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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圣公府”（俗称孔府），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世袭贵族地主庄园。孔丘的嫡系后裔就盘踞在这里。两千年来，王朝称号虽时有更迭，而孔府的贵族特权地位，不仅“世袭罔替”，而且“优渥之恩，有加无已”。到明、清两代，它拥有的钦拨祀田、汤沐田、学田、投献田、自置私田及胭粉田等，共达一百万亩左右，占据着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五省的数十县广大农村。孔府打着祭祀孔子的招牌，每年从这一大批田产中，榨取无数粮食、银钱、力役、贡物等所谓“祀租”，供五、七个“圣裔”和一大帮爪牙挥霍。 孔丘当年曾经散布过“百姓足，君孰与不足”⑴之类的“富民”谎言，来帮助奴隶主欺骗人民，追逐他复辟的梦想。孔丘的“圣裔”， 孔府的贵族们，也满嘴“仁义道德”，散布他家“祀租极微”的谎言，来欺骗佃户，以榨取最大限度的剥削，实践他们老祖宗的 “圣训”。 现在我们且从孔府地租剥削这个侧面，来看看他们所鼓吹的“仁义道德”，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一） “衍圣公府”的一百万亩田地中，绝大部分叫“祀田”，是历代统治者为“崇圣”即吹捧孔丘的目的而“钦拨”的。祀田的性质有两种，一种叫“官庄”，土地属孔府领有，收取租粮，多集中在曲阜及其附近；一种叫“屯”或“厂”，田赋拨归孔府收入，征收租银，多分散在外地。所谓租粮，相当于一般地主所收的地租；所谓租银，则是政府田赋的一部分，分给孔府享用。租粮和租银，统称祀租。 曲阜有十二个官庄，每一官庄包含五、七个自然村，共有土地一万九千三百多大亩（每亩折合市制2.5～3亩不等）。这些地，由孔府以两种租佃制度租出，一种是对分制，一种是定额制。大凡城关附近，水利较便、肥料较足、因而产量较高的田地，采对分制；其他取定额制剥削。也有先对分因核收不便，改为定额制的；或先定额而产量增高，改为对分制的；总之以剥削最多为取舍原则。照1948年前曲阜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官庄都采用定额制的剥削方法。 各官庄的地租定额，因种种条件不一，数量不尽相同。有每大亩上地年纳七官斗的，也有只纳二官斗的。我们且以城南十里的红庙村、这个比较适中的官庄为例，来揭露一下孔府的地租剥削内幕。 据孔府帐册记载，1925年前后，红庙村共有上地32.7183大亩，每亩每年纳租4官斗；中地151.5892大亩，租3官斗；次中地2.14大亩，租2 官斗；下地165.73大亩，租1.5官斗。⑵红庙村每大亩面积是六百步，等于2.5市亩；所谓官斗，是孔府的收租用斗，等于0.425市斗，据实测得知，一官斗小麦重54市斤。 又据红庙村原佃农辛景祥、辛景义、李树祥、杨思志等回忆，该村过去一般年景，每大亩上地可产粮550斤，中地450斤，次中地300斤，下地200斤。 据此，可得下表： （表一） 地 租 量土地等则 常年亩产量 租 额 折合市斤 地租率 上 550斤 4官斗 ×54=216斤 39.3% 中 450斤 3官斗 ×54=162斤 36% 次中 300斤 2官斗 ×54=108斤 36% 下 200斤 1.5官斗 ×54=81斤 40.5% 平均 375斤 2.625官斗 ×54=141.8斤 37.8% , 说明地租率,,指年租额和土地价格的比率.多以年租额和年产量相比,说明地租剥削,叫做几成. 本文所说的地租率,指后一种情况. 如果仅仅看帐面上的这种剥削量，则“祀租”虽非“极微”，比起一般地主的对分租来，似乎要轻一些。可是，实际剥削量远远不止这些。其中还大有文章。 ----------------------------------- 除帐面剥削量外，农民在交租时，还要外交“斗尖”、“地皮”若干。所谓“斗尖”，是说过斗时粮食要冒出尖来。尖到什么限度为止呢？尖到不能再尖而纷纷流下地皮为止。这流下地皮的，就叫“地皮”。它们也是租粮的一个法定部分。这个部分，特别是“地皮”，是无法限量的。以至在实征中，有时达到“斗外之米往往多于斗内”⑶的横暴地步。清朝末年，农民起来造反，抗拒“斗尖”“地皮”的无限剥削，后来达成一个协议，把“斗尖”“地皮”定量化。曲阜县防山公社胡二东大队村北关帝庙里，原来有一块光绪十年腊月立的所谓《万古流芳》的碑，上面刻道： 袭封衍圣公府为出示晓喻事：照得各官庄应纳租粮，无论东场西仓，皆系从前绞发斗只，交官四升二合五，“尖”管一升，“地皮”七合五，共合六升，历久饬遵在案。……望该佃户等各遵照交场，亦不得延宕拖欠。倘有不遵情事，定当从严追比，决不宽贷……。照这个碑文所定，农民每交租粮一官斗，即“交官四升二合五”市斗，需同时交纳“斗尖”一市升、“地皮”七市合五，共计六市升（每市斗约合127斤）。这就是说，孔府帐面所记的每一官斗租粮，在农民交出时，并不止1官斗或0.425市斗或54斤，而是1.4官斗多或0.6市斗或76.2市斤。据此，《表一》所记的地租量和地租率，实际量和实际率如下： （表二） 地 租 量 土地地等则 常年亩产量 租 额 斗尖、地皮 折合市斤 地租率 上 550斤 4官斗 1.6官斗 304.8斤 55.4% 中 450斤 3官斗 1.2官斗 228.6斤 50.8% 次中 300斤 2官斗 0.8官斗 152.4斤 50.8% 下 200斤 1.5官斗 0.6官斗 114.3斤 57.2% 平均 375斤 2.625官斗 1.05官斗 200斤 53.3% 说 明 每官斗折0.425市斗,约54市斤.