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赋、漕粮及附加税普遍增加。如直隶定县田赋、自1901至1927年增长63.42%。江苏川沙县1911年前每石漕粮交制钱五千零七十二文，曾规定以后“永不加增”，1927年增至七元，合二十一千文，增长四倍。附加税增长得更快。清初田赋、漕粮的附加及浮收，只限于“火耗”、“平余”、“重戥”等帮费及规费。鸦片战争后，帮费及规费的名目即已愈来愈多。 清末民国初年，正式形成附加税，作为地方财政的来源。光绪年间，附加税在东北有警学亩捐，在安徽、浙江有丁漕加征，在福建、四川、广东有加收粮捐，等等。《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向各省摊派赔款，各省又在附加税内征收“庚子赔款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省军阀任意加派加征，附加税收得更滥。1927年，江苏的附加税有水利捐、自治捐、户籍捐等十数种；广东有军费、自治费、保安队费、疯人口粮费等不下三十种。  直隶定县自1901至1927年，在正税增加63.42%的同时，附加税竟增长九倍多。各省军阀为了加快掠夺，还实行预征田赋。少者如山西、山东，预征一年。多者如四川梓潼，由1926年预征至1957年，预征了三十一年。如第一章所说，田赋表面上征自有田之家，实际上，最后大部分都转1504嫁了自耕农及佃农头上。 其次，盐税及其它各种杂税也急剧上升。自咸丰年间起，清政府就不断增加盐税，导致盐的零售价格不断上涨。直隶文安县在道光年间（1850年前）每斤盐仅售制钱二十三文。同治朝（1862至1874年）涨至二十七文。甲午战争及庚子赔款后涨至三十六文。至宣统元年（1909年）已涨至四十四文。袁世凯借“善后大借款”后，盐税由五国银行团控制，军阀们又另征盐税附加税。1913年，首先由四川开始，征收附加的“船费捐”，接着，各省相继效尤。至1924年，四川的盐税附加名目竟有二十六种之多，每担征收附加税达七元十角五分（正税仅二元七角三分）。 盐税最后也主要是由农民担负的，因为他们人数最多，食盐在生活费用中所占的比重也大。其它各种杂税各地不一，大都名目繁多。如广东汕头市有子女出阁捐、猪只捐、牛只捐、筹母捐、番薯捐、青菜捐、丁口捐，等等。番禺沙河一带甚至收过路捐。这些税收，很多都是直接向农民征收的。各地军阀为了开辟财源，强迫农民种植罂粟，以征收高额的鸦片烟税。后来发展到不论种与不种，都要征收。如陕西种罂粟纳款的叫“罚款”，不种而纳款的叫“白地款”。有的地方“白地款”每亩高达十三元。  此外，军阀们在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控制下，连年混战，任意抓夫派款，兵匪勾结，烧杀劫掠，给农民生计带来的影响和农村经济带来的破坏，也是严重的。如河北雄县自1920年至1928年，所供应军阀部队作战军需物资及被乱兵抢去的车马和其它财产，仅有数可查者即有五十余万元之巨。 甲午战争后，地主、高利贷主、商人对农民的剥削，也比过去加重。 这个时期，实物地租的地租率一般仍为50~60%,地主对农民剥削的加重，主要是通过增收押租和收预租等方式实现的。据对江苏二十三个县的调查，有十九个县都实行押租制度，愈是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地区，押租愈高。常熟、江阴、松江等县，每亩押租高至十元。经济发达的广东省香山县，桑田押租甚至高达二十元。预租有预交一年的，也有预交→部分的。江苏宝山县1923年实行预租的田亩，约在5~20%之间。  广东东江、湖南汉寿等地，地主每年在未耕地之先，即将地租收去，遇灾收成减少，概不退还。河北霸县、奉天绥中等地，地上甚至在头年十月就预收次年之租。押租和预租不仅保证了地主的地租剥削，而且可以使地主额外得到一笔利息，把通货膨胀的损失也转嫁给了佃户。此外，原来地租较低的地区及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实物地租租率，也有提高的趋势。如黑龙江呼兰地区的地租率1909年为40%,1914年增加到50%。 广东海丰1914年每石种田（八升种田为一亩）纳租约五、六石，1924年增加到二十石。至于货币地租，则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普遍有所增长。如山西平坦旱地原来每亩租金一至二元，1934年左右涨至三至四元，能种美棉的水地则在1926年每亩租金即高达十元以上。