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武昌起义军推为都督的黎元洪 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成立后，一方面以《民报》为阵地广泛宣传革命思想，一方面在国内积极组织发动反对清政府的武装斗争，一时间，革命形势如火如荼。1906—1907年，同盟会在湘赣边界、广东沿海以及浙江一带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极大地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1911年4月27日，在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的直接领导下，又发动了广州起义。广州是华南重镇，革命党人计划夺取广州后，联合全国革命力量分兵北伐，一举推翻清朝统治。但经过一昼夜的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了。然而就在广州起义失败不久，一场更大规模的革命又在华中重镇武昌拉开了序幕。 武昌是革命党人开展活动成效最显著的地区之一。早在1904年，这里就出现了以学生和新军为骨干的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新军是清末清政府建立的新式陆军的总称。甲午战争失败后，继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不久，两江总督张之洞又在湖北编练新军。到1911年，全国已编成26镇共计30多万人的新式陆军。清政府原想借这支武装力量巩固自己垂危的统治，但万没想到在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下，这支队伍竟成为日后瓦解清政府统治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武昌革命党人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对新军的组织发动上。继科学补习所之后，先后成立的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革命团体，也都非常注意在新军中发展会员、宣传革命主张，使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越来越多地倾向革命，从而为武昌起义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1911年，原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由蒋翊武任社长，吸收社员达3000多人。这时，在武汉地区影响较大的另一个革命团体是主要由同盟会会员组成的共进会，它与文学社一起为武昌起义做了大量工作。  乘火车向上海逃亡的清政府官吏 在武汉革命形势顺利发展的同时，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掀起了新的高潮。1903年，四川人民为抵制清政府将川汉铁路修筑权出卖给英国，自发组织起来筹集股资，准备自办铁路。但1911年5月，清政府不顾民意宣布铁路国有，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订立筑路合同，并将原民间筹集的股银全数吞没，概不发还。这便更加激起四川人民的强烈愤慨，于是在“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下，一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爆发了。9月，清政府出动军队镇压，打死请愿群众数十人，由此越发使矛盾升级，保路运动因而酿成了全省规模的反抗清政府的革命运动。 正当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时候，湖北的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准备在武昌发动起义。它们在武昌设立起义总部，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起义时间原定为10月6日，后因准备不足延至10月11日。但是10月9日因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时，不慎爆炸，闻声赶到的俄国巡捕将起义用的文告、革命党人的名册搜去，致使起义计划泄露，蒋翊武等人感到如果不立即动手就将坐以待毙，于是派人分头通知新军各标各营的革命同志，在当晚12时发动起义。不想就在这时，起义总部遭到军警袭击，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负责人被捕。在敌人的审问下他们坚贞不屈，第二天清晨英勇就义。同时当局还下令关闭城门、封锁军营，大规模逮捕革命者，眼看一场发动在即的革命就要被扑灭。就在这关键时刻，武昌城内失去领导的革命士兵自己发动了起义。10月10日晚7时，新军第八镇所属工程兵第八营营房内发生哗变，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率先冲出营房，占领了设在楚望台的军械库;接着新军各营闻风响应，一齐进攻总督府，吓得守将仓皇出逃。经过一夜激战，第二天早晨整个武昌已经掌握在起义士兵的手里。随即，汉阳、汉口的新军也起义响应，革命很快在武汉三镇取得了胜利。这一年因是旧历辛亥年，所以历史上称这次革命为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胜利的影响下，湖南、陕西等省先后响应。到11月下旬，全国25个省已有15个宣布独立，清王朝统治终于土崩瓦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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