每官斗租粮外加斗尖、地皮0.175市斗,约折0.412官斗,22.2市斤.因此,每官斗租粮连同斗尖、地皮,约合76.2市斤. 加上“斗尖”“地皮”以后的实物地租率，都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特别是下地，产量低而地租率高，这样就比一般地主剥削还要沉重了。 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上述那块所谓《万古流芳》碑的背面，还刻有一则叫做《遵谕输租碑记》的补充规定： …… 至于〔每一官斗的〕地皮七合五，折粮八斤一两三钱；每一官升〔的地皮〕，折粮一斤一两四钱。该输一斗者按一斗，该输一升者按一升折；其余勺合，按数折扣。从此垂为定例，俾公家得分内应得之租，佃户无额外多取之苦。……这个《碑记》规定，每一官升地租附加的“地皮”重量，大于十分之一官斗附加的“地皮”重量。这是因为，孔府的收租用升，大于十分之一斗，佃户有“宁纳一斗，不交八升”之怨。因此，每一升的附加“地皮”，也就随着大起来了。同理，每一升的“升尖”，也应大于十分之一“斗尖”。按照这种“积零过整”的规定，在地租的升数上，农民免不了还要多受一层剥削。这一部分数字，虽因具体交租尾数不等而无法一概统计，但却是相当苛刻的。 ------------------------------ （二） 官庄农民除了要交纳如上所述的百分之五十多的实物地租，供“祭祀孔子”即供“圣裔”们浪费外，还需每年为孔府无偿服役若干时日，提供劳役地租。 在《红庙庄祀田租粮清册》中，有这样一段帐目： 计开杂费差事（出管事羡余内） 花炮差 十六千〔文〕 林柴差 佃户兑租 天棚差 活 价 冰冻差 佃户兑租 年菜差 二 千 干果差 十二千 年猪差 二十千 杏仁差 三 千 椿芽差 一千二百（出小甲）⑷这些五花八门的“差”，很显然，是贵族强加于农奴的贡纳和差徭，是地主庄园里奢侈生活的源泉，是“当作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还当作成文的法律，而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种地租剥削。其中明文规定由“佃户兑租”的林柴差和冰冻差，是两项最大的固定劳役地租。在红庙村的具体办法是：每种十大亩地，每年秋季要出一个人ｆū＠⑴，去孔林割40—50天的林草，这叫林柴差。每种一大亩地，每年腊月要从曲阜城西北角护城河里运八块80斤重的冰块，送孔府窖藏，供老爷们暑季享用，这叫冰冻差。据该村当年佃农们反映，割林草正值秋忙时节，大家多是按亩凑钱雇ｆū＠⑴应差，每ｆū＠⑴价粮220—300斤不等，即每大亩约摊工价粮25斤。冰冻差多是亲自去服，也有雇ｆū＠⑴的，每大亩约摊工价粮5斤。 其他花炮、天棚各差，据帐册上说，或“出管事羡余内”，或“出小甲”，即是说，是由督粮吏役们以搜括所得来交纳的，当然也是出在佃户身上的。此外，还有帐面上没有的、尚未“当作成文的法律”的临时杂差，如孔府婚丧嫁娶、祭祀ｙàｎ＠⑵饮时的劳务，也是按亩摊派的。这一些，每大亩每年至少折工价粮5斤。，因之，理应加在剥削量里一起计算： （表三） 地 租 量 土地等则 常年亩产量 租 额 实物地租数 劳役地租数 合 计 上 550斤 4官斗 304.8斤 35斤 339.8斤 中 450斤 3官斗 228.6斤 35斤 263.6斤 次中 300斤 2官斗 152.4斤 35斤 187.4斤 下 200斤 1.5官斗 114.3斤 35斤 149.3斤 平均 375斤 2.625官斗 200斤 35斤 235斤 地租率 说 明 61.8% 劳役地租以每亩林柴差 58.6% 折工粮25斤、冰冻差折工粮 62.5% 5斤、杂差折工粮5斤计算. 74.6% 62.7% 地租率因劳役地租的加入，提高到百分之六十。这些劳役地租，有的从农民交完实物地租后所剩粮食中以工价粮的形态支付，有的直接以农民的剩余劳动形态支付，不管怎样，无疑都是加在农民头上的一笔剥削。 除了这些明白可见的、每年向孔府提供的剩余生产物和剩余劳动外，一户农民为能取得官庄土地的承佃权，还要遭受一种承佃费上的剥削。 据《孔府档案》记载和佃户们追述，要取得官庄土地的承佃权，只有两个途径：一是直接从孔府“领种”；一是等待老佃户“退让”。直接领种土地，需经过引荐、担保等手续并花费相应的酬金，更要交纳一笔相当数目的“领种费”。《孔府档案》7001号卷内一个文件记载：1936年春，城西苗孔村岳本俭经小甲颜承祥手领种坡地14大亩，花去大洋30元并京钱450千文。参照当时市价折算，这些钱值小麦20市石有零，即每大亩领种费值小麦1.4市石，约合1780市斤，约当于3—4 年的亩产总和。这样高的承佃费，是因孔府独霸土地而形成的。 至于民间退让，就是老新佃户之间转让承佃权。其价格常随年景、缓急、肥瘠、地理等因素而波动不定，一般要比领种费为低。据老佃农们回忆，每大亩土地的退让费自500斤至200斤不等，约当于一年的产量。此外还得付给中人（多为小甲）二分佣金（亦见《遵谕输租碑记》规定）。 领种费进了孔府，未见有退还的事例。农民只有在转让承佃权时，以收进退让费的方式，由新佃户手里适当收回当年付出的领种费。这里所以要指明“适当收回”，是因为，农民总是在迫不得已、解决燃眉之急的情况下，方才急于出手自己有权耕种的、曾以血汗浇灌过的土地；因而，退让费一般是被压得尽可能低的，是低于领种费的。