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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辨证是中医理论落实到临床，从一般到个别，从普遍到具体的“知病”过程，它是在阴阳神气观指导下，应用中医病机范畴体系，进行逻辑思维，求知内在病机真实的具体化。 中医是直接从实践中来、直接在临床检验、经历史证实的一门医学。虽然她当前受到工业社会标准化、规范化思维的冲击，被人应用建立在西方哲学基础上的西医学阉割、裁剪和否定，但由于中医自身的深刻性、普适性、自然性，仍然不断在临床实际创造在西医看来是不可能的医学奇迹。蒲辅周治疗小儿腺病毒肺炎，岳美中治疗，施今墨治疗，朱进忠的《中医临床经验与方法》、刘力红的《思考中医》也不乏记载。除了这些中医名家，在基层、在民间真正应用中医思维的中医，有谁又不是病人盈门？他们在不依赖任何所谓现代仪器的情况下，十分经济地解决了广大民众的疾苦。在这样众多的客观事实面前，我们有什么理由用西医的东西对中医临床说三道四，有什么理由用西医的方法肢剪中医理论体系。不管西医多么地与时代吻合，多么地与人们习惯一致，多么地具有现代气息，但她毕竟是和中医具有极大差异性的一种医学，和中医的文化土壤、哲学基础、理论来源、思维逻辑截然不同，用这种和中医截然不同的方法和思维去评论裁定中医，是逻辑的吗？其结论可靠吗？ 西医具有自身的优势和长处，能够及时地利用当代科学的最新成果，是当代的主流医学。但是，时代性和先进性不是一回事，当时看来是先进的，将来被历史淘汰、被实践否定的例子并不少见。地心说被否定，日心说被肯定，但今天看来“万物皆备于我”、“我思故我在”等古老的命题恐怕并不落后，以我的视觉（包括借助一切现代仪器）所及为半径的整个宇宙，其中心在哪儿呢？西医是建立在实验室基础上的医学，其临床医学不能离开用动物、死体作为中介，不能没有规范化标准化思维和统计学处理，但到今天西医也充分认识到临床的十分重要，在循证医学证据分级中，把临床证据放在了第一位，提倡最佳证据与临床经验相结合，注意解决证据的一般性和临床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克服从理论到临床无处不在的偏倚，但既便如此，西医的临床活动还是以遵循规范标准的证据为特点，强调要遵守诊疗规范。中医则不然，她的理论直接来自临床，将通过千百年认识到的隐藏在疾病表象里的内在病机理论作为临床遵循的证据，作为自己临床活动的工具。中医遵循“谨守病机”的思维方法，进行“各司其属”的求证以明确当时的临床症状与内在病机的真实性关系，形成具有个体特点的证候病机判断，所以中医临床以辨证作为认知疾病的基本方法。中医的辨证，不是简简单单地遵循什么表象性证据，象按一定标准生产工业产品一样进行当前疾病的认知活动，而是在“观其脉证”的前提下，“谨守病机”－遵循病机理论，进行“各司其属”的逻辑思维，以“知犯何逆”，才能形成一定的证候判断。在这一过程，循证和求证是十分重要的内容，是中医解决普遍与具体、理论和临床客观存在的偏倚的有效手段，也是中医的优势所在。 然而，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到唯物质的工业化标准思维一统天下的今天，走到西方本体实证还原论遮盖了东方哲学光芒的现代，唯物往往是唯一的被认为是正确的，因此人们看待问题皆以具有物质化特性的各种各样的标准为出发点，在医学则反映出这样一种思潮，即符合某种被认为是正确的理论、看得见摸的着、严格规范化了、有标准一致性的才是科学理论。中医辨证遵循的不是以标准为目的的表象性证据，结论不是以临床症状与表象性标准的符合度为依据，其临床过程皆以病机为核心，遵循病机理论，求证病机证据，形成以内在病机为根本的证候结论，而其结论讲求因人因时因地因治的个体化和特殊性。中医的这种“辨症求机”思维，与唯物质工业化标准思维逻辑的反差很大，它不以表象性的东西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所以线性思维方式不能够和中医辨证逻辑相容。中医的先进性也许就在这里。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概念既是理论体系的构成、学科范畴的表现，又是人们应用学科理论体系在实践中进行逻辑思维的结果，因此同一对象在不同的学科中形成不同的概念。可是，有人把概念和存在等同起来，认为医学面对的是同一客体，其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应该唯一，不能有多样化的认知结论。形成疾病表象与当时病情内在病机的真实性联系，从而形成一定的证候病机判断。中医辨证正好解决了理论到临床的偏倚，克服了从一般到具体的差误。恰恰就是辨证，成为不少人阉割、裁剪的对象，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将中医的证嫁接到西医的病下枝头上，用辨病（西医的病）取代辨证，还美其名曰为中医发展的方向。离开辨证，中医还能够存在吗？因此关注中医辨证问题，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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