，还发动起三千多人准备进行起义，虽然最后发生意外，队伍被迫解散，但李时雨的抗日之心不增反减，他迫切希望着能够上阵杀敌，找日本鬼子报仇雪耻。 很快，机会就来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依然不愿联共抗日，李时雨受到林枫的指示，准备到东北军那里充当内线卧底，为我党争取更多的抗日有利形势。 在同学张学孟的帮助下，李时雨成功来到了西北“剿总”第四处，在这里出任一个中尉办事员。而且因为张学孟在张学良公馆内的特殊位置，李时雨得以顺利进出公馆，和许多人打好了关系，策动他们抗日。
1936年，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逼蒋抗日，李时雨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党组织肯定了他的功劳，并让他在必要的时候继续和东北军保持联络，伺机策动他们跟随党的方向保家卫国。 1937年，应革命工作的需要，李时雨被调往天津，担任伪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 此时的李时雨心情很是苦闷。他想要上阵杀敌而不能，不仅如此，自己还担任伪职，这令他十分难过，常常心中烦闷。 但很快，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体会到了党组织的良苦用心。 当时，党组织在天津购置了一批电台，由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保管，此时则要秘密运送到河北的一个中转站。这个任务落到了李时雨的身上，如今在法院工作的李时雨是最佳选择，这也是党组织对他卧底能力的一次考验。 运送一批电台，在这时可不是件容易事儿，电台属于严查物资，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发现，甚至暴露自己。李时雨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 电台被分成两批次运到李时雨家里。第一次的两箱电台先运来时，他先是找到了法院院长，因为他踏实肯干，人又会说话，原本和院长的关系就不错。有一次闲聊时他装作无意感叹道：“我家那口子要来天津看我，无奈我混得太差，竟没一辆好车去接！实在太没面子了！” 院长听了这话哈哈大笑，说：“这有何难？你开我的车去就是了！” 就这样，李时雨开着院长的车，大摇大摆地经过了岗哨，无人敢上前仔细审查，这两箱电台被成功运送了出去。 等第二次的一箱电台和马达被送到李时雨家里时，这次他不敢再去找院长了，不然就太明显了。思来想去，他决定用三轮车运这箱电台。 然而，中途却遇到了日军的阻拦，李时雨紧张得浑身都是汗，好在日军竟没有要求他必须开箱验查，只是说这里不允许三轮车通过。无奈之下李时雨只好从车上下来，硬是扛着箱子到了指定地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随之而来的一件事，更是加定了李时雨在敌伪政府继续潜伏下去的决心。 当时我党的一名同志冯骥被抓获了，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天津沦陷时因为共产党的身份暴露而被抓。当时李时雨是天津最高法院的书记长，他先是利用职务查看了冯骥的案卷，然后将之付之一炬，等负责这件事的康书记官回来发现案卷没了后，急忙跑来向他汇报，并检讨自己失察之罪。 此时，李时雨则先是严厉斥责了他，然后又安慰他不要慌张，示意自己不愿他因此受到处罚，暗示他案卷是在日本轰炸天津时被烧掉了。康书记官自然感恩戴德，便如此照做。
之后，李时雨再找机会去看冯骥，示意他案卷已经毁坏，可以翻供了：“就说你是与人打架后，被仇敌诬陷入狱的。”然后又对手下打了招呼，让他们优待冯骥等犯人，并示意了冯骥是被诬陷入狱，希望他们能尽快结案…… 在李时雨的一系列操作下，冯骥终于得以无罪释放，党组织对李时雨在这两次任务上的成功表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希望他再接再厉，继续深入敌人内部，伺机而动。 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李时雨的机会很快来了。 1939年，汪精卫与日本勾结，策划成立日伪政府，李时雨应共产党的指示，冒充国民党代表参加了会议，亲眼见到汪精卫与日本勾结、投敌卖国的罪状，将之报告给了党组织。 当时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正是陈公博，他正在四处招揽人才，李时雨感觉到这是个机会，而他也正好在陈公博的手下做事。李时雨的上级何松亭鼓励他：“你尽管大展拳脚，组织在背后支持你！”