上述两个数字也足证明。这也就是说，在承佃权的领得和退让之间，农民于无形中又受到一次沉重的剥削。 当然，有的佃户未曾向孔府直接领种，他的承佃权是转让来的。他付出的是退让费，可以在让出承佃权时向第三者收回。在正常情况下，这两笔费用应该大体相等。因而他免受了上述剥削。但从整个农民阶级来看，上述领退之际的剥削，是无从避免的。 总之，不管是直接领种的也好，是间接退让的也好，佃户在承种以前，总得付出一笔相当数目的费用。这种费用，民间叫做押租。 在旧社会，银钱放出再收回，通常是会带回子息的。或者说，“大钱是会下小钱的”。而这种押租或承佃费，在收回时，却决不带来一文子息。它的子息哪儿去了呢？让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 孔府租出土地，收进一批领种费。这些钱，孔府并不让它安静躺在金库里，而是要以高利贷的形式象放出饿鬼一样把它放出去。孔府的高利贷，利率一般是八分至十分 ⑸。即是说，借100元钱，一年后就得还回180元或200元。这种苛重的高利贷剥削，当然又落在贫苦人民主要是农民身上。如果孔府在农民退佃交回土地时，发还当年的领种费，并发还它所孳生的子息；那末在领退之间，就没有承佃费上的剥削。事实上，孔府利用贵族特权，从不发还领种费；因而农民也无从向孔府退佃（除了被夺佃），而是在下面转让承佃权，收回退让费。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即使所收的退让费与所付的领种费相等（且不说它们并不相等），这户农民，仍然在他的承佃期间，以自己的领种费，为孔府增殖着子息。此后佃户间的互相退让，不过是最初那个领种行为的继续和延伸，因此，每一次的佃户，无一例外，都得在他的承佃期间，任孔府运用他们预付的押租，去放债收息；直到这种租佃关系结束时为止。 《孔府档案选编》的高利贷目录 承佃费或押租上的这种无息预付现象，涉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如孔府是否一次而全部地把领种费重利贷出，农民所付的押租是否以高利借进，老新佃户之间退让是否估计到了老佃户对土地的改善，如此等等）。如果我们简单一点说，事情就是这样：孔府租出土地，不仅收回租粮，而且还运用领种费收回子息；农民承佃土地，不仅以自己的劳动为孔府创造了租粮，而且还以自己预付的承佃费为孔府孳生了子息，或者说，付出了一笔额外地租。 这笔额外地租，由于利率的变动性，要准确地计算到剥削量里去，是比较困难的。如果按照一般情况以年率一分计息，再推定上地的押租每大亩值粮400斤、 中地300斤、次中地200斤、下地150斤，则《表三》应作如下补充： （表四） 地 租 量 土地 常年亩 租 额 实 物 劳 役 押租年息 小计 等则 产 量 地租数 地租数 折 粮 数 上 550斤 4官斗 304.8斤 35斤 40斤 379.8斤 中 450斤 3〃 228.6斤 35斤 30斤 293.6斤 次中 300斤 2〃 152.4斤 35斤 20斤 207.4斤 下 200斤 1.5〃 114.3斤 35斤 15斤 164.3斤 平均 375斤 2.625〃 200斤 35斤 26.25斤 261.25斤 地租率 说 明 69% 上地押租值粮400斤,年息 65.2% 1分,合40斤.中地押租值粮 69.1% 300斤,次中地押租值粮200 82.1% 斤,下地150斤,均按年息1分计. 69.7% 平均地租率增到百分之七十，这个数目是骇人听闻的！（虽然其中有一定比数不是从当年产量中以粮食形式直接付出，而是以剩余劳动和押租应得子息形式付出的，但它们都是因这一块土地的租佃关系而形成的支出，因而也必须拿来跟这一块土地的产量比较。）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此外还有几项无法统计在内的数目，那就更为惊人了。“富民”云云，原来是富了“老爷”；劳动者的“不足”，正因为剥削者的有余。过去“衍圣公府”大门两旁，挂有一付金字对联，标榜他们是“文章道德圣人家”。地租剥削里面的这些名为四成而实系七成的花样，就是“圣人家”“文章道德”的真实写照！ （三） 但是，地租剥削上的花样，到此还没有结束。孔府一切经济上的剥削，都是以政治上的强制为保证条件的。孔府的地租，号称“万年租”。这是说，他家的地租，是祀租，是祭祀孔子的，因而“丰年不增，歉年不减”，万年不动。这个规定，貌似公允，颇合“中庸之道”，堪称圣心独得。其实，“丰年不增”云云，只因为无可再增了； “歉年不减”，敲骨吸髓，才是它的本意所在。 我们从《孔府档案》里，常常看到有农民报灾请求减缓的状文，而孔府的批复，则总是说： 祀租关系大典，原定额数又极轻微，所以体贴租户者，已无微不至！蝗虫水旱之灾，非自今岁始有，府内向无蠲免成例。租额轻微，俾易完缴；虽有饥馑，不得乱例！⑹该庄被雹，确系实情。但本爵府向无缓租之成案，仰即照旧交纳，无得观望！⑺这种批语，应该看做是孔丘“仁”的思想的极好例解。又是“轻微”，又是“体贴”，又有同情（我们前边都已领教了），不象是“爱人”吗？可是，“不得乱例”，“无得观望”，“向无蠲免”，管你家破人亡，地租赶快“照旧交纳”，这才是 “仁”的实质所在。“祀租关系大典”，这一句文质彬彬的话里，正饱含着无限杀机；在那“非圣即违法”的社会里，这一句话就可以致佃户于死命。曲阜民谚有云：“圣人门前倒流水，不收也得交三分”，纵然洪水滔天，祀租也不能减缓。 