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6年，军统少将李时雨被紧紧地捆绑在一把椅子上，军法处处长沈维翰，也是李时雨的死对头，怀疑李时雨是共产党的卧底。
李时雨 阴暗的审讯室里，沈维翰脸上挂着一丝得意的微笑，手中还拿着一根铁棒。 蒋介石麾下最为狡猾、最令人生畏的特务首脑戴笠得知此事后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然后他立刻亲自为李时雨担保，说李时雨的为人他非常清楚，在军统尽职尽责，是不可能背叛党国的。 戴笠坚信李时雨只是成为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沈维翰不得已只能将其释放，但一直对其心存芥蒂，时刻找机会要对他下手，不久后，机会终于来了…… 刘少奇亲自接待 1946年3月，戴笠的飞机突然坠毁，这场空难瞬间摧毁了李时雨的庇护伞，不久之后，他再次被捕，身陷囹圄。
在狱中，他被自己的同僚用上了各种酷刑，粗大的木棍挤压着他的双腿，沈维翰恶狠狠地盯着他： “压杠子的滋味不好受吧？看你这韧劲儿，还不承认你是共产党？” “戴局长才刚走，你们就拿我开刀，我对党国对戴局长忠心耿耿！”李时雨喘着粗气回答道。 由于始终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李时雨有“异党行为”，最终，他被军统上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半。 时间来到1949年2月，国民党突然发布“大赦天下”的通知，李时雨终于重获自由，此时的国民党已经是强弩之末，权贵高官们已经陆续撤出上海了。 李时雨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香港，然而两个月后，他居然神奇地出现在了北平的香山！
4月底，刘少奇见到这位军统少将，紧紧握住了他的手，他轻声说道： “有你，就如同有三个师的战力。” 刘少奇的认可仿佛是对他内心的回声，回想起15年来从汪精卫的伪政府到军统的高层，每一步艰难的跋涉，都是值得的。 戴笠到死都不知道他信任的爱将是什么身份，看来李时雨真是“辜负”了戴笠的信任！ “平步青云” 1939年汪精卫建立了伪政府，为了巩固他的地位，他在国民党内如狼似虎地寻找盟友，渴望将他们纳入自己的麾下。 1940年春天，立法院迎来了一位新的立法委员，同事只知道他是天津立法院来的，对他知之甚少。
他就是李时雨，表面上，他只是一个刚调任的立法委员，实际上在中共党组织的精密安排下，他是深入汪伪政府内部的一名卧底。 当时真正掌权的是陈公博，汪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立法院的院长。 李时雨就这样深入虎穴，他灵活地利用这个机会，巧妙地接近陈公博，悄然深入了汪伪政府的内核。 李时雨的出圈是在伪立法院一次例会上，议员们围绕“三读通过”的立法程序争论不休。 李时雨站了起来，他流畅地、深入浅出地，运用自己扎实的法律知识，让整个大厅都为之震撼，甚至连坐在高位上的陈公博也不由自主地被这股才华所吸引。 李时雨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动作都显示出他不凡的智慧和胆识，会后不久，陈公博亲自赠给他手书，赏识之情溢于言表。
陈公博 从此，李时雨在外人眼里成了陈公博的红人，但没有人知道，这一切都是李时雨保护自己地下工作的完美掩护。 随着权力的上升，他开始更深入地渗透进汪伪政权的内核，他的脚步频繁出现在高级官员的私宅、豪华的宴会和秘密的会议之中。 在这复杂的人际网中，李时雨像是在下棋，每一步都谨慎而精准，他了解到了汪伪政府内部的人事动向和秘密活动，搜集了大量珍贵的战略情报。 1941年，日伪军准备对新四军的大规模“清剿”，李时雨将这个关键情报及时传递给了新四军，他们根据这些宝贵的情报，迅速做出了反应，调整了部署。 汪伪的“清乡计划”注定失败，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计划早已被一位内部人士泄露。
