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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懿荣是“甲骨文发现第一人”，“甲骨文之父”。王懿荣不仅发现了甲骨文，对古代文字、书籍、字画均有丰富的收藏和研究，至于书法，更是亲体力行，可称一造诣颇深的书法家。王懿荣书有一扇面，为录刘长卿《江州重别薛六柳八二员外》诗，而长卿的经历十分坎坷，先是屡试不第，又两遭贬谪，再晚岁失州。再看王懿荣，其仕途跋涉之路亦多艰辛，三十载苦读，才算有了回报。王刘一样，对自身坎坷的求仕之路及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怀有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情，这使其心身俱疲，多首诗作中道出厌倦惆怅与愤懑情绪。
一、天下谁人不识君①王懿荣（1845-1900），字正儒，一字廉生、莲生，晚年自号养潜居士。山东福山（今烟台市福山区）人。中国近代金石学家。光绪六年（1880）进士，以翰林擢侍读，官至祭酒，谥号文敏，《清史稿》有传。 王懿荣出身于福山的名门望族，世代为官，且诗礼传家，先祖中不乏博闻经史、通达学问并有著述行世之人。祖父兆深公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父亲是拔贡，以道德学问著称，亦酷爱金石。懿荣幼时所受的教育受此影响，其业师非是举人便是翰林，均为饱学之士，这为其后来成长为晚清一流学者奠定下良好的基础。又受家学之熏染，懿荣从青少年时代，就对金石古物抱有浓厚兴趣，凡上古彝器、宋元佳椠、金石碑版等，都为他搜藏研究之物。 王懿荣年于光绪六年（1880）高中进士，光绪九年（1883）任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年（1894）升迁侍读并入值南书房。曾三任翰林院庶常馆教习，三为国子监祭酒，“诸生得其指授，皆相勉为实学”，时人称为“太学师”。 王懿荣与翁同龢、潘祖荫等同时代藏书家均以博学并称。凡书籍、字画、金石、印章、钱币、残石，无不珍藏，往来于大江南北，访书之勤，购书之艰，使他作有“典衣还惹群书债，折券时蒙小贾羞”之句。其收藏稿本甚多，叶昌炽曾观其所藏，叹“鉴别之精，近时收藏家无以过矣”。懿荣建有“天壤阁”“海上精舍”“天绘阁”等藏书楼，藏书中不乏珍本，以宋刻《汉书》为最贵。有“翰林供奉”“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印”“廉生登来”“慈圣御赐，多受福祉”“海上精舍藏本”“小莲花室”“天绘阁”“湛华阁藏书印”等枚藏书印。 王懿荣搜集研究古代文物，又时常与同时代金石学家一起切磋，其收藏和研究，为近代金石学积累了大量资料。主要著作有《汉石存目》《六朝石存目》《王文敏公遗集》（八卷）等。其中《天壤阁丛书》是王祖源、王懿荣父子历时几十年共同编辑刊行的一套大型训诂学丛书，共二十函四十余卷百余万字。 王懿荣身后有其子王崇焕辑《清王文敏公懿荣年谱》，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以影印本编入《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丛编第19辑。又有刘承幹编《文敏公（懿荣）遗集》，1973年台北文海出版社以影印本编入沈云龙主编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丛编第89辑。 说起王懿荣，其最为人熟知的身份却是“甲骨文之父”。讲到王懿荣，亦不能不说发现甲骨文之事。 王懿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显赫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发现和鉴定甲骨文的人，是“甲骨文发现第一人”，“甲骨文之父”。虽然王懿荣生疟疾吃中药，认出“龙骨”上所刻，乃是古代的文字，进而发现了甲骨文的故事不断遭人诟病，但王懿荣是第一个认识甲骨文字的人这点是不容抹煞的。无论如何，王懿荣对于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是有肇始之功。虽然这种发现看似有一点偶然，然而偶然中却存在着相当的必然。如果王懿荣不是一位金石学家，不具有鉴识古物文字的学养与慧眼，那么他就很可能与这一发现失之交臂。 王懿荣出身望族，王家不仅是官宦世家，且是书香门第。王懿荣在幼年及少年时代，先后在福山、北京、济南等地师从过八位先生，并入过书院，接受多种风格的启蒙与初级教育，尤其是深受祖父、父亲及外祖父一家影响。懿荣后来从事古文字及金石学研究，即是受到家庭的影响。