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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至10月，以阎锡山、冯玉祥、桂系为主的地方实力派与挟中央政权自重的蒋介石集团，在河南、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混战。因主战场在中原地区，故称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是1929年以来历次反蒋战争的继续，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一次大决战。
在1929年发生的蒋桂、蒋冯、蒋张(发奎)、蒋唐(生智)战争中，蒋介石纵横捭阖，采取了政治分化与军事打击双管齐下的方针，给桂、冯、张、唐以不同程度的打击。桂系的第四集团军瓦解，冯玉祥军则发生分化，张发奎军遭严重损失，退到广西与桂系合兵一处，唐生智部被彻底消灭。蒋介石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一系列的胜利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蒋介石集团的势力迅速膨胀。蒋介石所能控制的地区，由蒋桂战争前的五省一市，增加到中原大战前的湘、鄂、豫、鲁、苏、皖、浙、赣、闽、沪十省一市;海关及中国富庶地区全部纳入了蒋介石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壮大了蒋介石的经济力量。蒋介石的军事实力比蒋桂战争前增加了一倍。广东李济深的12万大军包括海军舰队，冯玉祥的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魁、杨虎城部，湖南的鲁涤平、何键等部都投到了蒋介石的麾下;1929年又编组成了两个有新式装备的教导师。二是反蒋的地方实力派趋向联合。遭到蒋介石打击的地方实力派，力量顿形削弱。即使没受到蒋介石打击的阎锡山，与蒋介石比，差距也更大了。失败的教训和客观的形势迫使他们相互妥协，联合起来抗拒蒋介石的武力统一。1930年初开始的日益激化的蒋阎矛盾成了地方势力联合反蒋的导火线。 在1929年蒋介石打击桂系、冯玉祥、唐生智的战争中，阎锡山或作壁上观，或关键时刻落井下石站在蒋介石一边。1929年10月冯玉祥的第二次反蒋和唐生智反蒋，都曾与阎锡山有约，且均由阎锡山“亲拟电稿，筹划一切”①，结果都是因阎锡山背约而致失败。阎锡山损人利己的政策帮助了蒋介石，一个时期内避免了与蒋介石的冲突，保全和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但是，蒋介石并不因得到过阎锡山的帮助而放过阎锡山。在打败了其他地方实力派后，决定消灭阎锡山的势力。阎锡山却要营建自己的独立王国，不许蒋介石染指自己的势力范围，蒋阎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蒋阎还存在经济上的矛盾。 “二次北伐”过程中，蒋介石为了限制冯玉祥的力量，把河北、北平、天津许给了阎锡山，不久宋子文前往北平，将三地的税收划成中央税和地方税，又将大部分税收收归了中央。按照宋子文与阎锡山当时的协议，这三地的税收大部分归了中央，那么此地区的阎锡山部队的卫戍经费应由中央负担，即“统收统支”的原则。但是，中央却没有如数负担阎锡山部队的卫戍经费。截至1929年8月底，积欠阎锡山部卫戍经费达584万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阎锡山多次派人向财政部交涉，财政部反要求阎锡山将每月137万元的卫戍经费减为100万元，阎锡山不允。又派人找蒋介石，蒋介石令财政部在四个月内发清，财政部置之不理。此外，“二次北伐”时阎锡山垫付的3 000万元的军费，阎要求发行公债整理，蒋介石不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蒋阎经济上的纠纷。实际上经济纠纷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它背后隐含的是政治阴谋。蒋介石当时的计划是：“以武力消灭四集团，以金钱分化二集团，以外交牵制奉张，以命令驱逐晋阎。”