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耕耘 古物看似只是物质遗存，却是不同文明交往史、传播史、接受史的有力确证 《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表达了对文物的关切，而其核心是对器物背后技术文化、经济交通、政治制度的系统考察。从古物到文明史，其论述既体现“取样”的合理均衡，囊括丝路沿线各文明，又涉及宗教艺术、生活生产、文字钱币各领域。 作者魏泓，长期致力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宗教及艺术研究，是成功的汉学家、敦煌学专家。在近百页的注释与参考文献背后，体现出作者笔笔有来历、句句有出处的考证功力。一个杰出的考古学者、历史学家，就像“文明的侦探”，通过比对技术工艺，得出断代、分期、传播途径的推论，描绘不同文明间发展差异和历史细节。 “活的”历史叙述 “器物不是中立的表达，也没有失去活力——它们变化，也影响变化” 古物既是话题线索，也是遗存载体，它存储着人类在历史空间生存交往的记忆与痕迹。《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它是何人、何时、为何、如何制作的？如何使用的？它去过别的地方吗？它是否被改造、转变、破坏、修复？”问题都指向了历史主体（制造者、使用者与传播者）。器物的流转和改变，必然指向人的迁移、文明传播。回答，就意味描绘文明史的风貌。魏泓对十件古物的选取，基于其对物质的理解：“包括商品，'自然的’和有生命的物质（如人、马、骆驼），还有人类创造的复杂的物质（如珠宝、玻璃、绘画、建筑）。” 丝绸之路的重要特征是传播与移动——技术、原料、样式和工匠各个层面，都是变量。它确立了物质文化研究是活的历史叙述。“器物不是中立的表达，也没有失去活力——它们变化，也影响变化。”魏泓围绕物质与人类的相互作用，包括依赖与纠结过程进行叙述。“我不局限于讨论器物原本的情况，并在很多时候把故事带到现在，研究各式各样的关系，包括器物与文物保护人员、策展人、学者、收藏者、劫掠者以及其他人的纠结。”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看重文本与物质的同构性。如“中国历日”就是靠意义生产，隐喻系统构建的实体。没有文本阐释，历日就毫无价值，更不会存在雕版私印。在古代中国，历日是特殊文本，它融合谶纬预言、星象占卜，是天人同构感应的实践，对政治生活信仰尤为重要。“它代表的是一种权威，即自然秩序。”历日突破了识字人群的使用，也适用于民间日常生活功用。它是“年历与占星术和其他占卜术文本融合的开端”，打破了科学与迷信简单的两分法。中国的星图测绘者，也是超前的天文学奠基者，只不过他们将近乎科学的手绘图当成占卜的工具。书中所述的“中国历日”，可能印制于中原或西南，后流转于敦煌。私印贩卖历日，为官方严禁。“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些文本是违禁的，尤其是当时唐朝边疆的敦煌人。”魏泓从法令不达侧面观察出唐朝对边疆的影响，更多只是停留在名义层面，并不足以施加具体管控。 同时，魏泓对生命与无生命物，也没有割裂开来。书中讨论丝路奴隶，显然还原了奴隶的商品属性和物质功用：“可以购买、使用和为了利益而被售卖，很多奴隶还通过陆路和海路被长途运输到外国市场上买卖……奴隶制度在丝绸之路上随处可见，任何文化、任何地区和任何时期都不例外。”作者没有忽略文明史中的“晦暗阴影”，那些不为人知、早已失语的奴隶被重估价值。奴隶贸易也会拓展更大的丝路网络，从西欧向非洲、阿拉伯、印度和中国延伸。他们也常与丝路沿线的战争、交往历史相叠合。“在欧亚大陆上，因战争和劫掠成为奴隶的人最多。”奴隶大多被输送于战场，或成为交换赏赐的“礼品”。 图案蕴藏着文明对话 不同文明会出现相似、互通的意义系统，使价值得以象征交换与分享，他们还将它改造，以适应自己的文化 魏泓用一种技术分析、器物考辨的论述，对文化传播迁移、文明发展进程作出总体性描述。这得益于实物与文本相互佐证参照，补缀叙事。书中所讨论的“拜占庭猎人丝绸”，只有各种要素成熟完备，才能产出如此复杂的纹样。技术分析，将有力解释丝织工艺（养蚕、栽桑和纺织）的起源与传播。