这给了李时雨很大信心，当陈公博召他过去谈话时，李时雨联想到陈公博是政治老手，老奸巨猾，见识过太多谄媚之徒，于是不卑不亢，回答问题有条不紊，这给陈公博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 此前，陈公博就听说李时雨很有能力，是学法律的，又当过法官，发言总是十分有见地，许多人都说过他的好话。如今一见，本人更是不仅长相英俊潇洒，做事也有理有据，不娇不谄，于是有心提拔他。 而李时雨还把思路拓展到了陈公博的女秘书身上。这女秘书名叫莫国康，政治欲望很浓烈，也很有眼力，见陈公博对李时雨印象不错，便对李时雨说：“陈先生对你印象很好，说你守礼有据，人也敦厚诚实，是个有作为的青年。”
莫国康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人长得出众，美丽高挑，李时雨便有心和她打好关系，说自己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一口一个“学姐”的叫着，说得莫国康很是高兴。 这样一来，即便还未全然得到陈公博的信任，但旁人看李时雨经常出入陈公博这里，还与他的女秘书关系要好，便以为李时雨是陈公博的心腹了，主动与他套近乎攀交情，于是不出几个月，李时雨就把这里的情况摸透了。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党组织考虑到李时雨总是请假去传送情报很是不便，便决定让他的妻子孙静云来协助他工作。
当孙静云来到汪伪政府，看到穿戴不凡、一身精干的丈夫，竟一时有点认不出来了。 李时雨倒是没什么想法，在这里的一切只是为了工作，他对功名利禄甚至汪伪政府人人趋之若鹜的权利根本不甚在乎，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终理想的实现。 他把自己近来的担忧告诉了妻子，表示自己已经得到了陈公博的信任，但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孙静云把这些传达给了党组织，晋察冀根据地的许建国部长十分高兴：“好啊，汪精卫和陈公博身边也有我们的人了，这真是太好了！你告诉时雨，尽管大胆往上爬，广泛打入敌人内部！” 得到指示的李时雨消除了顾虑，决定继续争取陈公博的信任。 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这话完全不假。1942年五月，李时雨的又一个机会来了。 当时的原军法处处长因为积压案件、关押犯人很长时间却不处理，渎职严重被撤掉，陈公博便安排李时雨兼任军法处处长职位，同年他又出任办公厅第四处处长。 执法时，李时雨严谨认真，带头严抓贪污，迎合了陈公博提出的“廉政计划”。他不仅成立执法队，禁赌禁毒，严抓猛打，当有个执法队分队长包庇某赌场，竟亲自来向李时雨行贿时，李时雨当即打电话叫来人，把这妄图行贿的队长抓去审讯治罪。
此事一出，大家都颇为震惊，上海保安部的日本联络官也对他大为赞赏，陈公博更是面上带光，对李时雨更加信任了。 1942年，汪伪成立了“全国清乡委员会”，准备大肆清剿新四军，这消息被李时雨得知后，他心急如焚，赶快搜集了相关的资料给组织汇报过去，条目写得清清楚楚。 陈毅陈老总看完情报后忍不住惊呼：“这至少为咱们增添了一个师的兵力！”充分肯定了李时雨的功绩。 正当李时雨在汪伪政府混得如鱼得水时，危险却悄无声息地到来了。 1944年4月的一个凌晨，李时雨和妻子孙静云已经卧床歇息了，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李时雨才刚穿上睡衣，门竟然已经被人砸开了，三个日本宪兵闯进来，先是蛮横地检查了一遍他们的卧室，什么也没有发现，但他们并未罢休，而是说：“让你妻子跟我们走！” 李时雨愤怒不已，孙静云却平静地说：“我跟你们走。”