河北天津李家嘴有庙产沙田七十余亩，种植蔬菜，光绪末年租金每亩三元，1913年涨至六元，1928年后涨至八元九角六分。可见，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增加的收益，很大部分被地主夺走。 高利贷的形式繁杂。一般来说，有实物借贷与货币借贷之别，也有借钱还农产品、借农产品还钱的。典当质押仍然相当盛行。利率各地差别较大，总的来讲，有增长的趋势。如北京在1900年以前典当质押利率多为月息二分或二分五厘，这以后一律增至三分。黑龙江五常、巴彦、呼兰、双城等地，1909年中小商人借贷的月利率平均为1.5%,1924年涨至8%,乡间贷庄的借贷更从月利3%涨至15%。当时，政府规定月利超过三分者为“违禁取利”，实际上，很少有不超过的。如湖南七十五个县1926年月息普遍为10%,谓之“大加一”，在月息3%以下根本无法得到贷款。  商人对农民剥削的主要方式，仍然是压价（在收购农产品时）、抬价（在出售农民所需生活用品时）、操纵季节差价、勒秤等等。江西省南城县1927年比1907年，盐与煤油的售价分别上涨了八点七倍、八点六倍，而棉花与早稻的售价只上涨了六点二倍、四点四倍。就是说，农民要得到同等数量的工业品，必须出售更多的农产品。何况这里统计的是平均价格，而事实上农民、特别是贫苦的佃农经常不能按照平均价格出售农产品和购进工业品。 因为他们缺吃少穿，更缺乏生产资金，常常举借高利贷，农产品一下场就急需出售以还债完租，购买最必需的生活用品。这时，商人便乘机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抬高工业品零售价格，待青黄不接、贫苦农民要买回粮食糊口时，他们又抬高粮食的售价。如湖南省1927年稻子收获前后，人米每担售价由十三元跌至五元。四川成都平原1926年秋季至来年春季，稻谷每石售价由十元涨至二十八元。至于商人使用大斗小秤等欺诈手段剥削农民的事例，更是举不胜举。据1915年《农商公报》记载，茶庄向山户收购毛茶，竟有使用四十八两大秤的（普通秤为十六两）。  经过这样层层盘剥，农民生计已经非常艰难，加上军阀政府只顾抢钱争地盘，根本不管维修水利设施防治自然灾害，因而天灾频仍。据统计，全国各种灾荒区域1913年不下六亿五千多万亩，1918年不下六千一百多万亩。农民离村人数是不少的。 离村的农民，有的循着老一辈的足迹，逃到内蒙古、东北垦荒。据统计，仅1923至1929年到东北的移民就在五百万以上。这些移民，主要就是山东、河北一带的破产农民。有的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流入城市充当人或仆役。如江苏宜兴，至1927年，全县约有六千农妇成为纺织工人。有的投入军队，有的漂流海外谋生。如1912年内琼州迁往新加坡的移民有二万四千人，往曼谷的有一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十五万人移往英、法两国补充各劳动部门应征入伍的人力。这些人，也主要是离村出走的农民。但城市特别是工厂以及军队的容量有限，移往国外又受到资本主义各国的排斥与限制，因此，还有一些破产农民只得留在农村，无所事事，成为流民。  在这种条件下，农民的生活自然是非常困苦的。以江苏北部的农民为例。1907年，这里的自耕农每户以六口人、四个劳动力、四十亩耕地计，除购买生产资料及完纳捐税外，平均每日所得仅二分钱。佃农再加上以收获的约50%归地主，平均每日所得以上可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的贫困和农村经济的破坏，归根到底，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造成的。 结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个时期各地农民以各种形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农民运动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逐步克服了过去存在的分散、落后的种种缺点，以崭新的面貌蓬勃地发展起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广大贫苦的农民，成了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和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 田赋、漕粮及附加税普遍增加。