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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孤独是有价值的

 杏坛归客 2021-06-21

如何读书、写作,以及评判一篇文章的优缺,大家见地各异,主张不一。鉴于此,中国作家网特推出“名家谈写作”系列文章,让古今中外的名家与您“面对面”倾授他们的写作经验,或许某一句话便能让茫茫书海中的您恍然大悟、茅塞顿开。敬请期待。

——编者


毕飞宇

张莉

经历:
孤独是有价值的

张 莉:你大学毕业以后,就分到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工作了五年。在这个时期,你开始写小说了,后来也开始发表小说了。

毕飞宇:1987年我被分配到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这一年我二十三岁。发表处女作已经是1991年,四年过去了。

张 莉:我很好奇,你什么时候从写诗歌转成写小说的?

毕飞宇:我静下心来决定写小说就是1987年的10月。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读研,一个人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刚刚工作,一无所有,一事无成,时间又太多,你干什么呢?到了晚上就更加糟糕了,没有电视,没有电脑,读书也读不进去。如果那个时候有手机、有电脑,我的人生也许就不一样了。回过头来想,我觉得我的写作来自于孤独,我承受了孤独的痛苦,也享受了孤独的利益。是什么让一个人能量饱满?是孤独。我是一个看见了孤独价值的人,即使是现在,我也是不应酬的。

张 莉:那时候你教的课不多吗?

毕飞宇:不多。我在每天下午都要干一件事,踢一场足球,后来又加了一项,学声乐。晚上主要就是小说了,先读,后写。

张 莉:奇怪,为什么学声乐?

毕飞宇:也没有理由。我们住的是集体宿舍,一个音乐老师跟我一个房间,老是和我聊音乐,学校里正好有一个女高音,我就去跟她学去了。

张 莉:学了多长时间?

毕飞宇:一年多。

张 莉:你唱歌有了很大的进步吧?

毕飞宇:也没有。如果当年学的是流行唱法,估计进步会比较大,但是,我学的是美声,美声玩的就是功夫,一年几乎学不到什么,勉强打开而已。

张 莉:我听过施战军老师唱歌,唱得好。也是听他说的,你唱歌唱得特别好,但我从没听你唱过。

毕飞宇:我早就不唱了。基本功本来就不扎实,后来的生活习惯又不好,熬夜,抽烟,这些东西对我的嗓子损害非常大,我现在已经打不开了。学美声其实就是搞体育,不练你就不行了,身体达不到要求。

张 莉:你早期的写作状态是怎么样的,比较狂热?

毕飞宇:很盲目,就是写了投,投了退。年轻实在是个好东西,不怕打击,心里头永远有希望,我想我的心理素质不错,怎么退稿都没有打垮我。那时候可不像现在,托个人什么的,那时候没有这些,骨子里也瞧不起这些,我有许多毛病,但是,有一条是好的,我敢硬碰硬。我就是投,反反复复地投。

张 莉:最近我看新闻,好多作家都说到八十年代他们收到退稿的经历,很普遍,莫言阿来苏童都说过。可能现在网络时代的年轻人不能了解退稿的意味,退稿意味着这个作家的文字完全没渠道被更多人知晓,根本没网络微博微信可贴。好像是余华说的,他当年投了退退了投,但也有些原则,先从重要刊物开始投,一级一级往下走,你那时候也是这样吗?

毕飞宇:《人民文学》《收获》《钟山》《花城》《作家》,就这几家。有人告诉我,这几家比较好,比较难,但是,一旦发了,关注的人多。所以我就盯着这几家投。

张 莉:回过头说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吧,这里给你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我想知道,比如说《推拿》,从理论来说,这是一个命里会有的作品,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工作过。

毕飞宇:这个事情我要说很抱歉,我的确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当过老师,但是,这所学校里并没有残疾人。我在学校里讲授的也不是专业课,是文艺美学,还教了一段时间的现代汉语。从生活积累来看,我写《推拿》和我的职业没有关系,但是,我关注残疾人比较早,这个是真的。当教师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两个方面吧:第一,你不再是一个学生了,你是一个教师,虽然年纪相差不大,但是,你要有一个长辈的心态,否则你和学生是没法相处的。第二,语言的表达。无论一样东西多复杂,你都要想办法去表达它,你不能说,我心里头明白,但是我说不出来,这句话一个教师是没有资格说。当教师使我坚定不移地相信了语言的力量,别人可以相信“一切都在不言中”,你不能信,你要相信语言是可以表达的,哪怕你表达得并不好。但是,我当教师的时候没有和盲人相处过,这个我不能吹牛。

