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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中国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成立了民主共和国。但是不久，清朝的权臣袁世凯通过种种手段，又窃夺了国家领导权，民主共和分子受到排挤和打击，宪法成了装饰，专制统治的僵尸又被抬了出来。封建礼教的幽灵被召回，整个中华民族又处于暗无天日的专制统治之下。 辛亥革命后的混乱状况特别刺激了对民主共和思想抱着信心的文化人士。梁启超在1915年写道：“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这段话代表了许多人对辛亥革命后混乱局势所持的悲观态度。 在一片噪杂声中，许许多多人从深刻的反省走向了新的批判。影响深广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创刊，标志着这场运动的兴起。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有当时的社会名流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胡适、钱玄同等人。运动之初，这些人多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其左派分化到革命队伍之中，右派则蜕化为买办知识分子。  蔡元培  钱玄同  刘半农 新文化运动之初以提倡“民主”、“科学”和反对专制与“礼教”为重点。他们的民主思想基本上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模式，重点针对袁世凯的独裁和封建复辟。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说：“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生则自由亡”，尖锐地批判了君主专制对民生的摧残，指出了二者水火不容的对立。李大钊还在文中号召人们，为了民主共和，必须彻底诛灭一切复辟者，铲除其势力，“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忧容”。鲁迅则通过许多深刻辛辣的文章，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毫不留情地鞭挞了旧礼教、旧宗法，号召人们起来斗争，摧毁那“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狂人日记》)的万恶社会。《新青年》的不少文章鼓吹人权平等，提倡男、女平等，妇女参政;打破君权政治，以实现“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同时，新文化的带头人还大力宣传“科学”，要人们科学地看世界、看问题，科学地对待社会现象，揭露各种封建迷信的害人及愚弄人民的本质，进而为国家的富强兴旺奠定民众基础。 孔教虽不是教，但孔子提倡的一整套伦理纲常，却为封建统治者所用。1911年的革命使中国有了“民国”的招牌，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专制，思想领域里推行的仍是以孔子学说为中心的旧思想、旧文化。袁世凯在称帝前即下令尊孔读经，一时间“孔教会”、“孔道会”之类组织兴起无数。“孔教”成了新文化发展的死敌。因此，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在提倡民主、宣传科学的同时，集中火力向“孔教”开战，“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响彻全国，孔子及其儒家学说被革命的学者们批了个体无完肤。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撰文揭露了孔教与君权的关系，指出孔教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打倒孔家店”的文化运动是空前深广的，它的成就要超过提倡民主和宣传科学。 新文化运动是对失败了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次思想补课，有力地打击了封建思想文化，促进了人们的觉醒，为中国新的民主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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