如直隶定县田赋、自1901至1927年增长63.42%。江苏川沙县1911年前每石漕粮交制钱五千零七十二文，曾规定以后“永不加增”，1927年增至七元，合二十一千文，增长四倍。附加税增长得更快。清初田赋、漕粮的附加及浮收，只限于“火耗”、“平余”、“重戥”等帮费及规费。鸦片战争后，帮费及规费的名目即已愈来愈多。 清末民国初年，正式形成附加税，作为地方财政的来源。光绪年间，附加税在东北有警学亩捐，在安徽、浙江有丁漕加征，在福建、四川、广东有加收粮捐，等等。《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向各省摊派赔款，各省又在附加税内征收“庚子赔款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省军阀任意加派加征，附加税收得更滥。1927年，江苏的附加税有水利捐、自治捐、户籍捐等十数种；广东有军费、自治费、保安队费、疯人口粮费等不下三十种。  直隶定县自1901至1927年，在正税增加63.42%的同时，附加税竟增长九倍多。各省军阀为了加快掠夺，还实行预征田赋。少者如山西、山东，预征一年。多者如四川梓潼，由1926年预征至1957年，预征了三十一年。如第一章所说，田赋表面上征自有田之家，实际上，最后大部分都转1504嫁了自耕农及佃农头上。 其次，盐税及其它各种杂税也急剧上升。自咸丰年间起，清政府就不断增加盐税，导致盐的零售价格不断上涨。直隶文安县在道光年间（1850年前）每斤盐仅售制钱二十三文。同治朝（1862至1874年）涨至二十七文。甲午战争及庚子赔款后涨至三十六文。至宣统元年（1909年）已涨至四十四文。袁世凯借“善后大借款”后，盐税由五国银行团控制，军阀们又另征盐税附加税。1913年，首先由四川开始，征收附加的“船费捐”，接着，各省相继效尤。至1924年，四川的盐税附加名目竟有二十六种之多，每担征收附加税达七元十角五分（正税仅二元七角三分）。 盐税最后也主要是由农民担负的，因为他们人数最多，食盐在生活费用中所占的比重也大。其它各种杂税各地不一，大都名目繁多。如广东汕头市有子女出阁捐、猪只捐、牛只捐、筹母捐、番薯捐、青菜捐、丁口捐，等等。番禺沙河一带甚至收过路捐。这些税收，很多都是直接向农民征收的。各地军阀为了开辟财源，强迫农民种植罂粟，以征收高额的鸦片烟税。后来发展到不论种与不种，都要征收。如陕西种罂粟纳款的叫“罚款”，不种而纳款的叫“白地款”。有的地方“白地款”每亩高达十三元。  此外，军阀们在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控制下，连年混战，任意抓夫派款，兵匪勾结，烧杀劫掠，给农民生计带来的影响和农村经济带来的破坏，也是严重的。如河北雄县自1920年至1928年，所供应军阀部队作战军需物资及被乱兵抢去的车马和其它财产，仅有数可查者即有五十余万元之巨。 甲午战争后，地主、高利贷主、商人对农民的剥削，也比过去加重。 这个时期，实物地租的地租率一般仍为50~60%,地主对农民剥削的加重，主要是通过增收押租和收预租等方式实现的。据对江苏二十三个县的调查，有十九个县都实行押租制度，愈是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地区，押租愈高。常熟、江阴、松江等县，每亩押租高至十元。经济发达的广东省香山县，桑田押租甚至高达二十元。预租有预交一年的，也有预交→部分的。江苏宝山县1923年实行预租的田亩，约在5~20%之间。  广东东江、湖南汉寿等地，地主每年在未耕地之先，即将地租收去，遇灾收成减少，概不退还。河北霸县、奉天绥中等地，地上甚至在头年十月就预收次年之租。押租和预租不仅保证了地主的地租剥削，而且可以使地主额外得到一笔利息，把通货膨胀的损失也转嫁给了佃户。此外，原来地租较低的地区及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实物地租租率，也有提高的趋势。如黑龙江呼兰地区的地租率1909年为40%,1914年增加到50%。 广东海丰1914年每石种田（八升种田为一亩）纳租约五、六石，1924年增加到二十石。至于货币地租，则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普遍有所增长。如山西平坦旱地原来每亩租金一至二元，1934年左右涨至三至四元，能种美棉的水地则在1926年每亩租金即高达十元以上。河北天津李家嘴有庙产沙田七十余亩，种植蔬菜，光绪末年租金每亩三元，1913年涨至六元，1928年后涨至八元九角六分。