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视频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周展安，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 在前面的一讲中，我们主要围绕“从思想到现实“这个转换的枢纽讨论了中国革命的发生问题，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误打误撞吗？ 我们勾勒了“思想”如何导引革命的过程，也提示了“现实”的分量如何逐步加重，从而突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现实之间的密切关联。今天我们要沿着这个脉络继续探讨中国革命此后的发展问题，即”现实“本身不断下沉、不断深化的脉动。我们将主要围绕”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这两个关键来展开。 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走这条道路究竟是误打误撞、是迫不得已，还是反复思考、深思熟虑的结果呢？如果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这种深思熟虑的经纬和层次究竟是如何呢？这是我们今天要集中讨论的问题。 中国革命经历了异常艰难、曲折的过程。对此，毛泽东曾经这样总结：“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叛变了，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好，我们今就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这里讲起。 1927年反革命政变的发生，诚然是大革命的失败，但失败并非是唯一的结果。从历史上观察，从一个长的视野来看，大革命失败之后反而是革命的进一步激化和深化，并酝酿而成一个广泛的“再革命化”进程。这里说广泛，是因为这一进程不仅表现在共产党一边，而且表现在国民党内的部分势力一边。 大革命失败后的再革命 在共产党，特别是指从1927年“八七”会议开始，一直到1928年7月的中共六大，对于此前革命策略有更深刻的检讨。这两次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都非常关键。“八七”会议的时候，《告全党党员书》，其中这样说：“党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基础在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了解各种阶级在每一革命阶段里的作用，以及共产党的作用。”六大呢？六大在分析革命失败之客观原因的基础上，更明确指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党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六大有一个《决议案》，其中以严厉的口吻说：“当革命危急存亡的关头，离开布尔塞维克路线的机会主义政策，客观上简直是背叛正在斗争的劳动群众的利益。” 不仅如此，在另一方面，受到苏联的托洛茨基理论的影响，从1928年开始陆续出现的“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派”、“十月派”、“战斗社派”等托派组织，从他们各自的角度来说，也同样都抱有检讨大革命失败并深化革命的想法，同样可归于“再革命化”的潮流。 就是在国民党，我们也可以做一点分析。反共不仅没有加强其内部的团结，反而激发了部分有革命意志的势力对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统治的抨击与反对。表现之一呢，就是国民党内部有一个叫做改组派的势力，于1928年底在上海成立。改组派这个派别总起来说是虎头蛇尾、最终流于军事投机的。但在当时， 改组派也有一些和蒋介石集团对抗的举动， 他们不仅抨击蒋介石“专制之野心，篡党之阴谋，卖国之行为，残民之罪戾”，也将“国家主义派、安福系、研究系、交通系、政学会”等等均划为反革命组织。他们提出要彻底改造国民党，复活革命的国民党，要求“革命的再来过”。有一个挺有名的人物，叫做施存统的，他写一个很有名的文章，题目叫做“复活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要求恢复国民党的民众基础，这就要“巩固党的农工基础，确定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国民党方面，还有一派表现出更加激烈和一贯的革命性，这就是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这也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政治组织。 “第三党”不仅批评南京统治为背叛革命的反动组织，也批评改组派的投机行为。“第三党”以南京统治为其主要攻击对象，认为后者是一切旧势力之渊薮的极端反动政权，而现今要做的就是推翻南京统治，邓演达明确提出要“恢复中断的中国革命”。 总之，在1920年代末期，国共两党同时出现了将革命激化和深化的“再革命化”进程。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进程中，有一种普遍的从政党和主义之“社会基础”来把握革命的倾向，就是说呢，不是只看“主义”和“口号”是什么东西，更要看看这个主义或者口号是不是建立在对“社会”的分析之上。更进一步说，对“社会”的分析呢，还是从阶级视角来展开的。而农工阶级成了各政党各主义争相抢夺的对象。这种一种新的现象，特别值得重视。 农工阶级成各政党争夺对象 共产党不必说，就是国民党的改组派和第三党也都格外强调自己的社会基础。改组派倡言“没有广大的民众要求， 一个革命决不会产生，没有广大的民众拥护，一个革命也决不会得到保障”，“党若离开民众，不论其如何革命，也将消灭其革命性”。第三党不惟将自己的社会基础建立在农工平民之上，而且以社会基础的宽和窄来分析同时代各派政治势力的消长，并由此对大革命之失败产生辩证性思考，他们说过这样的话：“四年来革命很像是失败，而在社会发展的机能上说，实在是一种进步。” “再革命化”构成现代史的界碑 好了，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可以这么说，晚清时期的革命以排满为主要内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革命以反对旧思想旧文化为主要内容、1920年代大部分时期的革命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为主要内容，概括来说，这些时期的革命尽管对象不同，但都有一种以反抗意识来表达“革命”的逻辑，或者说，是一种外向性的革命。