陈毅 新四军得以有效应对，减少了无数无辜生命的牺牲，陈毅将军对李时雨的行动大为赞赏，他说，这些情报至少等同于增援了一整个师的兵力。 1941年到1944年间，李时雨在敌人的周围如履薄冰，却又如坐春风，他的“官运”亨通，步步高升，从一个小小的秘书处处长晋升到司法处、军法处等领导位置。 当少将军衔落在他的肩上时，三十出头的他，自己都为之一震，没想到自己潜伏在敌人内部，却能爬到这么高的位置。 职位的不断上升，李时雨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不安，他不是害怕死亡，而是担心自己是否会被组织误解。 中央领导许建国了解到了他的困境，给他了一个明确的指引，他让李时雨的妻子带话，
李时雨和妻子 “大胆地往上爬，不必拘泥于任何局限，要深入敌人的核心，掌握他们的命脉。” 从此李时雨有党的坚强背后支持，他勇敢地向前，直到完成使命。 李时雨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呢？又有哪些传奇经历成就了今天的他呢？ 走上革命道路 李时雨出生于黑龙江雌凤岗的一个小村庄，原名李亭芳。 李时雨1927年考入北平政法大学，1931年受918事件影响加入共产党，在校园学习时，多次投身于革命活动，在困难和挑战中锻炼。 1934年毕业后他巧妙地打入东北军，成为张学良公馆警卫室的一员，暗中搜集着关于军情的一手资料。
1935年，西安“剿总”第四办事处成了他新的战场，在那里，他不仅聚焦于搜集东北军的各种信息，还致力于传播抗日救国的思潮。 然而，西安事变的爆发迫使他重新开始，在组织的运作下来到了日伪天津高级法院。 李时雨对于每一次晋升，职位的增高，都让他的心跳加速，内心的斗争也越发激烈，他希望能以真面目站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而不是获得伪职这种虚假的光环，但一切都在1939年发生了变化。 那一年，一项几近不可能的任务摆在了他的面前：一是要将珍贵的电台零件，从被敌人重兵围困的英法租界运出，二是要解救被捕的同志冯骥。
任务的每一个步骤，他都要小心翼翼，仿佛走在刀尖上，他运用自己在敌营里的影响力，巧妙地弄到了一张通行证。 李时雨深知，计划需要缜密，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最后将重要的电台机件巧妙地藏于三个不起眼的箱子中，那三个箱子如同三块巨大的棋子，需要他巧妙地布局。 首先他选择了家中作为临时的藏身之地，计划运送两个箱子，他以接妻子回家有面子为由，向法院借了一辆高级轿车做掩护。 经过日军检查站时，士兵手持武器，眼神警惕地盯着每一个经过的人。 但面对这样的情形，李时雨却平静如常，他与日军士兵交谈几句，似乎分享了一些小笑话，顺利地驶过了检查站。
最后一个箱子不能故技重施了，李时雨心知再次使用汽车可能引起注意，决定换个方式，他选择了三轮车，但在“法国桥”时遭遇了日军的阻拦。 那一刻，李时雨似乎站在了生死的边缘，他深吸了一口气，选择了步行，每一步，都踏着自己的心跳，最后幸运地避开了危机。 就这样，三个箱子最终都安全送达了预定地点，任务的成功，为李时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与自豪。 冯骥的营救计划更为棘手，李时雨知道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纰漏。 晚上，他偷偷摧毁了冯骥的卷宗，当书记官发现并前来汇报时，他面露怒色，大声训斥，随后“启发”地提出，这份卷宗恐怕是在日军的轰炸中找不到了，书记官怕担责，只得接受这个说法。
接下来李时雨以例行检查的名义，步入了冯骥的牢房，两人的目光在昏暗中交汇，无声胜有声，他告诉冯骥，这是一桩错案，要他坚守自己的清白，坚称自己仅因小事被陷害。 由于法院缺少冯骥确凿的证据，李时雨最后通过自己的运作和人脉关系使冯骥重获自由。 通过这两次任务，李时雨深刻地认识到，他在这片敌占区的重要性，他为自己是共产党的一员而感到无比骄傲，无论是隐于暗处的潜行，还是光明正大地战斗，都是为了那些崇高的理想与信仰。 深入军统 李时雨越来越清楚自己的位置给组织带来巨大的效益，但随着自己官职的升高，每一天的工作都仿佛在利刃上舞蹈，每一个情报的传递都是在与死神擦肩。 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下，他每天都期待黑夜中破晓的曙光。