灾年强征实物租税 佃户交不上万年租，随时有被抓进孔府或转送官府关押的危险。此类事例，不胜枚举。除关押勒索外，孔府还有最后的一手，叫“更换租户”，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夺佃。他们规定： 查贫户累租，即应收地更换租户，以免拖欠。为此谕知该小甲，逐一查清，凡有贫户恐致累租者，立即禀知该管庄员，收地更换……春租以前，务要一律清楚。⑻官庄农民，如果欠了一季租，甚至将有可能欠租，都会飞来“收地更换”的横祸。而一旦被夺回土地，剥夺承佃权，当年付出的那笔数目可观的押租，就付之东流，被孔府吞没了。这样，押租实际上已不再是承佃权的抵押，而是对农民的赤裸裸的掠夺！ 在这种压榨下，多少农民逃荒要饭，多少农民卖儿鬻女，多少农民送命丧生！《孔府档案》和农民的血泪控诉，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悲惨的图景。 其他问题杂录： 在大搞祭孔、编造神话的同时，孔府还制造出许多“圣脉”、“风水”之类的谬论，一面用来圈山占地，行霸一方；一面用来鼓吹天命，欺压人民。孔府说，尼山是孔丘的母亲感天而生“圣人”的地方，是“圣脉所在”，农民不得随便樵采；尼山对面的颜母山，是孔丘的母亲出生地，也是“圣脉所系”，一草一木都不许动；旁边还有一个昌平山，是尼山的辅翼，也是动不得；尼山周围的胡家山、五老峰、五花顶等山，虽然和尼山的关系不大，但因为距离不远，“实处气脉相连”，也就一概划入禁地。尼山西面很远还有一座防山，据说葬着孔丘的父亲和哥哥，自然也有“圣脉”。其它还有什么孔庙、孔林，以及它们所属的神道、圣树，直接关系到孔丘的“神灵”和“圣体”，当然更加“神圣不可侵犯”。孔府用这种宗教神学的办法，强占了大片山林，圈占了大片的土地。农民的牛羊，偶尔闯进这些“禁地”吃草，农民的孩子，如果不慎“亵渎”了“圣灵”，它们的主人和他们的家长，就会立刻飞来横祸，轻则罚工罚款，重则倾家丧命。 鲁源村的孔继成，一八九四年的一天，在离尼山山脚半里多远的自己的地里挖出一块石头，孔府便以破坏“圣门风水”的罪名，将孔继成活活逼死。孔继成的孙子，鲁源大队老贫农孔昭坤控诉说：“有一年，我爷爷在自己地里挖出了一块石头，孔府硬说破坏了孔家的‘风脉’，违犯了山规，把他捉进孔府衙门，关押毒打了一个多月，最后，被逼得把仅有的五亩地全卖了，才把人赎出来，已被糟踏得皮包骨头，不成个人形，不久就死了。我奶奶眼看人财两空，又气又恨，得了重病不久也死去了。万恶的孔府，为了保护自己的‘风脉’，无故害死了我家两条人命。俺爹为了生活只好给地主去扛大活，吃不饱穿不暖，也活活累死了。我娘只好领着我们出外逃荒，要了整整十二年饭，大姐十岁就给人当了童养媳，二姐七岁也卖给人家，至今也不知道下落。” 一九一二年春，林前村孔昭贞为饥寒所迫，到孔林捡了一点树枝，被孔府加上“侵犯圣脉”的罪名，抓住打了个半死，又送进了县衙门，县官奉了“衍圣公”旨意，给孔昭贞戴上五、六十斤重的锅拍枷，牵着他在孔林四周和附近村庄游乡示众。每天游一次，一直游了三个多月。孔昭贞因而腰残，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 被害者和刑具 最为突出的一件事情，要算以“圣脉”为理由迫使津浦铁路绕道的事。 一九○四年(清光绪三十年)，勘测津浦路线，原订由歇马亭往南，经曲阜城西，直达邹县。这个顽固、反动的孔府，竞以“破坏圣脉”，“僭逼圣祖寝陵”，“震动圣墓”为理由，四出控告，八方呼吁。于是，铁路便绕道向西，由原来的离“圣林西墙仅五十丈”，挪到“十里以外”(《孔档》4919号)，折一个大弯，然后再逶迤南行。 在清代，孔府的主人一般也不过七、八口人，可是供他们驱使的“下愚”，却是成千上万。据一八二六年(清道光八年)的一本《府内执事人员并各作大役花名册》记载：只夫役类，如车夫、轿夫、厨役、洒役等，就有三百二十七名。至于佃户、庙户更是超过这个数字的百倍以上。这几万户劳动人民，不仅要供养这七、八口人，还要遭受他们的百般愚弄和侮辱。如在孔府几百个奴仆中，有一批小奴仆，这些人大都是仆人的孩子，要他们专门陪伴幼年的“衍圣公”玩耍。据一八七九年(清光绪五年)的员役花名册载：“公爷学二十八人”，这时的孔令贻十岁左右，就有二十八个人伺候他读经。玩耍。孔德成童年时期，有八至十一个年龄相仿的小仆人陪着玩。他老子特意为孔德成做了一辆小“马”车，要这些仆人趴在地上作马，为他驾辕，孔德成则手执小鞭，端坐车中，任情呵斥。 挂着“仁爱”招牌的阎王殿 写的是“仁慈”、“乐善”，干的是暴虐凶残 孔府接过他祖宗“仁爱”的破旗，在二门里面，安放了一块“庙佃两籍感恩碑”。碑上吹嘘孔家“天性仁慈，虚怀乐善”。人们一眼就可看穿，这种石碑，跟过去衙门口常见的那些“德政碑”，“去思碑”一样，都是由老爷们授意、帮闲的撰写、强迫劳动人民出钱，然后用“阖县绅民”之类的名义树起来的。这是那些压榨人民剥削人民的所谓“善人”、“君子”惯用的手法之一。孔府的这块碑也是由“衍圣公”孔兴燮授意，由孔府官员、奎文阁典籍桂存正撰写，盗用庙户、佃户的名义，用佃户、庙户的血汗钱树起来的。 孔府是一品官“衍圣公”的官衙。内有公堂，叫做大堂、二堂、三堂。是“衍圣公”迎接“圣旨”，接受文武官员祝贺和审讯劳动人民的地方．这里，陈列着吓人的仪仗。金瓜．钺斧、朝天蹬，蛇矛，钩镡，还有孔府宣称是皇帝特赐打死人可以不偿命的兵器；雁翅镜，虎尾棍和金头玉棍等。不仅有公堂，而且有牢房，不过由于是“文章道德圣人家”，所以牢房不叫牢房，而叫“东房”，里面有牛尾鞭，笞板、红黑棍，锅拍枷、铁锁链等刑具。