从物种上看，黑桑树流行于罗马时期的欧洲，并没有形成丝绸工业，中国栽种的则是白桑树。中国锦的多彩经面复合平纹工艺，也是中亚地区难以企及的技术。 “当他们试着仿制中国锦时，只能在纬线方向上织出有限的图案……但纬线织的图案和经线上的Z捻让这些丝绸与中国织造的丝绸有着明显的差异。”在机器使用上，西方提花机多是纬面提花，适用于羊毛、亚麻和野生丝绸产出的短线；中国的经面提花则能处理“缫丝得来的纤长且结实的丝线……而它们的纤细则意味着纺织出来的图案可以既复杂又精致”。可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亚与欧洲并没有掌握中国的丝织技术，这或许因为工艺复杂还要配上大量熟练织工，远远超出其成本预期。 作者也通过阐释图案纹样，揭示其中蕴藏的文明对话。书中以多套象征系统，对“拜占庭猎人丝绸”的多文明背景进行集大成式注解。“猎人丝绸上的图像象征着皇权，当然狩猎主题也反映了狩猎这项活动本身的流行。此时，皇家狩猎已经融入整个欧亚大陆的各种文化中。”不同文明会出现相似、互通的意义系统，使价值得以象征交换与分享。如被猎杀的狮子，在不同文明中都有符号意义。“它可以代表国王权力或者国王最强劲的敌人”，君主和野兽之王保有“类似宗教上的联系”。多义与暧昧，正是丝路文明互通融合的结果。狮子在佛教中被视为有力的护法象征，在北非和美索不达米亚又象征叛乱力量。“拜占庭与所有这些文化都有密切关联，他们继承了狮子的象征意义。毫无疑问，他们还将它改造，以适应自己的文化。” 文明的引入传播，并非简单对应的主体-受体关系，它包含着大量中间环节，甚至存在“截获文明”。不同地域，其创造力、生产性有强弱高下的差距，这就像热平衡导致热传递，落差造就势能一样。然而，丝路文明传播，也面临阻断和困难。“萨珊人通过控制与中国的海陆贸易接触到丝绸，而此前这在帕提亚人的控制下。6世纪中期，萨珊人垄断了塔普罗巴奈的中国丝绸贸易。”他们并不愿传播，只想垄断技术，做文明的截获者。 萨珊人不仅拒绝粟特商人与拜占庭直接贸易，还焚毁粟特人带来的丝绸。粟特人只得绕道突厥，“从更北的草原路线前往拜占庭”。在客观上，反而倒逼出一条更完整的、多方参与的贸易链条。链条上的中转方（突厥、粟特）、原发地（中国）、目的地（拜占庭）都深度参与，交互渗透，极大拓展了丝绸的图案主题与纹样。“突厥人向汉人提供马，后者以丝绸回报，粟特人的许多丝绸又都是从突厥人手里获得的。与此同时，人物和动物图案逐渐代替了典型的中国纹样。图案有时被圆框环绕，有时独立呈现，这表明来自丝绸之路的影响开始进入中国。” 文化时空的环境“深描” 古物看似只是物质遗存，却是不同文明交往史、传播史、接受史的有力确证。古物承载文明基因，汇聚文化密码，是我们得以重返历史语境的密钥 魏泓实现了对文献的“活化”过程，让材料借助实物开口，呈现对历史的“供词”。同时，那些古物也不再成为孤证，而是被置于文献中得以情感理解。每件古物都蕴含了故事文本。从而，此书在本质上也属于叙事学与诠释学。“本书选取了具有复杂叙事的器物，并对其'深描’，即把每一件器物放在它的时空下进行细致分析。”如巴克特里亚壶，从文化时空上看，乃是希腊化与中亚地区本土化的深度交融。对于它的中国主人，也许不会深究壶身图案中的特洛伊史诗故事，但人物场景却完美混搭了印度和中亚造像风格。 阿姆鲁克·达拉佛塔，或许是书中不能移动的例外，它讲述了斯瓦特河谷此消彼长、不断变化的政治、宗教与文化景观。主塔的重修改造，成为反向考察社群财富赞助、政治力量参与程度、信仰繁盛衰落的实证。这是丝路沿线文明变迁所施加的环境影响。 《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具有综通包容的学科意识，它囊括历史考古学、文化地理、技术史等多重领域，是自下而上的分层式论述。丝路文明史，本质是书写亚非欧区域共同体的大历史观。古物看似只是物质遗存，却是不同文明交往史、传播史、接受史的有力确证。换言之，它们表述了文明的联通与互动。古物承载文明基因，汇聚文化密码，是我们得以重返历史语境的密钥。同时，魏泓也意欲揭示文明间发展的不平衡与差异性（先进与滞后），它促成互鉴学习、追赶超越的历史动力。这种文化比较的视野，时刻兼顾不同文明特性与共性、冲突与交往、独立与共生的统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