张 莉:大家的推理是这样的,你自己好像也说过的,你的学生,后来当了盲人学校的老师,这样你和盲人之间建立了“关系”。

毕飞宇:这个是对的。我后来可以和盲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我的教师身份很重要。他们信任我。还是回到我的教师生涯来吧。就在我当教师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人,他就是范小天,那时候他在《钟山》编辑部工作,我给他投稿,他不回应,我就去编辑部找他,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应当说,他是我文学上的第一个领路人,他给我讲了许多写作上的事。虽然他在早期没有选发我的作品,但是,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告诉他,你最好发我的作品,我会给《钟山》增光的,他告诉我,你还需要磨炼,这是《钟山》,我不可能拿《钟山》的声誉跟你打赌。

张 莉:这个对话太搞笑了。

毕飞宇:也就是那个时代,换了今天,人们会觉得是两个神经病在说话。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几年之后,1993年,我把《祖宗》写好了,送给了范小天,我终于得到他的认可了。在我还在学爬的时候,是范小天扶着我,让我站了起来。

张 莉:你认识丁帆老师也很早?

毕飞宇:是的,很早。丁帆我很尊敬,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善良,诚实,无私,他的身上有古风。他一直在批评我。有一天,我终于受不了了,问他,你怎么老是批评我?他说,尼玛,我不喜欢的作家我从来不批评。认识丁帆之后,我认识了王彬彬,后来王彬彬也去了南京大学,我想说,南京大学的这些朋友是特别的,整个南京大学都是特别的,他们的身上有很诚挚的东西,绝不市侩。

他们很可能无法成为你的朋友,但是,一旦做了朋友,会成为你终生的挚友,他们很直截,如果你没有足够大的心脏,没有对文学有力的爱,你会无法承受。我喜爱这样的朋友,我也需要这样的朋友,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还在他们的身上汲取营养。

张 莉:南京是一个文学之城,有很多作家。当时你应该知道陆文夫他们。

毕飞宇:刚到南京的时候,苏童和兆言还没起来,大家谈论的是陆文夫、高晓声,重点是周梅森。对,那时候周梅森很热,他的民国系列大家都很关注。

张 莉:你当时也看他们的书?

毕飞宇:看。但在感觉上,陆文夫和高晓声离我们有些远了。那是一个怎么写的年代,也许在方法论上我不会在意什么。那个时候我在意的是马原,我要看他怎么写。

张 莉:重点是,你到了南京,开始进入一个重要的文化氛围。

毕飞宇:当时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也还在流行着。

张 莉:你也迷过他们?

毕飞宇:主要是文学批评与潮流的力量太巨大了,你在那样一个潮流里头,不迷说不过去,这也正是年轻的特点。——为什么我写小说的时间要晚一些,原因也在这里,刚刚读大学的那会儿,我大量的时间都耗到诗歌上去了,从热爱这个角度出发,我对诗歌的兴趣也许更大一些,但是,很可惜,我的天分不在诗歌上。我的思维模式偏于具象,其实更适合叙事,也就是小说。小说像几何,而诗歌很像微积分,我的几何学得很好,到了微积分,我几乎就是一个傻瓜。可是,人在年轻的时候盲目啊,大家都写诗,我怎么可以不写诗?我们要做出一副瞧不起小说的样子,写诗去。不写诗,和女同学怎么说话呢?从诗歌出发,后来就偏到诗歌理论上去了,再一偏,又偏到美学上去了,再一偏呢,就偏到哲学上去了,然后,大学毕业了,什么也没有学到,到处都是一知半解。可是,我现在一点也不后悔。第一,诗歌毕竟锻炼了我的小说语言,第二,拥有了哲学的阅读能力,这个对我还是有帮助的。等我决定写小说的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了,我也没那么愚蠢了,我要知道西方的现代主义是如何“汉化”的,所以,就认真地研读马原。

张 莉:马原的哪篇小说对你影响比较大?

毕飞宇:不是哪一篇,是那种寻找小说的方法,还有调调。

张 莉:比如,“我就是那个写小说的汉人马原”那句话?