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绝不是偶然的，是他性嗜金石、“好古成魔”，长期收藏并鉴识文物，进而在金石学方面具有高深造诣的必然结果。王曾有《病起即事书示同人并索和诗》，其中写道：“廿年冷宦意萧然，好古成魔力最坚。”“墨癖书淫是吾病，旁人休笑余癫癫。”足见其志趣与真爱，是在收藏和研究金石文物。 《清史稿·王懿荣传》称：“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龢、潘祖荫并成其学。”[1] 也与当时著名的金石学者如陈介祺、赵之谦、张之洞、吴大澂等相交游，切磋学问。今上海博物馆所藏吴氏的一幅长卷《愙斋集古图》，乃通过绘画、墨拓形式集中展现吴大澂收藏的金石文物，内中就有王懿荣题跋（见图1）。而《吴愙斋大澂尺牍》[2]《愙斋赤牍》[3]《吴大澂手札》[4]，分别是吴大澂给陈介祺、王懿荣等人的书信与手札。吴、王信中，多谈金石之学。  图1 《愙斋集古图》王懿荣题跋 2014年2月28日《北京青年报》第C02版“星期学术”有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美术系副教授赖德霖一文，就朱涛在其著《梁思成与他的时代》首发式上发言引发争执，即林徽因的文章是否大段借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来参与讨论。文章最后论及“谁是佛光寺的发现者”，有一段话特别发人深省：我不同意因为梁思成可能是在看过日本学者拍摄的佛光寺佛像照片之后再循踪去找建筑，就否认他是佛光寺建筑的发现者。理由很简单，科学研究中的所谓“发现”从不是指第一个看到，甚至第一个记录，而是指第一个认识，这在建筑史研究中就是断代以及各方面价值的认定，否则佛光寺所在的山西五台豆村村民也可以说他们的祖先早就“发现”了佛光寺。 同样用在甲骨文的发现，早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之前，甲骨应当面世有时，被捣碎熬成汤药亦非一两年才有，那么可以称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村民是甲骨文的首先发现者吗？ 如果不是王懿荣，具有学养与慧眼，即便再多的“甲骨文”，不也一样捣碎熬成汤药喝下了事？倘若如此，中华文明史至少有一章将要重写。 二、“第一人”说“第一人”关于甲骨文的发现，以金石学家王懿荣生病购药而发现甲骨的故事流传最广，以至于写进了中学历史课本，虽然现在我们已经考证不出何处是它的滥觞。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间时，王懿荣在京城任国子监祭酒，一次他身患疟疾，便差人从城南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药铺买回中药，这位王大人在审视药材时，偶然发现入药的一味“龙骨”之上，有古朴的契刻文字，他便立刻被吸引住。经他仔细研究，认定在“龙骨”药上的契刻文字就是三千年前商代的“甲骨文”。随后王氏便派人以重金收购，直到一年之后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作为京城团练大臣的王懿荣投井殉国，此时他收藏的甲骨已有一千五百余片。 王懿荣服药发现甲骨的故事其真实的程度，现在已经无人能够确定。但是世人皆知是王懿荣最早认识甲骨文，也是第一个有意收购甲骨的学者。他在甲骨学史上的贡献不可磨灭，因而被尊称为“甲骨之父”。日后因甲骨文的发现而发掘殷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李济先生，也把王懿荣比作“中国古文字这个新学科的查理·达尔文”。②同样参加殷墟发掘，日后从事甲骨文研究且卓有成就的胡厚宣先生，也称王懿荣为“开山祖师”。 胡厚宣先生毕生研究甲骨文字，早年胡先生经其师顾颉刚先生荐，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转成都齐鲁大学，顾先生谈及齐鲁大学时就撰文说：“先就学术方面而说：自从发现了甲骨文字以来，齐大的两位教授库寿龄先生和方法敛先生，就做搜集研究的工夫，差不多是这门学问开山始祖。后来久住在安阳的明义士先生带了他多年搜集的甲骨片来，这门学问在齐大中更充实起来。迁川以后，又聘胡厚宣先生继续从事，他是为任发掘工作而又最专心研究的人，《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一出版即大为学术界所敬服。二集和三集都有成稿，今正在编印中，不久的将来大家一定会承认他是位甲骨学的集大成者。”[5] 容庚先生在《甲骨学概况》一文中也指出：胡（厚宣）氏“于甲骨断代与辞例，精熟如流，留平逾月，即成《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董氏之后，钜子谁属？