第二天天不亮，李时雨就赶紧找到陈公博说明了情况，陈公博听了大骂：“这群王八羔子，他们眼里还有没有我！”然后安慰李时雨道：“你先别着急，我让特高处五岛茂来办理这件事，一定尽快把弟妹带出来！” 原来，头天晚上来的是北平日本宪兵队的人，是专门来抓李时雨和孙静云的，但考虑到李时雨身居要职，没有确凿证据不好处理，便抓走了他的妻子孙静云，准备严刑逼供后再来抓走李时雨。 在陈公博的运作下，两周之后，孙静云终于被救了出来。她也向丈夫讲述了自己这些天的经历。 被押送到北平的孙静云先是被询问和何松亭的关系，孙静云咬死不松口，日本兵就对她用刑，让她跪在砖头上，用棍子打她，皮鞭抽她，还给她泼辣椒水，但孙静云都一一忍下来了，到最后也没有吐露半分真情。
李时雨听着妻子诉说这些，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满腔愤懑无处发泄，担忧妻子跟随自己遭受这些磨难，但眼前又无法做些什么，只愿日军能早日战败，我国国民能早日拥有自由和尊严。 孙静云虽然被放了出来，但李时雨的危险并没有解除，日本宪兵队仍然派人暗中监视着他们夫妻，他们家中、上班路上都设有暗哨，这些李时雨都看在眼里。 甚至上海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日本宪兵便会把李时雨叫去问话，这惹得陈公博十分不满，发誓一定要帮李时雨脱离困境。 陈公博找了沪西区的区长卜立夫来和日本兵方面交涉，先是和他们走动，告诉他们李时雨是陈公博的亲信，请他们不要再找李时雨的麻烦；然后又拿着李时雨出的钱，请宪兵队的日本人吃饭、游玩，几次之后，李时雨终于不再受到日本人的骚扰了。 1945年，在举国欢腾下，日本人投降了，这下汪精卫政府可就难过了，陈公博也被关进了监狱。
此时的地下党李时雨，则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 恰巧此时，一个老熟人找到了他。此人叫余祥琴，过去和李时雨相熟，也受过他不少照拂，余祥琴表示：“兄弟，我是军统沪区指挥站的负责人，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军统？我可以带你混进去。” 原来余祥琴竟然是军统的人！这让李时雨吃了一惊，但他不敢立即答应，毕竟这么大的事得等组织上决定，他便告诉余祥琴：“容我考虑考虑。” 余祥琴自然也不是平白无故找到李时雨，他看重的是李时雨身后的警察力量，想要依靠他拉拢警方的一些人，随自己一起入伙。 当李时雨把情况报告给组织后，组织批示他把握住这次机会，可以一举打入军统，获取更大价值的情报。但打入军统毕竟十分危险，毕竟有戴笠坐镇，军统审查十分严格，手段也极其残忍。 得到准信后，李时雨对余祥琴说：“我愿意随你去军统，但我原来是陈公博的人，怕是不太好进吧！” 没想到余祥琴直接一拍胸脯：“这有何难！你是我派去打入汪伪政府的内线！谁敢说什么！” 就这样，李时雨成功进入了军统，为了让自己的势力更大，余祥琴还多次在戴笠面前夸赞李时雨，这令戴笠还未见到李时雨，便已经印象深刻。
1945年9月24日，军统举办了“上海办事处纪念周会”，戴笠主持会议。戴笠在发言的时候，竟直接点到了李时雨的名字，这令李时雨颇为惊讶。 戴笠对李时雨说：“我知道你，余祥琴说过，你很能干，打入汪伪政府，为党国做了不少贡献。”李时雨立马道：“都是戴先生领导得好！” 戴笠听了很是高兴，这是把功劳都添到了自己身上，脸上十分受用。在旁的人看到这一幕，都以为李时雨是戴笠的亲信，于是纷纷巴结，李时雨得以刚进入中统就畅通无阻。 在这里，李时雨获取了大量关于国民党军事调动的信息，并把他们及时传给党中央。除此之外，还有军统特务们对我党地下党及进步人士的抓捕搜查工作安排，也因李时雨的情报，而挽救了许多我党地下党员。
但戴笠那双眼睛毕竟毒辣，在屡次因任务不利被蒋介石申斥后，戴笠不免将目光放到了军统内部。而此时早已眼红李时雨的那些人，便把早早搜集好的关于李时雨早先曾经和妻子孙静云从事革命、宣传革命思想的经历抖了出来。 戴笠其实本不相信会是李时雨，他对李时雨印象不错，也知道他受人眼红，军统内部斗争激烈，戴笠明白有些人是故意借此打压李时雨，于是便找到了在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督察长的李国章，询问李时雨的经历。 李国章当即表示李时雨这人没有问题，还说了一番饱含暗示的话，意指军统权利斗争太厉害，已经到处波及了。 戴笠一听此话，加上原本就对李时雨印象不错，于是批示：“李时雨过去打入敌人内部有功，工作很出色，我很了解。他参加本局工作成绩如何? 须详查再核，不可逮捕也！” 戴笠不知道的是，原来李国章也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自然是尽全力为李时雨说好话了。不管如何，这也是阴差阳错救了李时雨一命。 但军统内部毕竟危险重重，李时雨就如同走在悬崖之上，稍有不慎就可能坠入谷底。
