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乐泮水》，王锷主编 凤凰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王锷先生所赠，乃是他所做“学礼堂访谈录”系列丛编之一种，该书系已经列入“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本书共收四篇采访文章，分别是对吕友仁、叶国良、贾海生和杨华四位先生的访谈录，王锷先生的撰写方式依然保持对谈格局，从每人的求学经历讲起，而后谈到治学方向及研究成果。通过阅读这本书，让我了解到这四位先生的治学思路，比如吕友仁先生整理过钱大昕的《潜研堂集》，他在整理这部名著之前给自己提出了要求，那就是要查找该书中征引的全部著作，哪怕是只言片语也要找到原书：“换言之，凡是钱大昕读过的书，我也要找来读一读，看一看。” 但是钱大昕读书十分广博，更何况他当年读的书于今找到原书殊为不易，于是吕先生就到多个图书馆去查看，经过三年的翻阅，他感到收获很大，“通过这样逐字逐句地细读《潜研堂集》，我对钱大昕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自己仿佛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当他点校完毕《潜研堂集》时，已经是钱大昕的忠实粉丝，于是他再接再励，又把《廿二史考异》和《十驾斋养新录》细读一遍，由是他觉得等于到钱大昕帐下读了个博士。 王锷先生是礼学专家，所以他的采访会以礼学研究作为切入点，他在采访吕先生时，提到了《礼记全译》和《周礼译注》。吕先生说这是出版社约稿，为此他把《周礼注疏》和《仪礼注疏》通读了一遍，同时也通读了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之后他又出版了一部《〈礼记〉讲读》。他在这部书的导读中专有一文谈古代“死”的别名，他说这篇文章是与学生冯好杰一道作的，而后提到清人梁章钜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梁在《浪迹丛谈》中有《人死别称》一节，该节列出了19个别名，近人龚延明在《古代“死”的别名》一文中列出了67个，而吕先生与他的弟子在梁、龚文章之外，又补充了182个。仅从这些数字就可看出吕先生在研究一个问题时，会有多么专深。 本书所采访的第二位是叶国良先生。叶先生原任台大文学院院长，现为台大讲座教授，主要研究经学、金石学。叶先生谈到他当年上小学时就喜欢读古典诗词，念高中的时候往返乘火车需要两个多小时，他用这个时间读了不少历史书。有意思的是，他谈到了当时台湾商务印书馆所出的《人人文库》和《国学基本丛书》，这些书印制不精，但很便宜，故被人戏称为“麻沙本”，老板王云五也被人称为“王麻沙”，这种称呼不无戏谑之意，可是宋代时候建阳麻沙本遍天下，从这个角度来说，麻沙本对文化普及厥功甚伟，王云五得此戏称亦不失为一种褒奖。 叶国良是跟随屈万里先生读硕士，当时屈先生给他的题目是《宋人疑经改经考》，叶先生觉得这个题目范围太大了，但既然老师让他做，他也只好硬着头皮做下去，为此他读了《四库全书》里所收400多种宋代专门经学著作，另外还有文集400种，未列入四库的他也进行了翻阅，比如很多宋代学术笔记会谈到相关问题，为此他又翻了100多种，经过5年的工夫终于写出论文，并以高分通过，经过他的考证，宋代疑经、改经的学者多达130人。 硕士学位读完后，叶先生本想跟着屈先生继续研究经学，但此时的屈先生生病了，他命叶国良转而研究宋代金石学，以便让他熟悉出土文献。在此前他跟着孔德成先生学习金文和《三礼》，在孔先生的指导下，叶国良的博士论文就写了《宋代金石学研究》，对于石刻研究成果，叶先生写出了《石学蠡探》和《石学续探》，前者从东汉写到隋，后者从隋写到清，为此他系统地疏理了《寰宇访碑录》和《金石萃编》，对这些书的优劣进行了评价。叶先生说《金石萃编》和《八琼室金石补正》是清代石刻学最重要的书，虽然两书谈的都是金石 ，但是金很少，石很多，《补正》一书把砖瓦纳入了金石范畴，可以说发展了金石学的内涵。