据记载，凡孔府佃户，庙户、仆役及孔氏族人犯了“法”，概由孔府“自行断结”，孔府可以开堂审讯，可以持“信票”随便抓人，也可以动刑具任意拷打。就这样，鲜血染红了这一座“文章道德圣人家”的院墙。为了推行他们的“仁政”，即维护他们的统治和剥削，孔府还建立了一整套的政治机构和管理体系。他家按着封建朝廷六部的样子，设立了典籍、司乐、百户、管勾、知印、掌书六个厅，组成一个小朝廷。典籍、司乐二厅掌管祭祀的典章和音乐；百户厅掌管林庙守卫，下设百户衙门，直接奴役庙户和欺压劳动人民；管勾厅掌管收取租粮、租银，下设管勾衙门及屯官、总甲、小甲等爪牙，组成一套剥削机构；知印、掌书二厅，掌管印信和文书。此外，还有从三品到九品的“圣庙”执事官四十员，属员几百名。还组织有数千武装奉卫队。 孔府的“法庭” 孔府可以随便发信票抓人 封建王朝赐给“衍圣公府”许多特权。比较突出的如卖官鬻爵之权。封建王朝给了四十个官位，由他们标价出售，其部分官名，官品和价目如下： 百户官 正四品 实职1200两 虚职300两 管勾官 正五品 1000两 240两 司乐官 正六品 1000两 150两 典籍官 正六品 500两 50两 赍奏厅官 正六品 366两 35两 诗礼堂启事 正七品 350两 30两 金丝堂启事 正七品 300两 30两 粮正厅屯官 正七品 400两 25两 随朝伴驾官 正七品 300两 20两 典籍厅籍官 正七品 300两 20两 执印官 正八品 200两 20两 书写官 正九品 200两 20两 (《孔档》6667号) 所谓实职，是指到任视事的，虚职则仅挂一个名。不管实职、虚职，地主、恶霸们一旦买上一个，就可以狐假虎威，称霸乡里，鱼肉人民，无恶不作。 各种刑具 “衍圣公”有控制曲阜知县之权。曲阜县的知县，从唐代开始，常由“小圣人”亲自兼任；明代改为孔氏世职，即由“衍圣公”在弟侄中拣选一人，送吏部委任；到清乾隆时，虽然改为“不必拘用孔氏族人”，可“在外拣选调补”，但仍在孔府严格控制之下，实际上是孔府的一名属官。) “衍圣公”还有对地方官吏发号施令之权。“衍圣公”是当朝一品，地方的知县、知府，以至山东巡抚，官阶远远在他之下。他可以随时命令地方官吏为他催租催粮、抓人关人，使自己的统治触角，大大超出孔府范围。 这些特权，使得孔府的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获得了封建王法的保护，孔府正是依仗着反动派授与的政治特权，干出了无数件“仁慈”与“乐善”的勾当。 最常见的是对户人的迫害和虐杀。孔府有所谓“钦拨”(即皇帝赐给的)的庙户、林户和屯户、佃户，统称“户人”。户人是世袭的农奴，一经入“户”，子孙永远不得脱籍。孔府在大堂、二堂之间，立有一块石碑，刻着明洪武年间钦拨户人的姓名住址，还督令各户在自家祖茔立碑，标明户人身分，牢牢控制户人的子子孙孙。不仅如此，他们还强迫已随母改嫁的户人的儿子的后代，或者入赘到户人家的女婿的后代，世袭户人。一八○六年(清嘉庆十一年)，孔府的一个爪牙控告张成业为逃户的文书中说，“伊祖上原是户人。伊祖母改嫁宁阳王姓，伊父随母改嫁，从继父姓王；继父死，复姓张。至成业身，迁宁阳马家庄。今至伊子化坤，已经三世，竟将户丁之名隐瞒不露。”(《孔档》3636号)这是说，已经随母改嫁出去的户人的儿子，其子孙仍然摆脱不掉户籍。一七七四年(清乾隆三十九年)，一个户人张小九说：“身祖奇印，本姓周，系邹县庙户张文良之婿。文良无子，奇印承受家业，即过为嗣，改姓附籍，纳丁当差。奇印生三子，俱经附籍当差。”(《孔档》5072号)入赘的女婿，竟然也子子孙孙变为户人！户人不堪压榨，常常设法潜逃，或将子弟卖与人家为奴，以求子孙脱籍。但是，这个“仁义之府”、“道德之家”的孔府，绝不允许户人脱籍，虽然户人改名换姓，逃到天涯海角，孔府也要画影绘形，跟踪追捕。 有籍的户人，逃脱不掉孔府的罗网；而无籍的百姓，却常常遭到孔府的网罗。一七四一年(清乾隆六年)，孔府发现济宁李献可的族谱上，三百年前有个祖先名叫李经，恰和一三六八年(洪武元年)钦拨户名碑上的济宁李经名字相同，便指控李献可为逃户，硬逼他附籍当差。可是这个李经分明生于明宣德年间，远远小于洪武年间那个李经六十多岁。李献可有理无处诉，只得怀着愤恨，当了户人。(《孔档》5068号)一七五七年(清乾隆二十二年)，邹县殷文道、殷文珍兄弟，原籍滕县，祖父时迁居邹县，因邻屯有殷姓庙户，孔府便硬诬殷文道兄弟是脱籍户人。二人不服，孔府即“拨丁票差”，将殷文道“锁拿到府”，活活打死。事后又派差捉拿殷文珍和殷文道的儿子，“硬作户人”。(《孔档》3936号)类似的血腥事件，在《孔档》和户人控诉中，比比皆是，罄竹难书。 户人就是孔府的奴隶，孔府对他们可以任意辱杀。孔府的老爷、太太死了，命令“一应庙、佃、屯户人等，照例素服摘缨二十七日，百日内不嫁娶、不音乐，不宴会，……毋得违错。”(《孔档》1326号)孔府不但强迫户人为他家老爷、太太戴孝，而且还硬逼户人中的所谓“嚎丧户”替他们嚎哭。 被关在孔府大门里面的奴仆，其所受的迫害，比起户人来，就更加惨重得多。孔府的几百口男女奴仆中，有些是买来的“红契家奴”，有些虽是雇用的，他们大都也得世代相传，辈辈为奴。 孔府规定，主子对奴仆一律直呼乳名，而奴仆对主子则称“公爷”。“小姐”，不论奴仆是否白发苍苍，主子是否乳臭未干，全无例外。如果奴仆也姓孔，论辈份又高出“衍圣公”许多，这事就麻烦了；按照孔丘的“父父，子子”的原则，主子不仅不能直呼他们的乳名，而且应该称爷称祖，但是，按“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原则，主子天生是主子，奴仆只配是奴仆。怎么办？