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事故而死了，那些本就不爽李时雨的政敌立刻便准备采取行动抓捕李时雨。 李时雨也预感到前路不妙，此时党组织也获悉军统即将对李时雨采取行动，便立即指示他到东北区。 当李时雨已经买到了飞机票，但在飞机出发前的前一天，出事了。 9月17日上午，余祥琴一通电话把李时雨叫到了自己家，并告诉他：“刘方雄副市长请你到市政府调查处去一趟，你抽空去看看吧。”余祥琴说这话的时候神情十分不自然，一旁的女秘书和助理也都以眼神示意他情况不妙的样子。 当李时雨来到上海市政府门口，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了接下来的命运。逃，此刻是不可能的了，军统一定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一旦逃走被抓，那就是坐实了罪证。现在唯有希望情况没那么严重，军统还未掌握切实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地下党，只要自己咬死不说…… 李时雨心中思索着，交代司机：“这辆车就送给你了，请你帮我一个忙：如果1个小时候我还不出来，你就到我家里去，这两三天如果遇上有来找我的人，就告诉他们我被捕了。” 当李时雨走进政府大厅，还没坐稳，刘方雄就派人把他押进了军统看守所，三天之后开始严刑审讯他。
但好在司机十分尽职，他虽然不是地下党，但多年受李时雨照拂，心中感激，回到家后，一见到有地下党来找李时雨，便立即示意他们离开，就这样，除了李时雨，没有旁人被波及。 李时雨在审讯处的日子很不好过，特务给他压杠子、灌凉水、用皮鞭毒打……但无论如何，李时雨都不承认是共产党，连特务写的记录也看也不看，手印更是死活不按。 特务们见状更是对他毒打，李时雨破口大骂：“奶奶的！老子拼死拼活打入汪伪内部为你们这些蛀虫做事，到头来还要被你们迫害！你们不去打日本鬼子，倒在这里跟自己人玩心眼儿，真他妈的没良心！”
说得特务们也开始怀疑李时雨是不是真的被冤枉的了，最后案卷被送上去，明明没有证据，法院却还是受军统的控制，判了李时雨7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 直到1949年2月，自顾不暇的军统不得不释放了一批政治犯，李时雨就因合乎条件被准予释放了，一出狱，党组织立马派张执一联系上了他，诉说了这两年外界的风云变幻。 不久后，李时雨来到了北平，但因为长期是地下工作，许多新同志都不认识他，但刘少奇却对他印象深刻，一定要见他，并且激动地说：“党组织感谢你多年的付出，你真是一个人顶三个师啊！” 刀光剑影中，李时雨卧底敌营整整18年，直到许多年后，他的事迹才被记录、揭示，但他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他这一生，是光辉灿烂、落子无悔的一生！ 1949年10月1日，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徐徐升起，被称为敌营“窃听器”的李时雨，有幸作为我党地下工作者代表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理想的实现。 他热泪盈眶，想起曾经暗无天日的日子，泪水止不住地落下。
在80年代初，李时雨的经历还曾被改变成电视剧《敌营十八年》，真切记录了他潜伏汪伪政府、军统，数次历经艰险，为我党革命成功做出巨大贡献的经历——“纵然刀山火海，我亦一往无前。” 正是有他这样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在舍命努力，才迎来了最终希望的曙光！ （注:有些资料写李时雨卧底十五年，有些资料写十八年，都是正确的，只是有的没有算上在监狱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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