这两书的共同点就是在每篇末会有编者的研究意见，但是在叶先生看来，从乾嘉之后，金石学研究没有真正的大发展，其原因是在方法论上没有突破。 叶国良还撰有《礼制与风俗》，这是他的礼学研究成果，他在采访中谈到很多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比如中国并不是自古就端着碗吃饭，这是逐渐中发展出来的，在韩国，如果一个人端着碗吃饭会被人看不起，因为韩国人认为这样像乞丐。他还讲到了人们靠右走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这是交通法的规定，但叶先生说，中国自古就是靠右边走，这是我们的文化，因为右行是尊重对方的表现。他讲到了大部分的人都是右手有攻击力，右行不容易抽刀刺向对方，所以右行是善意的。而后他讲到了为什么日本人要左行，这是因为日本武士所用之剑很长，右行的话不方便抽剑，所以日本武士一定要靠左行，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自己。叶先生以此说明，英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相反，因为他们有自我防卫的权力，所以要靠左行。 贾海生先生是浙江大学教授，他整理了《仪礼注疏》，贾先生谈到此前已有两个整理本，一是彭林先生点校的，二是王辉先生整理的，前者以阮元刻本为底本，后者以张敦仁刻本为底本，贾先生在做整理时，是以阮刻为底本，这是考虑到阮刻本流传最广，并且有阮元的校勘记可以采用。贾先生在整理时吸收前人成果，除了阮元之外，还有四库馆臣的校记，以及曹元弼《礼经校释》的校勘成果，另外还有仓石武四郎、沈文悼的《汉简异文释》和清人王引之等人的校勘成果。贾先生说，他重新整理的原因是前几年浙大古籍所启动了编纂《中华礼藏》的项目。 对于《中华礼藏》收录的内容，贾先生谈到，不仅仅是传统礼学文献的整理汇编，还包括佛教、道教涉及礼仪方面的文献，另外还要收录其他民族的礼学文献，只有这样才称得起《中华礼藏》这个名称。 杨华先生现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史、中华文化史，尤其是中国古代礼制方面的研究。王锷先生首先问杨华先生，他所撰《先秦礼乐文化》一书的特点，杨华说，主要是把礼和乐结合，并且把考古材料引入礼乐研究中，因此这部书在音乐史和文学史的领域，比在历史领域反响大。 杨先生另外著有《新出简帛与礼制研究》和《古礼新研》，所谓新研，就是对一些问题有了新见解，比如他举到“五祀”的例子，后世在研究《仪礼》和《礼记》时，都会讲到人死之前要“祷五祀”，“五祀”就是五个家居小神，即门神、中霤、灶神、户神和行神。但杨先生经过统计，发现“五祀”有不同说法，《礼记》的《祭法》篇说，不同等级所祭家居小神有数量之差，王祭七祀，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一祀。但是《曲礼》篇中，却说从天子到大夫都是祭五祀，并无等级差别，郑玄为此作注时也没有解释清楚，他只是认为这是商周之别，后代礼学家也对此争论不休。 杨先生对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信息进行疏理，发现当时并没有等级差别，无论什么规格的墓葬，出土的简文都是五祀，由此否定了七祀、五祀、三祀等级差异说。同时他注意到五个小神的排列顺序从战国到汉代有变化，比如汉简中出现的五祀系统中，有个小神叫井神，但在战国时，就不祭这个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杨先生认为，“秦朝人重水德，秦朝以后水神就更加受到重视。”可见杨华先生是用五德始终说来予以解释。 通过读四位先生的访谈，使我了解到他们看问题的思路，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研究传统文献下死工夫是必经之路。  《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英）霍吉淑    著 顾雯、谢燕译 读者出版社2019年5月第一版，2019年10月第2次印刷 此书为新经典文化公司出品，某次我跟新经典的林妮娜老师聊到有出版社约我写简史之事，林老师告诉我，她们公司出品的这本书很有参考价值，随后寄给我一本。