孔府究竟不愧“圣裔”，它又规定：凡孔姓奴仆一律改姓；孔府大门里面，只准主子姓孔，他人不得冒犯！据曾在他家当过奴的揭发，在曲阜解放时孔府仆役中被迫改姓的，就有三十九人。 孔府奴仆家里死了人，则不准有哭声，不准穿孝，不准露一点丧事的痕迹，甚至不准死在自己家里，这是因为奴仆多居住在孔府的墙外，以免冲了孔府的“吉祥”之气。同是丧事，主子和奴仆却如此不同，这就是孔丘的“礼不下庶人”。 孔府还规定：奴仆对主子回话，不得申诉自己的理由，更不得有半点“冒犯”，否则，轻的挨打，重的伤命。一六五七年(清顺治十四年)，“衍圣公”孔兴燮的京邸长班(听差)刘国栋到曲阜办事，在曲阜当长班的弟弟刘国梁打算随他回京城探亲，孔兴燮不准。刘国栋帮弟弟说了几句话，言语“冒犯”了“衍圣公”的尊严，被“杖责一百”后，又被用“银牌索命铡”索去了生命。哥哥无辜被害，弟弟据理论争，又被“衍圣公”责令活活勒死。这两条人命案，在孔府本不算希奇。可巧这时有几个满洲贵族与孔府有矛盾，就利用此案大作文章，他们把“衍圣公”打死两个长班的事告到吏部、刑部，最后告到皇帝那里，因而闹得“天下皆知”。据记载，一六五九年(清顺治十六年)二月十三日，皇帝为了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召见孔兴燮，对他说：“刘国栋(案)因人命关天，天下皆知，事干国法，朕(zhen音振，皇帝的自称)不得不行。”接着安慰说：我读你祖宗的书，还能不为你着想吗！又勉励他，“今后多读书，做好人，行好事。”还“赐茶”、“赐坐”等。(《孔档》3594号)就这样，两条人命的案子，在皇帝对“衍圣公”慰勉之下，偷偷地了结了。“衍圣公”罢朝归来，越发按照他祖宗的“圣训”，按照皇帝的旨意，“做好人，行好事”，横行无忌了。 这就是这个“仁义之府”、“道德之家”的一个极其简略的侧面。招牌上写的是“仁慈”、“乐善”，实际上千的是暴虐凶残。 说的是“富民”、“利民”，行的是敲骨吸髓 孔府是我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地主庄园。在它最盛时期，所霸占的土地曾达一百多万亩①，遍及山东、江苏、河北、河南、安徽五省的广大农村。是一个国内少有的大地主庄园。直到一九二八年八月，据孔德成向山东省政府报告：仅山东一省仍占有土地一千零六十八顷六十七亩二分。(《孔档》8151号) ①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孔令俊写给青岛天主堂鲍润生信中称：“历代帝王封赠孔氏奉祀祭田共大顷三千六百顷，每顷一百大亩。”(《孔档》8115号) 孔府偌大的土地，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句话，是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它进行掠夺的手法很多。一是封建王朝的赏赐，即通过皇帝的手进行掠夺；二是以办学和祭祀孔丘为名，假手地方官吏霸占；三是乘农民破产之危，强买巧骗，变相掠夺和兼并；四是直接圈占，无理鲸吞。据记载，清代就曾发生过好几次大规模占地暴行。例如，清咸丰年间，孔府借清查祀田为名，硬说江苏铜山，沛县两地，有元代钦拨祀田九十顷，就派平阳屯屯官唐守忠等“率众数千人，蜂拥沛境，私立屯庄二十五处，平地修盖房舍数百间，遍插‘圣公府’三字旗帜”，“约霸占祀民两田三壬二百余顷，灭没村庄百余处，势恶滔天”。(《孔档》6017号) 孔府剥削农民的方式多种多样，办法也异常毒辣。 佃户向孔府交租，除“正额”地租外，还有许多附加的剥削。最具孔府特色的，要数租粮里的“斗尖”和“地皮”。所谓“斗尖”，就是交租过斗时粮食要冒出尖来。尖到不能再尖而纷纷流下地面的，则叫“地皮”。斗尖、地皮都不准佃户收回，由孔府霸占，分给大小狗腿子顶了“粮饭”(薪俸)。这剥削无法限量，可以任意而为，有时达到“斗外之米往往多于斗内”。(《孔档》4134号)清朝末年，农民起来造反，抗拒斗尖、地皮的无限勒索，后来限了一个定额，规定每交租四升二合五，附加斗尖一升，地皮七合五，并勒碑为凭。可是，“大人者，言不必信”，石碑虽已立起，无限勒索斗尖、地皮的事件，还是不断发生。一九四七年，当孔德成大搞反攻倒算时，为了刺激爪牙更积极为他卖命，曾下了一个“手谕”：“取消斗尖地皮改称赏粮”，规定：“首先催齐者得全数；次催齐者得半数；不齐者免。”(《孔档》8927号)于是，大小爪牙相互竞争，千方百计地向佃户们逼租。斗尖、地皮之外，验租、入仓，也是层层刁难。佃户们说：“进府交租步步难，步步血泪步步冤。” 收租工具 孔府剥削农民收租的斗和秤 交纳租银的佃户，也要受许多“正额”以外的勒索。一个是“加耗”，每一两租银要加耗银一钱八分；二是“戥(deng音等，一种小型的秤)头”，就是过秤时的附加，好银每两加一钱，次银加一钱五；三是“解费”，每交租银一两，外加解费(运送费)四分。名目繁多的附加，带来计算上的麻烦，后来干脆合一起来，每两加四钱。除了这些明文规定的额外勒索外，其它如大戥盘剥，钱银比价等，还有许多花招和敲诈。一九二四年，管勾衙门的“征收条例”上分明公布：“每两银折京钱九千三百文”，但实际征收时，硬要“一两银折钱十八千文”。(《孔档》6740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孔府的地租，号称“万年租”。就是说，他家的地租是祭孔用的，事关“圣祖血食”，因而“丰年不增，歉年不减”，万年不变。其实，“丰年不增”，只因为已经敲骨吸髓，无可再增了，而“歉年不减”，才是它的本意所在。