相对而言，在大革命失败之后， 各革命政党在在继续反抗的同时，更突出了以确立和扩大自身社会基础来表达“革命”的倾向，这或者可以概括为内向性的革命。这种内向性的革命的普遍出现，标志着中国革命的深化，即中国革命在此成为真正的社会革命。就此说，大革命的失败及由此而起的“再革命化”构成了中国现代史的界碑。 当我们回想一下在“五四”前后 各种主义、理论、思想兴盛的局面，那么可以说，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历史语境中，真正实现了一种从“思想”到“现实”的转换。而唯物主义成为席卷当时思想界的飓风。不说别人，就说国民党内的一个大学问家陶希圣吧。 他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成员，但是，在当时也被认为是运用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来研究中国社会的代表性人物。他自己也反复强调“要寻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必先对社会的实况有正确的认识”，。” 在对“实况”所做的“社会科学”的探讨中，经济学，严格说是政治经济学被视为新思想的源头。第三党的领袖邓演达说：“这种大进步的象征，是社会科学已经完全夺取了中国的文化领域。而经济学的探讨和经济生活的努力找寻，实为使中国由新旧士大夫时代到新社会秩序——生产的而不是寄生剥削的——形成的先驱。”这样的话，在今天，或许大家听来没有什么稀奇，但在当时，这真可以说是非常新颖的认识。 概而言之吧，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再革命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个较为普遍的将“中国革命”置于对现实的知识化考察，在一般的层面上，无论改组派、第三党还是托派，都关注到“农民问题”， 也都将农民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这是它们基于“现实”来推演“革命”的理路所决定的。但是，真正将“农民问题”贯彻为“现实”的中心问题，将之从对象化的位置转变为主体性的位置，并以此发展出一整套的革命策略和政治规划的，则只有当时的共产党。 与共产党相比，其他政治派别都不同程度地偏离开这一问题，或者只作皮相之谈，或者仅将之把握为局部性的问题。 改组派、托派对农工问题认识的“空心化”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看。 改组派一面说“中国国民党的基础大部是建筑在农民身上的。······国民党要希望革命成功，也必定要走上农民运动的道路”，一面又反对所谓“农民暴动”，反对阶级斗争，以“三民主义的出发点是民族，不是阶级”为借口，以“国民革命”取消“土地革命”，认为“要农民解放，应努力国民革命先求民族的解放”。他们看到解决土地问题对于解决农民问题的基础性，但又否认农村土地集中的事实，把土地问题归为无人耕作的技术问题， 他们说“中国土地，不患在地主之占领，而患在有土地无人种，或不能应用科学知识去破除天然的障碍，以尽地力之使用”，从而得出中国土地问题“实在未成大问题”的结论。以上种种，必然使改组派之“代表痛苦民众”、“走上农民运动的道路”云云流为空话，而这正与其将农民视为有待于消除的负面力量的看法相表里。他们认为“农民多是生长在宗法遗制与封建遗制的气味很深的农村社会中，知识浅陋，自治能力异常薄弱”，“农民的迷信与守旧，不懂得机器耕种，生产不能进步”，“农民的私有欲很强”等等。也因此，改组派虽号称以农工为基础，但其对农工并无正面的分析。就说陶希圣吧，他也虽然承认“农民土地问题形势极为严重”但依然将“克服士大夫身份的传统意识，防止官僚化的危机”为其思考重心，以求“革命的知识分子”将正确的革命理论灌输给民众。这种自上而下的思路与其“革命的唯物的立场”构成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也属于整个改组派。 在托派方面，同样存在抽空“农民问题”的状况，和改组派相比，这种抽空还取得了一个更严密的理论形态，即“农民问题”之无足轻重乃是中国社会性质所决定。 陈独秀认为1927年大革命结束造成了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封建势力则变成微不足道的残余，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势力的压倒性优势，在陈独秀看来，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对封建主义经济的压倒性优势，同样就就是城市对农村的压倒性优势，在此格局之下，所谓“农民问题”就变成了只是“城市”和“资本主义化”的从属性问题。他这样说：“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他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把“资本主义经济”看成是席卷一切的力量，“资本主义的作用及其特有的矛盾形态，不但占领了城市，而且深入了乡村，乡村主要部分经济都直接间接隶属于市场，因此城市经济绝对地支配了乡村”。 从而，陈独秀虽然极力批评中央在1925-1927年革命中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但他自己却由上述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而走到了否定土地革命和寄望通过“国民会议”从南京统治手里分享所谓民主权利的道路。大家看是不是这么回事？他的分析中有很大的自相矛盾。不仅如此，陈独秀还攻击红军的武装斗争为“游民无产阶级化和流寇化”，并将农民视为本质落后的力量，将乡村和城市对立，将农民和工人对立，认为红军的政策乃是“屈服于农民原始情绪，而且很明显的是'以乡村领导城市’'以游民无产阶级领导工人’的政策”。如果我们同时也读读托洛茨基的书，那么可以发现陈独秀以上的几乎所有论述的逻辑都可以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找到。《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对于中国革命的描述，尤其是对中共所谓从“机会主义”到“盲动主义”的批评可以说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一书“初版序言”的扩充版。当然，我们这里分析的是当时特定历史语境中陈独秀的思想状况。 