本书小16开精装，全彩印刷，用纸上乘，图片精良，全书没有引文，不出脚注，但每帧图片注明出处以及寓意。 从本书前勒口了解到，作者霍吉淑乃是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长，是有名的汉学家，她在《引言》中讲到了撰写本书的主体构思，谈到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最重要的是这个文明体系延绵不断，始终如一，“几乎所有的中国通史都是以石器时代为开端”。本书绝大部分也是按照传统顺序纵览整个中国历史，但是在陈述方法上，与其他书有区别，因为本书主要是通过物品加以呈现，并且将中国近七千年的历史分为六个时段：早期中国，帝国时代，帝王、文人、商贾，元明之际，清，现代中国。 本书选取每个时代的陶器、青铜器、绘画等物品，来讲述中国的过往，作者同时说：“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但并非以往认为的那样全部依赖自给自足，与世隔离。从文献记载和物质文化遗存中可以看到，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和域外之间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着广泛的交流。” 霍吉淑在《引言》中讲到了汉语的特性，中国皇帝的概念，中央集权制下的官僚体制，以及对外交流与文化融合，经过一番论述后，她给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特殊地位让她在人类的历史上扮演着格外重要的角色：中国有着延续至今的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同时也将是21世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从整体看，这本书就是按照出土文物来讲述中国历史，上世纪20年代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讲起，称直立人生活在此已经有50万年。我在上初中时，历史课本中都会重点讲到这个头盖骨，后来读到资料称，头盖骨不知所终，于是出来种种猜测，其中猜测之一乃是藏在日本某个重要的地库里。这块头盖骨对人类文明史极其重要，而今却深锁嫏嬛，怎么想都是件遗憾事。作者又讲到了红山文化、仰韶文化，有一张半页图配的是抛光绿色石斧，文称此石斧制作在7000年前，并且刃部很锋利，“1959年，这件石斧和其他一些新石器时代的文物，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赠于大英博物馆。”原来还有这样的文化交流，这是我以往不知道的信息。 作者接着讲到了马家窑文化，同时展现了几幅马家窑陶器图片。这同样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早期陶器在市场上流传最多者，就是马家窑陶罐，这些陶罐体量硕大，纹饰有精有粗，20年前北京潘家园市场大量出售此物，每个价格在500元到2000元之间。当时我买了不少陶罐用来送朋友，记得有人质疑陶罐的真伪，我跟朋友说，这么便宜的价格，作伪还不够做旧钱。曾经多次有人问到我，为什么清末官窑的价格是马家窑陶罐价格的几十倍，有些事情并不会因为时代久远就变得有价值，当然，市场价值跟文物价值并不是一回事。 本书中展现的早期文物主要是陶器、玉器和青铜器，而带有铭文的青铜器，最受市场追捧。按照国家规定，除了传世品之外，青铜器不能上拍，所以这类物品的买卖市场主要在欧美，价格之昂超乎想像，本书中收录的青铜器大多是带有铭文者，可见这种理念中外一致。