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黄河决口，郓城一带被淹。屯官报告说：“南北东西约六十余里，共有一百余村，平地水深七、八尺、丈余不等。二麦方入场中，遂就漂没。田地俱为水国，庐舍化为丘墟，……淹死人数无算。屯民现大堤存身，糊口无资，栖身无所。”灾情可谓相当严重了！但是，“仁者爱人”的孔府却逼租说：“各屯应征祀银，原备祭祀之用，……不得丝毫拖欠。即遇有水旱偏灾，亦向无豁(免)缓之例。……所有本年秋征各名下应交银两，赶紧完纳，不得借词观望。如有抗限延挨者，就近追比！”（《孔档》4118号）什么“富民”，“利民”，什么“仁慈”，“乐善”，孔府不管灾情多么严重，对那些“糊口无资、栖身无所”的灾民，还是一粒租粮不能缺，就是“大堤存身”，也必须进行“就近追比”！ 除租粮、租银这些“万年租”外，据农民控诉：孔府还迫使一部分佃户，专纳某种实物或专提供某种劳役。其中有所谓：萝卜户、粉条户、豆芽户、香椿户、桃户、杏户、鸭蛋户、鱼户，菱米户，芡实(鸡头米)户、盘子户、碟子户、炊帚户、苕帚户、坛香户、年花户、花炮户、门神户、屠宰户、运盐户、船户、喇叭户、点炮户、杠子户、盒子户、祭猪户、祭牛户、祭羊户、嚎丧户等等。真是名目繁多，无奇不有。 孔府劳役更重，就拿推冰块来说，“衍圣公”老爷们夏天要冰块降温，就逼迫佃户们在寒冬腊月给他储备。孔府规划城关附近八个官庄的佃户，每种地一亩，要推冰六块；每块三尺见方，一尺三寸厚，由护城河西北角推到孔府花园后窖收藏。曲阜气温不太低，结冰一般不厚，孔府命令先闸住护城河水，然后每次放水二寸，直到冰块合乎要求为止。一进腊月，佃户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顶风冒雪，披星戴月，凿冰推冰，往返于荒野朱门之间。冰块稍有缺边少角，谩骂加上拳打脚踢。退休干部、曾经当过孔府佃户的毛荣福，解放前家里租种孔府二亩地，照例该运冰十二块。不幸父亲死得早，他才十一岁，就应了“圣公府”的冰差。毛荣福帮着五十岁的老母，一老一小，孤儿寡妇，朔风愁云，雪地冰天，怀着满腔怒火，抬着沉重的冰块，在“圣人家”的高墙外面挣扎！． 各种杂役 除了上面揭露的种种剥削外，还不时有各种临时加派。“衍圣洲皇帝进贡，所有贡品概由佃户交纳。如一五九一年（明万历十九年）一次贡品，仅郓城、平阴两屯就交纳绵绸二十八匹、生眼布六十匹、平机布九十匹、粗布一百匹、花绒三百斤，香油三百斤，都由两屯佃户交纳。(《孔档》0060号)碰上皇帝到曲阜“朝圣”的时候，佃户就更加遭殃了。除了修桥补路、搭棚扎彩、织席编蒲等劳役外，还要随粮交纳若干钱财。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皇帝又到曲阜“朝圣”，孔府趁机敛财，勒逼屯户每亩出钱二十文，厂、庄佃户，每租银一钱，摊大钱四十文。(《孔档》5145号)此外，孔府里的婚丧嫁娶。得子过寿等日子，往往也征调佃户的财物，广施其榨取和勒索的卑鄙伎俩。 放高利贷，也是孔府的一种剥削方式。据记载；孔府向外放债，年利率竟高达百分之一百二十三！(《孔档》3996号)孔府还利用青黄不按时期，向农民放粮；春借一斗，麦后还二斗。有时发放霉烂麦子，借一斗烂麦，还一斗好麦。又放种粮，也是借一斗，还二斗。(《孔档》4806、4812号)高利贷里还有一种所谓“牛租”，也就是孔府出钱买牛买马，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作价租给农民使用，农民可使用三年，并分三年还清租价；但最后牛马仍得由孔府收回，另行处理。(《孔档》4790号)农民在这种重利盘剥下，常有牛租未及还清，人已活活饿死的。一七三二年(清雍正十年)，齐王庄催租册记有：“(康熙)四十二年(一七○三年)，饿死地户一名，孔尚淳，欠牛租银三两一钱。”(《孔档》4729号)事隔三十年了，孔府对一个因饿死而还欠三两银子的陈帐也死死抓住不放。 孔府的另一种剥削是霸占集市，抽收集税。各屯厂及官庄所在地的乡村集市，概由孔府霸占，并委派地方恶霸充当集头，强行抽取集税。孔府除了常年从这些集市上获得巨额集税外，还用不时更换集头的手法，经常收入集头的“认差费”。孔府为了抬高集头售价，把集头当作奇货，公开招标拍卖。一九四一年的一张布告说：“庠厂集现届年满，着于夏历七月五日来府投标。”（《孔档》8878号）“罕言利”的幌子，掩盖着的是孔府的无孔不钻，唯利是图. 讲的是“节用”、“爱人”，生活是花天酒地 “衍圣公府”占地一百多亩，厅堂楼馆四百余间，还有种满奇花异草的后花园。这座宅第，始建于明正德年间，嘉靖时建成，后又多次扩建翻新，仅清道光年间完成的一次修建，就用银六万六千四百余两（见《修衍圣公府纪恩碑》），比起明代修筑曲阜一座县城所用三万五千八百余两银子，几乎要多上一倍。据《清实录》载，当时米价每石一两至一两五钱银子。如按一两五钱折算．可买米四万五千六百石。 住在这座深宅大院里边的历代“圣裔”，都象他祖宗孔丘一样，一面唱着“节用而爱人”的骗人曲调，一面穷极奢华，用衣食住行上的排场来显示自己的“高贵”身分。 据一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随时找衣簿》中记载，一九一七年十月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年时间内，曾从衣库中提出各种绫罗绸缎、单夹皮棉的不同样式衣服四百一十九件，其它没有提出的，更不知多少。 饮食方面的浪费，就更难清算。