毕飞宇:是。在当时,他对我最大的帮助是他提供了一种十分新颖的小说思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马原是一个汉人,但是,“汉人马原”这个说法就有意思了,它说明了一件事,马原并没有处在“汉文化”的文化环境里,这就构成了文化上的距离,是带有魔幻性的,“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呢,这就比第一人称小说多了一个元素,“我”不再是叙述的角度,也是叙述的对象,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对了,那时候还有一个作家,叫洪峰,现在的人不怎么提他了,其实洪峰是一个很好的作家,我至今还记得我读《瀚海》的情景,《瀚海》写得很好,在当时,我觉得这样的小说是不可思议的。

张 莉:只是他们两个吗?

毕飞宇:不能说只是,我只能说,在西方现代主义的汉化过程中,我选择了他们。我必须承认,我研读过马原,在我的内心,我至今把马原当作我的老师,当然,他不会认我这个学生的。

张 莉:当时也不是你一个人视马原为老师吧,我看以前的资料,余华格非他们那批先锋派作家,也都视他为老师,有一阵,据说年轻作家都“言必称马原”。你仿写是在1991年那时候吗?

毕飞宇:不是,是80年代,1991年我已经开始发表作品了。在80年代我为什么要仿写呢?这就要说到我的太太了,那时候还是女朋友呢,她一直帮我誊写。有一天,她对我说,你的语言里头怎么有那么多的关联词呢?

张 莉:这个问题问得真好。

毕飞宇:这个问题吓了我一大跳,我意识到了,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读哲学,我的语言已经染上哲学腔了,一点都不像小说的语言,这可怎么好呢?我毕竟还有自省的能力,我把我的小说拿过来读,一读,发现问题了。第一,偏于思辨;第二,过于逻辑。这其实是一个问题。我就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开始训练。我要求自己每天用一些时间,手不能停,不停地写,瞎写。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有这样,你才能打破你思维上的逻辑惯性,你不能允许自己使用逻辑。这个训练对我的帮助很大,越写越开放,越写越自由,那可真的是满纸荒唐言。

张 莉:还有这种训练方法啊?

毕飞宇:每个人的训练方法不一样,有些人天生就乱,那他就要规整;我在大学期间花了不少时间读哲学,思维模式比较规整,喜欢抽象,对我来说,需要乱。这个过程对我来讲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房间里面很多纸,上面都是胡言乱语。对,我玩体育也是这样的,训练上很有一套。

张 莉:你那样乱写,其实是在跨一个坎,找自己的语感。

毕飞宇:当年这个障碍不克服的话,我觉得我跨不出去的。

张 莉:“乱”也许是一种放松,释放另一个自我,对作家早期也许很重要。

毕飞宇:是不是很重要我其实也不知道,但是,从后来的发展脉络来看,那样做似乎是对的。有一点我需要补充一下,我那样做也不是十分的清晰,不是目的性很强的那种,多少带有游戏的色彩,反正就是和自己较劲,哪有艺术家不和自己较劲的呢?我到现在还在和自己较劲,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了乐趣的、甚至是童趣的过程,像哄着自己玩。写小说有绝对严肃的一面,也有嬉戏的一面,否则,哪里会有那么多的人去写小说。总之,对我来说,写小说的过程既是一个争取内心自由的过程,也是一个刻苦训练的过程。

张 莉:我很相信刻苦训练的。上研究生时,我曾经要求自己每天抄写一段伍尔夫的《普通读者》里的某段文字,就是想向她学习一种表达,很笨吧?但我相信很多写字的人暗地里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训练过程。

毕飞宇:你也许注意到了,我很少谈自己的才能,老实说,我对自己的才能是满意的,可我更愿意谈论训练。我是教师家庭走出来的,很小就知道训练的意义。受过训练的才能和没有受过训练的才能是不一样的,受过训练的才能更可靠,不容易走样。你可别小瞧了“走样”,这可是大事。你看看体育,专业训练过的和业余选手永远不一样,一出手就不一样,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文学其实也是这样的,只不过许多人不知道罢了。

张 莉: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有些作者一出手就知道不是“石头缝里冒出来的”,是经过训练的。

毕飞宇:我喜欢运动,喜欢田径、足球、乒乓球,认识不少专业人士。专业人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动作很漂亮,越是水平高的专业人士,动作就越是漂亮。这个“动作漂亮”其实就是力量的流畅与合理,没有浪费,没有别别扭扭的感觉。小说其实也是一样的,语言越是生动、准确,就越是漂亮,顺畅嘛,合理。我同样认识许多高端人士,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成就斐然,可是,偶尔给我写封信,那个语句真是叫人不敢恭维,别扭死了,标点符号都用得不是地方,读起来呼吸都困难。我在《雨花》做过多年的编辑,不少年轻人真的很有才华,可是,作品始终不对劲。他们就问我,我为什么写不好?我说,你的量还不够,等你写到一定的字数了,许多问题自己就发现了,自己就解决了。

