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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还是'农’，一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有意思的话题，从文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一个民族或是一个族群的文明开端往往是从开始定居，或是半定居开始，只有一个稳定的生存环境才能造就一段奇妙的文明。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得益于关东平原，也就是如今华北平原一带独特的气候环境，我们的老祖宗在文明初创期，一直过着便是以农业为主的生存之道，但是因为当时分裂的政治环境，商客这种为自己国家和自己谋求利益的人也活跃在世界上。 但是从商也是有条件的，如关东平原的的赵国，宋国，卫国等，由于本就是当时周王朝的通知中心，商业基础良好，商客也更容易赚取钱财，因此，属于偏远地区的楚国，秦国，虽然兵士强横，却格外的贫穷。
只是因为秦楚之地苦寒，不但要防备着第戎的进攻，有没有什么值钱的商品，连粮食也需要进口，但是秦国和楚国不同的是，随之而来的两个人彻底改变了秦国在诸侯国之中的地位，一个人叫郑国，一个人叫商鞅。 关中平原虽然一马平川适合耕种，但是只能沿着黄河渭水两岸耕种，真正意义上的良田很少，而郑国本是韩国工匠，来到秦国后为秦国修筑了与都江堰齐名的郑国渠，为关中平原提供了上千亩良田，这也为后来商鞅变法提供了基础。
商鞅，本是卫国人，在那个年代往往越靠近关东平原的人，越富有学问，如孔子出生的鲁国，荀子出生的赵国，这是由当时关东平原富裕的生活环境决定的，毕竟吃饱了才有心思读书研习，这也导致关东平原如商鞅这般有才华的人很多，在赵国怀才不遇之下，商鞅去了秦国。 一来到秦国，商鞅便被当时的秦国国君，秦孝公看重，因为在那个年代愿意来秦国这种苦寒之地的读书人并不多，商鞅算得上是一个异类，自然被秦孝公看重，为了报答秦孝公的提携之恩，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实行了以让秦国变强为目的的变法。
其中有一条为秦国，甚至是整个华夏历史埋下了一个基调，那就：“奖励耕战、重农抑商”，商鞅敏锐的发现，商客四处经商，却不需要缴纳如农人那样的税赋，这不但让商客谋取了巨额的财富，也让农人都由心底向往成为一名商客。 然而秦国苦寒，在与关东平原的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时，秦国的财富总是会被其他国家的商人攫取，进而带去其他国家，久而久之，甚至是秦国本土的商客也开始出卖秦国自己的利益为自己谋求财富，为此，商鞅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用来遏制商客在秦国境内的活动。
此外，商鞅还规定；播种、耘苗季节，以劳役赎抵赀刑者，各回家务农二十天。以借此来强制让罪犯，劳役去种地，以求农业的快速发展，这次农业改革让秦国快速拥有了万亩良田和足够的粮食，为日后秦国统一六国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公元前221年，由于胡亥与赵高等人的肆意妄为，秦国灭国，但商鞅变法留下来的重农抑商政策却并没有随着秦国的灭亡而消失，反而是在历朝历代中传承了下来，不过一直到清朝之前，各个王朝对'重农抑商’的政策还算有所控制。
如唐朝时，唐玄宗开元年间，广州便设有市舶使，专门负责国内商贩与国外商人的贸易往来，而宋朝时，宋高祖赵匡胤甚至于蜀地慕容家等商贾相交甚密，由慕容家为其提供资金，赵匡胤则为慕容家的商业发展提供庇护。 混乱不堪的元朝，虽然没有在商业发展上有什么作为，但是也没有禁止各地商贾进行贸易，而明朝时的郑和下西洋更是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海运发展的重要象征，直到清朝，秦国与清朝这两个读音相似却相隔差两千年的国家，秦国的'重农抑商’让清朝发挥到了极致。
广州十三行，作为当时清朝对外最主要的出口机构，却堵死了清朝商业之路，其实在最初，清朝不只有广州十三行来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但是1757年，广州十三行以'重农抑商’为借口，请求清廷关闭除了广州十三行之外的所有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一举成为了清朝唯一的通商口岸。 然而广州十三行却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办事，不但向西方商贩索要贿赂，还暗地里开放鸦片流入大清市场，根本不在乎他本来作为通商口岸的职责，导致清王朝本土商贾进一步萎缩，清王朝也彻底和世界发展脱轨，从此不再与世界沟通，正是如此，才让后来的侵略者能轻而易举地攻入清王朝。
纵观中国历史，'重农抑商’自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在清王朝这位腐败无能的实施者手下，'重农抑商’反倒成为了其压榨底层百姓的工具，让最初提出'重农抑商’这个观点的商鞅看起来似乎是清王朝落后世界的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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