据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的一本《司房支销款项帐簿》记录，十二月二十九日孔府的四老太太过年用的食品，竟有如下之多：冬笋十斤、青果五斤、口蘑二斤半、海米四斤半、年糕五斤、桔子五斤，腐乳二罐、酱王瓜二罐、酱核桃二罐、蛋糕一合、甜酱十斤、砂仁四两、槟榔二斤、筒子鸡二只．双窨香片一斤、安徽茶一捆、笋尖半斤、曲五斤、木耳半斤、鱼翅一斤半、海参半斤、元酒十五斤、满坛官酿四匣，又续用肉三十斤。此外还有红花大碗十个、七寸(盘)十个、饭碗十个、面碗十个、红花茶碗十个等。这一个年除夕，仅这个老太婆，就在食品及饮食用具方面耗掉八十三千一百二十千文①；这天的肉价是每斤一百二十文，可买肉六百九十余斤。他全家这一天的食用开支是七百一十四千零九十四千文，可买猪肉五千九百五十斤。(《孔档》6079号)孔丘“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的后辈更是精上加精，细上加细。 ①千文一一即“吊”，当时的钱币单位。 如果有了什么喜丧大事，那个糜费就更大了。据一本《咸丰二年庆寿席面帐》载，这年(一八五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衍圣公”孔繁颢的老婆过生日，共摆酒席四百六十四桌，从八月二十三日摆到九月初五，连续十几天，用去钱一千三百八十九千千文；六菜以下的还不计在内。(《孔档》6066号) 孔府里，不仅几位老爷吃着山珍海味，就连猫儿狗儿，也和它们的主人一样，过着奢侈生活。一九二八年《日用银钱流水帐》上，记着有这样的几笔：闰二月初四日，支猫鱼钱三千文，狗肝(喂狗用的猪肝)钱十二千文。初九日，支鸟食钱二十四千四百文。三月初一，支鸟食钱十七千六百文。(《孔档》8097号)正是这年春天，曲阜蝗蝻成灾，“田禾食尽”，“饥寒之状，莫可言喻”．(《孔档》6751号)孔府十八官庄之一的西岩庄，饿死佃户三十余人，逃荒八十余户，另一官庄红庙庄，佃户朱本山的母亲，把两个十岁左右的女儿卖到济宁戏院，身价二千文，剩下一个小女儿，终于还是卖给了地主，身价大洋两角。(《红庙村史》)农民的三个女儿，抵不上孔府的鸟食钱。 “衍圣公”出行，前呼后拥，耗费的人力物力，也相当惊人。据记载，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清明节，孔令贻去孔林上坟，那个仪卫队的显赫阵容是：炮手一人、锣夫四人、鼓乐四人、高帽四人、东门提炉二人、内门提炉二人、对引马三人、马夫四人、轿夫八人、预备轿夫一人、帮轿二人、大跟班四人、小跟班五人、长班一人、家丁十五人、东房仪卫若干人、监胙一人、影堂二人、正身一人、司垫一人、挑供一人，茶挑二人、挑银二人、厨役一人等等。(《孔档》6067号)这支近百人的队伍，弯弯曲曲，吹吹打打，活象迎神赛会的一般。如果“衍圣公”进京，那个队伍就更庞大了。那里面，除了带的贡礼和人马外，沿途各州县，都得动员起来。如一五九○年(明万历十八年)，“衍圣公”由水路进京贺“万寿节”(皇帝生日)，事前通知沿途各县，准备“印官一员、大轿一乘，轿夫三班、皂隶十八名，扛夫三十名、坐马两匹、中马二十五匹、马快十名、吹鼓手一付，雨具全，遇夜多备灯火。”(《孔档》0060号)返回时经由陆路，又通知沿途十九个州县，提前准备一应人员物品如仪。 孔府里发丧，闹得更加排场。一次丧葬，往往拖上好几年，其劳民之深．伤财之重，真是无以复加。据帐册计算，孔令贻丧葬，共耗去大洋一万一千七百一十四元一角一分，钱一万九千六百五十一千六百二十文。其中的一棺一椁，即耗洋二千三百七十一元二角七分，钱一千零四十千二百千文；焚掉的纸扎冥器，费洋一千一百二十八元五角，钱一千三百三十七千九百二十千文。(《孔档》6640号)出殡那天，仪卫执仗多达一百八十五种，排到五、六里长，从孔府大门直至孔林墓地，塞得个水泄不通。为了抬孔令贻这具尸体，还特地从北京聘了六十四名扛手，演习了一个月，直到能在扛子上放一满碗水，走起来滴水不洒为止。 在孔府压榨下的户人，过着牛马还不如的生活。据《红庙村史》记载：全村一百一十户，有九十多户给孔府当佃户，常年过着“破屋露着天，破衣露着皮，破锅漏了底”的悲惨日子。一九二七年旱灾蝗害，几乎颗粒不收，而孔府的租粮却少一粒也要治罪。因此，全村有八十五户逃荒要饭，三十五户卖掉六十多个孩子，饿死七十多人，十二户全家死绝。又据孔府原胡二窑官庄，现胡二东大队贫下中农控诉：过去全村一百多户的五百多口人中，一半以上逃过荒、要过饭，有的则是祖祖辈辈要饭。《孔档》中，也大量透露了农民的生活实况。一六六○年(清顺治十七年)独山屯佃户控告说：“去岁摧征，屯户无奈，有破家罄产者，有鬻男卖女者，惰极难堪。”(《孔档》4105号)一六八一年(清康熙二十年)，独山屯佃户刘朝相，向孔府借麦一斗五升度荒，因无力偿还，被逼身死。(《孔档》3904号)一八四二年(清道光二十二年)，曲阜“孟承信因佃种衍圣公府官地”交不起租子，也被逼而死。(《孔档》4133号)这里征引的，只能是无数件当中的一两件。 一斑窥豹，孔府只是个例，但不难看出，在它们礼教宗法制的意识形态下，两三千来大部分人过的是猪狗不如的生活，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和孔孟邪教毫不妥协斗争的原因，否则就不能捍卫我们的自由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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