张 莉:三年的写作经验和十年的写作经验肯定是不一样的。我现在也很信任“量”这回事儿。有些门道需要自己悟。

毕飞宇:我刚才说到了“走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挺重要的。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也有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在许多时候,到了我们不那么擅长的领域里,我们的小说就很容易走样,也就是大失水准。但是,如果一个小说家受过比较好的训练,大失水准的事情一般就不会发生,你可以差一些,但是,不至于惨不忍睹。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四十岁往往是一个分水岭,年轻的时候依靠狂热、冲击力,可以很炫目的,但是,一过了四十,如果你底子不好,不扎实,作家很容易“走样”,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千疮百孔。

张 莉:写作可能跟体育的训练还是有些差别,有时候一位写作者的走样可能最终换来另一种风光。但是,还是要基本功好。如果语言表达能力不过关,其他就都不用谈了。是不是你从做教师的时候就注重自我训练?

毕飞宇:是啊,我还做了一个工作,把海明威的东西拿过来,夜里没事干的时候,拿一张纸、一支笔,把他的小说整篇整篇地往下捋。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一片叶子,你说这个叶子是怎么长起来的呢?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个叶子已经枯了,那你就拿在手上抖一抖,除了脉络,别的都掉光了。回过头再看叶子,简单了。那时候我很年轻,也是无聊嘛,我就干这个,玩得津津有味的。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喜欢,你总有办法。

张 莉:这个方法啊,我读篇好的学术论文的时候会用,读完后写一下刚才这个论文的脉络,琢磨一下文章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果有必要,也要思考一下这个作者的思想来源等问题。读文章要看作者是怎么写到这里来的,他的逻辑是什么,怎么就走到这里了。——你现在提到当时那段经历挺得意吧?

毕飞宇:就觉得好玩,津津有味的。谁说的?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千真万确。有一天夜里我用很长时间把《乞力马扎罗山的雪》拆解开来的时候,内心非常激动。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像童年的某一个春天,傍晚的时候,一切都好好的,一夜暴雨,第二天,世界全变了,满地都是青芽,你目睹了大地最神奇的力量。

张 莉:哎,这个比喻很形象。

毕飞宇:这么多年了,从我二十多岁,一直到现在,小说一直陪伴着我。我很骄傲的,这么多年,除了写小说,我什么都没干过。就算我是一个傻瓜,我想我也能把小说写得有点模样了。对了,那时候我身边还有一个文学小组呢。

张 莉:文学小组,这个是在什么时候?

毕飞宇:就是1987、1988、1989年。那时候,我在做教师,我的同事里头有好几个写作爱好者,他们在图书馆工作,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聊。其实我想说的是,一个作家的成长,文学小组是一个捷径,文学小组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它能让你每天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探索和实地考察,这真的非常重要。

张 莉:什么叫“实地考察”,读小说还有实地考察?

毕飞宇:面对一个作品,大家讨论。都是不自觉的,也没有什么目的,很自然就这样了,那时候我们是真正的文艺青年,每一天的闲聊都很高级。

张 莉:格非老师在清华给我们上研究生课,讲过一件事情。应该说是在上海吧,他和余华还有苏童,在一个旅馆里面讨论某篇小说,掰开了揉碎了谈,讨论人家是怎么写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这个讨论过程对他非常重要。这跟你刚才说的差不多,只不过你当时还没有余华和苏童这样的朋友,而是另外一些朋友而已。但看起来那时的小说家们起步都有这样的过程。

毕飞宇: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南京的一个朋友,他在另外一所学校,到了周末,他就过来,有一天夜里,我们差不多聊了一夜的昆德拉,还跳霹雳舞。他聊得真好,霹雳舞也跳得好,比我强多了。我很佩服他,觉得他前程远大,可惜,1990年的年底,他做生意去了。

张 莉:人各有路。有些人聊得很好,讲起怎么写怎么写头头是道,但不一定写得好。反而是聊得不好的人可能写得好,最后会写出来。我看莫言的一个资料,他好像也说过,他不是他们军艺宿舍里最能聊的,但却是最能写的。聊文学对小说家早期看起来还真有用。

毕飞宇:很幸运,在80年代,我赶上了一个文学的尾巴。现在请人聊文学不容易了,要花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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