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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中共中央、全国总工会、少共中央、革命互济会、左翼作家联盟等上海九个革命团体，在上海召开了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准备委员会工作计划大纲、临时常委会组织大纲等文件，推定了临时常委会组成人员，宣布临时常委会正式成立。工作计划大纲规定：一个月内召集全国工会、农会、苏维埃区域、红军及各革命团体代表的全体会议，成立中央准备委员会。8月8日，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委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决定加紧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再次发出通知书，邀请45个团体代表，限8月15日——18日到上海报到，8月20日按时召开中央准备会议。由于各地代表没能如期赴会，会议不得不延期。8月23日，“中准会”临时常委会召开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会议的议事日程。
1930年9月12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会议在上海开幕，到会代表30人。会议的宗旨是继续执行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更切实地执行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会议根据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决议及其主席团的委托，通过了七项重要决定：一、根据主席团的提议，决定将“中准会”移到苏维埃区域，在反动统治区域设立中央办事处，代理中央准备委员会管理指定区域的准备工作;二、通过了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号布告，宣布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原定1930年11月7日的开会日期，改在12月11日的广州暴动纪念日举行;三、通过了大会选举条例，规定一切生产劳动者及为公益服务者有选举权，指出选举工作应适合斗争环境的要求，分别规定了苏维埃区域与反动统治区域两种选举办法;四、通过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要的议事日程，包括(1)政治报告及大会宣言(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草案(3)劳动法(4)土地法(5)选举中央临时政府委员会;五、讨论通过了《立法大纲草案》;六、通过了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了组织原则及准备委员会的任务;七、选出了正式的中央准备委员25人⑦。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会议的召开，是继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之后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又一个重要步骤。 1930年8月下旬，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回到上海，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但是对于李立三急切地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会议给予了肯定。认为现在革命运动的特点是：“苏维埃区域的逐渐汇合，要从零星散乱的各地方革命政权的树立，进到建立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政权，来指挥组织革命的战争，集中革命的势力——用统一的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去和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对抗，去领导起全国的革命运动，为着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而斗争。”⑧会议认为拥护苏维埃政权与准备全国苏维埃大会的运动，是一项异常紧急的工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于早日成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意见是一致的，所以，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批判“立三路线”的时候，筹备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丝毫没有松懈。 1930年9月15日，中央准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委会正式结束。由中央准备委员会的25名委员中推举7人，组成中央准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决定常务委员会于最短期间内，在苏维埃区域的中心地点成立，执行中央准备委员会的一切职权。在反动统治区成立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办事处，由委员中的五人组成，负责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山东、顺直、山西及东三省等准备工作。第二办事处，先设一通讯处，于必要时再行成立。在中央准备委员会常委会未成立时，中央第一办事处暂行代理其职权⑨。 10月8日，《红旗日报》开始登载《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原则》。条例依照每20万人选举代表1人的标准，按照工人占12.5%，农民占75%，红军占10%，贫民占2.5%的比例，确定了各地的代表名额：湘鄂赣特区100人，赣西南区75人，湘西鄂西区25人，湘南特区3人，广西特区5人，粤闽特区25人，赣东北特区8人，鄂豫皖特区5人，琼崖特区3人，总计代表249人。其中工人代表30人，农民代表190人，红军代表24人，贫民代表5人⑩。反动统治区域代表选举方法是：500人的工厂在工厂代表委员会的指导下可选举代表1人，不足500人的工厂可联合两厂选代表1人，2 000人以上的工厂可选举代表2人。其他革命团体如自由大同盟、革命互济会等可酌情选举代表1人。凡是没有工厂的县城，大县城选举代表3人，小县城选举代表1人。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立即集中力量进攻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开始了第一反“围剿”战争，激烈的军事斗争形势使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无法如期召开。10月18日，中央准备委员会召集上海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决定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延期到1931年2月7日的二七惨案纪念日，在苏维埃区域召开。 1931年1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控制了中央。王明从各个方面抨击李立三和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的工作，包括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问题。王明在《两条路线》的小册里认为李立三领导的中央政治局的一部分同志和苏维埃区域有些党部在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上持消极态度。他指责说：“他们为苏维埃区发展的实际环境逼迫，勉强地指定一些代表在今年五月在一个非苏区里(!!)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代表大会，虽然决定了许多决议和法令，对于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依然搁下不提。同志们对这一问题提出坚决的抗议，要求中央努力召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便统一集中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领导，而立三同志等还表示反对与怠工;到经过同志们三四次严厉督促以后，立三同志等才勉强发出一号召这一大会的宣言，成立些架空的脱离群众组织的苏准会机关;对于苏维埃政府工作这样的忽视和怠工，简直是不可容许的错误。”(11) 六届四中全会后，加强了筹备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力度，加快了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步伐。 为了加强对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1931年1月15日，在赣南苏区宁都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有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未到任前，由项英代理书记。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里，决定由苏区中央局承担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并作了具体的工作部署，提出：“最好很快在苏区内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不应机械地一定要在二月七日来开，再延期与否应由苏区中央局去决定)，委托苏区中央局领导召集。委托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党团最后的起草苏维埃大会决议草案，交由最近的政治局会议批准。上海苏维埃大会准备委员会，改为拥护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并在所有各企业、各城市、各乡村组织这种同样的委员会。”(12) 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起草了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红军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等五个文件。5月9日，《红旗周报》发表了准备提交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的《劳动法令草案》、《土地法令草案》、《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经济政策草案》。《红旗日报》也陆续刊载上述内容，要求各级组织学习并反馈意见。 原定的1931年2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期，由于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之后，紧接着准备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也没能实现。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6月1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6月2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召集全苏大会》的通电，宣布1931年8月1日召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动群众红军战士，选举代表按时出席。6月16日，中共中央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发出训令，具体指示：“江西中央苏区必须在八一以前开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苏大会的代表，有些地方已经选出(如湘鄂西、赣东北、闽西等处)，假使鄂豫皖，湘鄂西甚至赣东北苏区代表不能如期赶到中央区，则只要闽粤赣，赣南，赣西，湘东南，湘鄂赣等苏区代表多数到达，苏大会即应在中央苏区指定地点开幕。在大会上党应经过党团的活动，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宪法，土地，劳动，经济政策等法令，红军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等草案完全通过，并立即公布施行。中央临时政府的人选，党要多提苏区的工人贫农雇农的领袖当选。”(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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