②蒋介石认为山西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只要阎锡山退回山西自守，就奈何他不得，所以决定用政治力迫其就范。所谓经济上的纠纷，不过是实现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是蒋介石压服阎锡山的一种手段。 蒋介石打败了桂系、冯玉祥、唐生智等地方实力派之后，开始将目标转向了阎锡山，精锐部队向徐州、蚌埠聚集，重兵屯驻河南，靠近了阎锡山的防区，加剧了阎锡山的戒惧心理。蒋阎之争到了“图穷匕见，不能避免”的形势③。 在蒋阎矛盾激化的时候，冯玉祥及西北军的态度对蒋阎反目起了促进作用。冯玉祥的西北军在1929年5月和10月的两次反蒋战争中遭到损失，但并未伤元气，仍控制着陕西、甘肃、青海广大的地区，拥兵30万。冯玉祥的辖区陕西与阎锡山的根据地山西毗邻，这导致了冯、阎、蒋之间微妙的关系。冯玉祥反蒋担心阎锡山抄其后路，阎锡山反蒋也担心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夹击，蒋介石则惧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冯玉祥第一次反蒋失败后，认识到要反蒋必须联合阎锡山，“二三集团，应站在一条战线上”④。所以，冯玉祥于1929年6月25日亲赴太原，与阎锡山协商反蒋大计。不料到太原后，为阎锡山所算。被阎锡山先后软禁于晋祠和建安村。阎锡山把冯玉祥骗到山西后，周旋于冯玉祥、蒋介石之间，对冯言反蒋大计，对蒋则挟冯自重，想控制西北局面。蒋介石和冯玉祥清楚阎锡山的意图，但他们各有打算。蒋介石惟恐阎锡山、冯玉祥合作，也决不愿西北地区落入阎锡山的手里，壮大阎锡山的力量。冯玉祥则是一定要拉阎锡山共同反蒋。 蒋唐战争结束后，蒋阎矛盾尖锐化。阎锡山必须在与蒋介石的关系问题上作出抉择：要么降蒋，要么决裂。冯玉祥认识到蒋阎关系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力劝阎锡山下决心反蒋，告诫阎锡山“毒蛇蜇手，壮士断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⑤。冯玉祥还令西北军实施逼阎的策略。鹿仲麟奉命回陕西代理总司令，12月17日打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旗子，同时秘密派人到南京见何应钦，表示：蒋主席是我们的敌人，阎锡山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我们现在要拥护中央，报仇雪恨。何应钦表示只要西北军表明打阎的态度，马上就可以得到中央的接济。鹿仲麟向中央派出代表的同时，又派闻承烈、李忻赴河南与韩复榘、石友三联系，韩、石表示坚决打倒阎锡山⑥。阎锡山获上述消息后非常紧张。他最怕把蒋与西北军的战争转化为晋军与西北军的战争，更害怕蒋与西北军联合对付自己。此时蒋阎矛盾已经很尖锐，所以，阎必须拉住西北军。冯玉祥的内劝外逼策略奏效。他在2月2日的日记中得意地写道：“语云：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过去半载，百计千方，促阎反蒋，终以彼此利害未全一致之故，迄无所成。今则时势转变，蒋、阎冲突日形尖锐，而阎遂不能不币厚言甘，转而求援于我。足见革命者对于客观条件之不可忽视，并当积极努力，以促成此等条件之成熟也。”⑦ 冯与西北军促阎反蒋的时候，国民党内除了当权执政者外，其他各派系和一些游离分子以及拥有实力的各方大小军头，都派出代表聚集太原，向阎锡山接头游说，表示拥戴，愿以阎的马首是瞻。负责联系的代表有西山会议派的邹鲁，改组派的李锡九，桂系的麦焕章、何民魂，石友三部邓崇熙，韩复榘部的刘熙众，新疆金树人的代表蒋举清，四川代表王绍文，刘桂堂部的郭嘉平，孙殿英部的高原善，万选才部的黄桢，周凤岐部的沈同午，刘春容部的李宝棕，任应岐部的张宗颜，刘珍年部的赵辅臣，王金钰部的胡平洲，济济一堂。各方面的代表都愿意反蒋，阎锡山感觉到反蒋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了。认识到只有反蒋才能保全自己，发展自己，否则只有下野、出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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