谈到中外交流问题，书中重点谈到了泉州，此处在南宋和元代都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国外的商贾来此做贸易，于是带来了新的思想和习俗，穆斯林在泉州建造了清真寺，南印度商人在此建造寺庙供奉湿婆神，天主教和景教信徒也在这里留有遗迹，在泉州东部的晋江还发现了摩尼教神龛遗迹。作者解释说：“摩尼教起源于伊朗（波斯），先知摩尼（216-276）的教诲融合了琐罗亚斯德教（即祅教）的思想。” 文中谈到：“12世纪以降，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已世界领先。”于是有了郑和七次下西洋。书中谈到每次远航的随船人员达2.7万之多，舰队有五、六十艘大型宝船，以及数百只小型船，这么庞大的舰队可谓浩浩荡荡，而他们每次航行时间大约两年之久，船上装运着瓷器和丝绸，换回来的是印度宝石和非洲的黄金，甚至动物，另外也有一些香料和木材。“中国史书中对历朝历史的不断重释，让人不由得产生了中华历史自成一体的连续感 ，而对物质文化的研究，则反映了明朝与异国相互交流的情况。” 更有意思的是，郑和在西洋航行期间，他带去了明代纸钞——大明宝钞，他将此分发到沿途各国，看来在那个时代，中国的货币已经出现于他国，只可惜这些纸钞只能在中国去消费，或购买中国物品。不知道这种作法是否促进了中外贸易流通，但这种作法的确影响深远。 国际交流也会带来一些副产品，比如居住在京城的传教士带来了吸食鼻烟的习俗：“中国工匠陶醉于袖珍艺术，而袖珍鼻烟壶恰恰给他们提供了完美展现技艺的机会。”自从中国有了艺术品拍卖，鼻烟壶就不断出现在各个拍场中，培养出不少的专门藏家。后来卷烟又流行于中国，我记得小时候人们喜欢的游戏之一就是拍烟盒，当时人们收入有限，故市面上见到的烟盒都是低档品，而一张高档烟盒能够换数张甚至数十张普通烟盒，为此小伙伴们想尽办法到那个时代的特殊场所去搞高档烟盒，而我也乐此不疲，这也是诱使我患上收藏癖的原因之一吧。可惜这部书内没有收录烟盒图案，也没有古籍善本，但却有几张年画和版画。如果让我来写这样一部书，肯定会掺进不少自己喜欢的私货，读者会不会反感呢？编辑会不会力劝我去掉呢，这的确是个问题。    《梧山集》，（明）王缜著，欧明炽整理，张笑艳编务 广陵书社202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为线装本，一函四册，乃是张笑颜所赠。2019年5月，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孔庆茂先生组织举办了“名人手稿修复人才培训班”，孔院长命我给该班举办了一场讲座，张笑颜为学员之一，中午集体就餐时，她特意过来与我商讨一些有关手稿的问题，由此让我了解到，她对纸质修复有不少独特见解。此后她帮助东莞中学整理书库，因为需要钤盖藏书印的问题，与我也有过交流。前一段她告诉我说，去年帮助厚街鳌台书院出版了王缜的诗文集《梧山集》，她料定我喜好此书，故特意寄来一部。 关于此书的印量，她告诉我说，此次总计出版了500套，均为编号发行，果然我看到此书的扉页上印有一个大大的朱记：“影印民国版线装本《梧山集》，第四五八号，庚子东莞市厚街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陵书社在制作线装本方面最为擅长，该书装帧一如原本，书前附有清彩绘王缜像及光绪四年版线描像，另从《鳌台王氏族谱》中辑出鳌台书院图一幅，余外还有一幅王缜题字。 关于王缜的情况，书前印有东莞市厚街镇人民政府落款的《写在〈梧山集〉出版前的话》，该文首先介绍厚街镇建造于北宋宣和年间，乃是一座千年古镇，该镇一向崇文重教，明清时期出过两名进士和二十多名举人，而这些皆是鳌台书院之功，因此该书院一向是厚街的重要文脉。由于时代更迭，厚街先贤留下来的文献甚少，以往东莞文史专家杨宝霖先生用十余年时间整理出了厚街桥头人陈琏的著作《琴轩集》，而今厚街政府重视厚街文化的历史与保护，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整理出了王缜遗著《梧山集》，而王缜就是东莞厚街人，他于明弘治六年考取进士，官至户部尚书，59岁时去世于任上，得到皇帝赐以祭葬。 