可见，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增加的收益，很大部分被地主夺走。 高利贷的形式繁杂。一般来说，有实物借贷与货币借贷之别，也有借钱还农产品、借农产品还钱的。典当质押仍然相当盛行。利率各地差别较大，总的来讲，有增长的趋势。如北京在1900年以前典当质押利率多为月息二分或二分五厘，这以后一律增至三分。黑龙江五常、巴彦、呼兰、双城等地，1909年中小商人借贷的月利率平均为1.5%,1924年涨至8%,乡间贷庄的借贷更从月利3%涨至15%。当时，政府规定月利超过三分者为“违禁取利”，实际上，很少有不超过的。如湖南七十五个县1926年月息普遍为10%,谓之“大加一”，在月息3%以下根本无法得到贷款。  商人对农民剥削的主要方式，仍然是压价（在收购农产品时）、抬价（在出售农民所需生活用品时）、操纵季节差价、勒秤等等。江西省南城县1927年比1907年，盐与煤油的售价分别上涨了八点七倍、八点六倍，而棉花与早稻的售价只上涨了六点二倍、四点四倍。就是说，农民要得到同等数量的工业品，必须出售更多的农产品。何况这里统计的是平均价格，而事实上农民、特别是贫苦的佃农经常不能按照平均价格出售农产品和购进工业品。 因为他们缺吃少穿，更缺乏生产资金，常常举借高利贷，农产品一下场就急需出售以还债完租，购买最必需的生活用品。这时，商人便乘机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抬高工业品零售价格，待青黄不接、贫苦农民要买回粮食糊口时，他们又抬高粮食的售价。如湖南省1927年稻子收获前后，人米每担售价由十三元跌至五元。四川成都平原1926年秋季至来年春季，稻谷每石售价由十元涨至二十八元。至于商人使用大斗小秤等欺诈手段剥削农民的事例，更是举不胜举。据1915年《农商公报》记载，茶庄向山户收购毛茶，竟有使用四十八两大秤的（普通秤为十六两）。  经过这样层层盘剥，农民生计已经非常艰难，加上军阀政府只顾抢钱争地盘，根本不管维修水利设施防治自然灾害，因而天灾频仍。据统计，全国各种灾荒区域1913年不下六亿五千多万亩，1918年不下六千一百多万亩。农民离村人数是不少的。 离村的农民，有的循着老一辈的足迹，逃到内蒙古、东北垦荒。据统计，仅1923至1929年到东北的移民就在五百万以上。这些移民，主要就是山东、河北一带的破产农民。有的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流入城市充当人或仆役。如江苏宜兴，至1927年，全县约有六千农妇成为纺织工人。有的投入军队，有的漂流海外谋生。如1912年内琼州迁往新加坡的移民有二万四千人，往曼谷的有一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十五万人移往英、法两国补充各劳动部门应征入伍的人力。这些人，也主要是离村出走的农民。但城市特别是工厂以及军队的容量有限，移往国外又受到资本主义各国的排斥与限制，因此，还有一些破产农民只得留在农村，无所事事，成为流民。 在这种条件下，农民的生活自然是非常困苦的。以江苏北部的农民为例。1907年，这里的自耕农每户以六口人、四个劳动力、四十亩耕地计，除购买生产资料及完纳捐税外，平均每日所得仅二分钱。佃农再加上以收获的约50%归地主，平均每日所得以上可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的贫困和农村经济的破坏，归根到底，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造成的。 结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个时期各地农民以各种形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农民运动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逐步克服了过去存在的分散、落后的种种缺点，以崭新的面貌蓬勃地发展起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广大贫苦的农民，成了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和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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