在理论上接近于中共的是第三党。它认农民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又提出耕者有其田。这些政策在大方向上和中共的政策是接近的。这根源于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定和中共相近，即认为中国社会还主要是封建势力支配的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的时代，而帝国主义的支配又使中国社会呈现更加复杂的状况。 不同的是，第三党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前提是国家收买土地，然后施行分配但是，这种办法实际上没有施行的可能，因为国家当时并没有财政余力来收买土地，且农民问题的急迫性，客观上也无法等待这种先取得政权，然后以政权实现收买土地再分配土地的政策。 中共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是革命的动力 最后，我们要说到我们中共。应该说，就是中共，在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上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1922年中共在“二大”宣言中已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但在1920年中前期，对农民问题的思考和实践基本是片段性的，尤其是农民运动主要还处在一种自发的状态底下。对这一点，我们党后来也有反思。如“八七”会议在总结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农民运动政策时所批评的：“只有自下而上的运动，各地农民运动只有下级党部及党员群众领导着，中央只是时时阻滞革命的农民运动，甚至于拉它向后转。党的指导机关，一直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第五次大会以前，党的指导机关对于土地问题，只有绝少的注意。”毛泽东不是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吗， 可以说，这也就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开篇即提出“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的基本语境。 正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再革命化”的进程中，中共才明确将“无产阶级和农民”规定为革命的动力，并在“六大”报告中专门提出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并以此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内容即“农民的土地革命，仍旧是中国革命现时阶段底主要内容”和中国革命的道路即“农民从一切资本主义前期落后关系之下得到解放，这件事，客观上虽然是向资本主义道路进行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在革命的过程里，它一定要转变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步”。从而，就像蔡和森所指出的那样，农民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句话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好，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共突出地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政治派别。就1930年前后的历史语境来说，中共之为中共，就在于其对“农民问题”把握的彻底性和由此理论把握而来的行动性，再用蔡和森的话来说，就是“愈益坚决地深入到确定的革命阶级中去做最艰苦的工作，准备革命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用这些艰苦卓绝的群众工作去代替小资产阶级'民权派’之虚伪的口头禅。”随之发展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表面上在争论封建主义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等等，但核心还是在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中国社会性质之争关键在中国经济性质之争，中国经济性质之争关键在中国农村经济性质之争， 更具体说是中国农村土地性质之争。这里有一个层层递进的逻辑。就像当时有人指出的：“不了解土地问题的实质，决不能了解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上的实质，因之也决不能规定正确的革命策略。”也因此，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在经历了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之后，进一步聚焦于农村，而形成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这表面上的三场论战，其实是一个核心问题即“农民问题”探讨深化的三个阶段，也是中国现代史上“从思想到现实”这一认识论转换的最终落实。 此后的革命道路也正是沿着对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真切认识的脉络，而向前推进的，不消说， 这是一个由武装斗争所伴随的过程。这个向前推进的过程，是艰难然而又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是看上去很土气而实际上极具新颖性的，是看上去没有教条理论而实际上极具理论性的。这是革命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国的现实——尤其是以往被轻视乃至忽视的现实即农民的现实、农村的现实、内陆的现实、边疆的现实等等持续敞开自身的过程，也是一个持续创造新理论的过程，也是一个持续斗争的过程，是毛主席所说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过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