《梧山集》初刻于明嘉靖初年，卷首有王阳明撰序，曾于乾隆二十九年和光绪四年两次重刊，民国十六年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本次出版《梧山集》乃是以民国版为底本，参照其他版本整理而成。 王阳明在序言中谈到他总制两广时的府署距离东莞仅是一苇杭之，在朝中时还见过过王缜，再加上他们同属王姓，故王缜后人请其撰写该序。阳明先生在序中重点论述了王缜的工作业绩，而后提及“间有闲吟别撰，非公经意为之”，即使如此，王阳明还是觉得这些诗文颇有价值，更何况“古人后世而不朽者三：立言其一焉”，但王缜政功显赫，“立言其奚以为?” 王阳明果然是大家，其发如此之问，既可表明王缜重点在事功，于事文并不措意，同时又表明了立言的重要性，即便对方并不在这方面下多大工夫，其作品依然有立言之作用，因为“四海之广且疏，及遥遥几百载后，未识公之面貌，又不获俎豆之书，而竹帛有湮，史策无据，其何以美而传？”以此说明立言之重要作用。 翻阅本书，计二十卷，排在前面的是奏书，这部分占了一半的体量，而后是王缜为他人所写序言，他本人的诗作仅为第四册，五、七绝在前面，之后是五律、七律，再后是五古、七古，其所作之诗既有纪时，也有述古，比如《宋太祖未遇时与陈希夷对奕图》，想来这是一首题画诗，由该诗可窥得王缜的诗风：“蓬蓬万物等毫毛，枉费纵横百战劳。看透人间无敌手，陶唐一着总输高。” 《聚红厅谭红》，赵建忠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本书乃是红学家赵建忠先生所写跟《红楼梦》有关文章的结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收录的是作者所撰《红著序跋与书评》，以及对红学前辈的采访和愐怀师友之文，还有赵先生对《红楼梦印谱》及《金陵十二钗》绘画的评语；下编则是有关红学史及流派的研究文章，以及红学热点和话题争鸣。 我从该书中读到了《红学索隐派平议》，赵先生在文中提及，刘梦溪先生在其专著《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宣告“索隐派红学的终结”，赵先生认为这个结论下得过于客观，因为在新世纪以来，刘心武的“秦学”愈出愈奇，为此赵先生对索隐派的发展进行了分析考证，认为疏理之后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乃是口耳流传时期，此时期停留在猜测层面，缺乏具体论证。有人说《红楼梦》写的是明珠家事，也有说写的是和珅家事或傅恒家事，虽然这些说法产生过不小反响，但赵先生认为，细究起来都经不住推敲。第二阶段则是清末民初时期形成的旧索隐，而索隐派正是以“反满”时代大潮来支撑这种思路。第一部自成体系的索隐派专著是王梦阮、沈瓶庵合著的《红楼梦索隐》，“索隐派”之名即由此得来。两位作者索隐出来的《红楼梦》本事，就是人们艳称的清世祖和董鄂妃的故事，之后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提出“康熙朝政治状态”说，两者加上早有传闻的“明珠家事”说，并称为“清末民初三大索隐”。 赵先生在叙述流派的同时，也会谈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明珠家世说”缺乏具体论证，在三大支脉中势力最弱，更何况清代获抄家治罪者不少，未必一定指的就是明珠家，更何况贾宝玉经历了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而纳兰性德早在其父革职抄家前便已去世，所以他的生平与贾宝玉殊不相类。 有人指出纳兰性德《饮水集》与《红楼梦》某些文字有关联现象，但赵先生称，古典诗词中早就存在相类似现象，他举出了白居易诗句中的“何处红楼睡失明”及“洛阳无限红楼女”等，都有“红楼”字样。关于葬花，更不是林黛玉的发明，赵先生点出这是唐伯虎的首创，他引用了唐伯虎一首诗中的描绘，此段描绘中提到了唐伯虎邀请文征明、祝允明到桃花庵去痛哭牡丹花的花落，同时命手下收拾这些花瓣“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作《落花诗》送之。” 赵先生分别引用了唐伯虎和林黛玉的《葬花诗》： 唐伯虎《花下酌酒歌》 今日花开又一枝，明日来看知是谁？ 