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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是并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了农村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使农村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推销商品、吸取原料的市场。
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商品，大部分为日用消费品，以1920年为例，消费资料占进口货物中的71.5%。大量日用品倾入农村市场，进一步排斥了家庭手工业，使农民不得不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品，加深了对洋货的依赖。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又采取种种办法，迫使农民放弃原有的生产，种植和出售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原料，使农村商品生产为帝国主义需求所制约。原料生产的增加，必然造成谷物生产的缩减，又给帝国主义制造了倾销剩余农产品的条件，使中国农业生产陷入更加深刻的危机。帝国主义不仅用工业品，而且用农产品，排挤和打击中国农业生产，使农村日益破产，广大农民生活濒于绝境。 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同时，农村封建势力也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极端不合理。10%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70%—80%，70%的贫农没有土地或很少土地，只得向地主租地，受着地主阶级以地租为主要形式的残酷剥削。无论地租的形式如何，一般都占收获量的50%以上，更高的达到60%—80%，最高的达到90%。农民除了受地租剥削外，还要受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农村借债户，一般占全村农户的50%—70%，农村放债者有地主、商人、军阀、官僚，也有专门的高利贷者。利率很高，年利往往在20%—80%左右，也有超过100%。除此一般情况之外，还有特殊的高利贷剥削。借数不足、预扣利息，滚利作本，按日收利，鸽子地(以土地抵押)、孤老钱(每月按算术级数倍增之)、标谷制(借谷一担，以一年中最高价格折现，以最低价计算还粮食，利息5—7分)，青苗利(以田中未成熟之青苗作保)等，其剥削程度，比地租有过之而无不及。苛捐杂税是封建军阀对农民进行掠夺的重要手段。在这一时期，除了田赋正税有所增长外，附加税的增加往往超过正税的数倍。田赋负担加重还表现在预征上，预征数年的很普遍，有的地方甚至预征到三十多年。由于军阀混战，复征现象相当普遍，原来的军阀征收过了，新军阀又要征收。这些赋税地主阶级利用其特权往往都转嫁到广大中、贫农身上。除了横征暴敛外，广大农民还要受到封建军阀部队的兵差、兵祸的痛苦。加上天灾人祸，农村凋敝，农民破产，饥民成千上万，以草根树皮为食，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从而激化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加强了广大农民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封建军阀的反抗，许多农民不得不铤而走险，奋而求生，一旦得到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会形成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除了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外，一些共产党员开始注意农民运动。1921年下半年，沈定一等便在浙江省萧山县衙前村从事农民运动。1921年9月，成立了农民协会，发表了《宣言》和《章程》。指出：“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凡生产工人及社会主义劳动者，本会都认为极良好的朋友”，“会员每年交纳租息的成数，以收成及会员平均的消费所剩余的作标准”，并提出土地应该归农民使用，“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①。衙前农民协会成立后，领导农民进行抗租减租，反对奸商垄断米价，取消地主苛例的斗争。年底，农民协会发展到萧山、绍兴两县八十多个农村。最后被地主阶级和反动军队镇压下去。 农民运动发展较早，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是彭湃领导的广东省海丰县的农民运动。 彭湃(1896—1929)，广东海丰县人，原名天泉，又名汉肓，出身大地主家庭，1917年赴日本留学，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救国运动，改名为彭湃。1920年回国，1921年任海丰县教育局局长，并出版《赤心周刊》，宣传革命理论，被军阀、土豪撤销职务，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彭湃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他看到地主压迫农民的残酷，非常同情农民的痛苦，特别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便积极从事农民运动，成为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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