汪伪政府 1944年11月汪精卫的逝世，权力的真空被周佛海填补，上台后大刀阔斧地调整人事，将陈公博的心腹一一调离，李时雨也计划借此机会调往太湖，深入敌后。 然而，周佛海却敏锐地察觉到了李时雨的才华，坚决要求他留下。 与陈公博截然不同的是，周佛海特工出身，喜欢暗中布局，表面和蔼可亲背地却狠辣至极的人。 在这样一个人物面前，李时雨依旧保持着其机敏圆滑的社交手腕，成为了周佛海不可或缺的助手，经常出入周公馆，处理各类机密文件，不断将情报传递给抗日力量。 日本投降前夕，周佛海掌管上海的军事行动时，风险进一步升级，身处风暴中的李时雨，被安排为军法处副处长，中共计划策反上海伪军警起义时，形势突变。
李时雨 国民党逐步接管了上海，伪保安队的刘铁城也被重新编排并离开了上海，在一系列紧张而隐秘的行动中，李时雨成功地将敌人的动向传递给了地下组织。 由于他的及时情报，刘铁城的伪军部队在还未稳固阵脚之前就被我军彻底摧毁。 1945年8月，日本已经投降，上海的街头回荡着胜利的欢呼，但对于李时雨而言，胜利的喜悦却掺杂着新的忧虑。 余祥琴，一个昔日的律师“朋友”，在战后的混乱中出现，邀请李时雨加入军统组织。直到此刻，他揭示自己是上海沪交指挥站的负责人。 经过中共内部的紧急商议，他获得了党的支持和信任，开始了潜入军统的危险任务。 李时雨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的二组组长，贴身为戴笠工作。
戴笠 但与戴笠打交道，绝非易事。戴笠是个精明过人的特务领导，面带和蔼的微笑，但其眼神却透露出锐利与冷酷。 李时雨要在这样的环境中保持警惕，利用每一次的机会深入了解军统的内部构造，他将军统的内部文件、机密通报，甚至被军统迫害的中共同志的名单，一一记录，秘密传出。 李时雨在军统中的时间并不长，但由于他的职位显赫和频繁地与戴笠接触，让他成为了众人眼中的焦点。军统内部的矛盾与斗争日益加剧，李时雨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尤其是当他未能捕获任何真正的共产党员时，高层对他产生了怀疑。 李时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立刻断绝了与中共的一切联系，尝试隐藏自己。 然而，沈维翰虽然未能找到确凿的证据，却仍旧固执地下令将他逮捕，随后组织传达了一个紧急指令，让李时雨立刻离开上海，前往东北安全地带。
李时雨，虽然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凭借自己丰富的潜伏经验，总是能在危机之间稳稳地掌控局面，他认为这次亦是如此。 但是国民党的秘密警察手段狠辣，他们遵循一个恐怖的准则：哪怕冤枉千人，也不容许放过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这次，李时雨被捉住了。 在一间昏暗潮湿的地下室，沈维翰带着一群壮汉等待着李时雨，虽然沈并没有确凿证据来证明李的身份，但他决心通过尽量残忍的方式来逼问。 每当尖锐的工具触碰到李时雨的皮肤，他都会用尽全力掩饰自己的痛苦，即使身体再疼痛，李时雨仍然坚守誓言，没有透露出任何关于共产党的情报。
经过三个月的折磨，国民党最终仍然无法获得李时雨的真正身份，最终以汉奸罪被判处了七年。 1949年2月，国民党的财政窘迫得连囚犯们的口粮都难以供应，在这种经济压力下，国民党包装了“大赦天下”的行动，无数狱中的身影踉踉跄跄走出囚室。 中共的地下组织经过不懈努力，成功地将他从这次的大赦中营救出来。 当李时雨走出高墙时，阳光洒在他脸上，他闭上了眼睛，回想起十八年前，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 他的心，如同那时一样，未曾改变，他的忠诚，始终献给了党和人民。 此刻，他不再需要隐藏身份，不必再戴上国民党员、汉奸或特务的面具，他是李时雨，一名中共的地下党员，一名历经磨难仍然坚定的共产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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