明年今日花开否，今日明年谁得知？ 林黛玉《葬花诗》 桃花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楼空巢亦倾！ 另外赵先生还引用了唐伯虎的《一年歌》，起首两句是：“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林黛玉的《葬花诗》前两句则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唐伯虎是明代人，曹雪芹是清代人，谁抄谁的，一目了然。但是赵先生很含蓄地用了“异曲同工之妙”，可见他对曹雪芹是何等之爱。但有人也会说，《一年歌》的前一句雷同，说明不了问题，因为谁都可以这样说，而林黛玉后一句与之不同。赵先生在文中引用了这两首诗的全诗，对比着看更为明显，我是担心引文太多，读者不耽烦，故仅摘引两句。其实林黛玉《葬花诗》的第二句，应当是化用了《一年歌》的三四两句，“冬寒夏热最难当，寒则如刀热如炙”。 从索隐派扯到了《红楼梦》中诗句的本源问题，似乎有些离题，然却说明了索隐派所本持的“明珠家事”没什么道理。而后赵先生又讲到了索隐派的第三阶段民族救亡时期出现的新索隐，第四阶段则为海外复活期的《红楼梦》索隐。建国后，《红楼梦》索隐基本销声匿迹，然在新加坡以及中国 台湾、香港等地，却出现了几部重要的索隐派著作，赵先生讲到了1959年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的潘重规《红楼梦新解》，潘先生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汉族志士用隐语写隐痛隐事的隐书”，他的这个观点与蔡元培所提观点基本一致。对于潘重规这部专著的亮点，赵先生认为：“超越前人有所发挥的地方，是对贾宝玉帝王身份的论证。” 此后，到1972年，台湾杜世杰出版了《红楼梦原理》一书，赵先生认为这是索隐派问世以来，篇幅最大且最具系统的一部：“此书最大胆的提法，是认为曹雪芹系谐音'抄写勤’之化名，并详细推论《红楼梦》真正的作者为前明遗民吴梅村。”赵先生总结说，这些索隐著作大多弥漫着浓厚的遗民情结，“反清复明”的这面索隐旗帜，“客观上也迎合了一些台湾人的所谓'光复’隐衷”。 第五个阶段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索隐派在大陆出现了复活趋势，为了区别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索隐”派，赵先生将这个阶段命名为“当代《红楼梦》索隐”，文中谈到了霍国玲姐弟的《红楼解梦》，该书的核心论点是“曹雪芹、竺香玉毒杀雍正帝”。1994年，刘心武的《秦可卿之死》由华艺出版社推出，随着百家讲坛的热播，“秦学”观点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 对于索隐派研究方法的本源，赵先生认为这与源远流长的“汉儒解经”治学路数有关联，西汉出现的今文学派就是从原作品中寻求微言大义。赵先生说，这样的解经结果难免牵强附会，但他同时说，索隐方法在史学研究领域运用较为普遍，也有成功案例，他举出了《史记索隐》一书，同时说：“但当这种治学路数套用到文学领域后，就有以意逆志、牵强附会之嫌。” 赵建忠认为：“索隐派著作中想挖掘作品的微言大义，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中国文学自身的特点，就是讲究意在言外的含蓄美，“从古至今，越是伟大的作品，越不可能一览无余”，所以他认为，“只要汉语、汉字存在，《红楼梦》索隐派就不会消亡。” 赵建忠的这部专著中也谈到了考证派，他同样是用这种办法，将该派的历史作了相应疏理，书中还涉及到《红楼梦》其他方面的话题，赵先生对这些话题均作了客观分析，通过相应的叙述，来阐述他的主张和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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