其在斯人。”[6] 可见容先生对胡评价之高与期许之殷。杨树达先生认为，胡先生在甲骨研究上深得罗、王之学神髓，“既擅静安考释之美，又兼叔言播布之勤，以一人之身，殆欲并两家之盛业，何其伟也！”[7] 就连一向“最critical”的张政烺③也称胡先生为甲骨文“专家”。④而国际学坛则誉其为“甲骨学研究第一人”。 被誉为“甲骨文研究第一人”的胡厚宣先生多次论及“甲骨文发现第一人”王懿荣首先辨认甲骨文之功绩。另外，与王懿荣大约同时发现并收购甲骨的，还有天津人王襄和孟定生，他们在甲骨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不过由于近年对王襄一篇文章的曲解，把王懿荣首先认识和搜集甲骨文的学说想予以推翻，另以王襄、孟定生是最早认识甲骨之人，却是大错特错了。最早为王襄、孟定生二人鸣不平而提出他们是与王懿荣同时发现甲骨的胡厚宣的《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一文⑤，应为这一问题定了案，此种谬传可以休矣。然而，就在胡文刊出十年之后，又有人撰文称此问题作“近代学术史的一大公案”[8]。与早先对胡文提出反驳而力挺甲骨文是天津人发现的津门人士不同，该作者认定“对甲骨文发现的时间和谁是最早考订甲骨文的人”“的确是甲骨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进一步对胡文所言提出“怎么到了后来因为天津学者有要将甲骨文发现时间提前的意向，就对自己曾经信服并反复引证的材料产生了怀疑呢？这样做不是自相矛盾吗？”看来这位非津籍人士而工作在津的作者并没有读懂胡文，却以为找到卖点。胡文直面的是“矫枉过正”者，在列举各种证据后得出的结论是：殷墟甲骨文是在1899年，也就是清朝光绪二十五年己亥，由山东福山人，名叫王懿荣的，首先认识并加以搜购的。与王懿荣同时辨别搜集甲骨的，还有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 2014年8月，为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5周年，王懿荣纪念馆新馆落成。纪念馆展览内容分六大部分，即：光辉生平、甲骨之父、忠烈千秋、风范长存、佳作传世、甲骨文书法。展示了王懿荣的遗物，手札书信、著作、书法等300余件。展出中有“胡厚宣题词”，虽然不是手书，也没有注明出处。作：“殷商甲骨和西域汉简、内阁大库并称本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三大发现。正是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导致了对安阳殷墟的发掘……把中国的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王懿荣作为甲骨文首先发现者、断代者，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被誉为甲骨文之父是当之无愧的。”另有胡厚宣先生一幅1990年8月题赠王懿荣纪念馆留念的书法，其中写道：“深切怀念开山的祖师王懿荣先生”。（见图2）  图2 胡厚宣题词 三、逐鹿书林笔墨遒⑥王懿荣不仅发现了甲骨文，对古代文字、书籍、字画均有丰富的收藏和研究。至于书法，更是亲体力行，造诣颇深。 王懿荣书法上擅长真、行、隶、篆诸体，楷书多学柳公权，行书尤爱李北海、隶书取法《礼器》、篆书近似《天发神谶》。尤以行楷书名世。据称，当年就有“翁（同龢）、王（懿荣）、何（绍基）、戴（彬元）书法四家”的美称。清同治十三年（1874）状元、书法大家陆润库对王懿荣书法评论道：“其书法一端，刚健清华，无美不备，亦实足以传世。”今人马宗霍在《书林记事》中也说道：“王懿荣工行楷书，尝云作一字须含十二意。光绪甲午大考，由三等改一等，入直南书房。尚方贴络所需，其章幅稍大者，孝钦后必降口敕曰：令王懿荣书。醇贤亲王栗主，亦特命缮写供奉”。 王懿荣书行楷，虽有清人馆阁体之雍容，亦不失庙堂正气，浑厚丰满，端庄稳健。倘观其书法渊源，也不难看出，其书受李北海、颜鲁公、柳公权、苏东坡、黄山谷等数家之影响，内中得李、苏两家最多。王氏曾写有一李邕书跋，文曰：“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有书名，自必有深趋，及看之久，遂知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如结友伊始也，难其合也，必久后乃从邕书得法。”得帖犹如交友，此理确实成立，有的初识尚不能觉出对方之妙处，然深交则愈觉愈有味也。 除了行楷书外，王懿荣兼擅篆隶，其篆书学《天发神谶碑》，参以徐三庚的秀逸，起笔逆锋藏头，杀锋以取劲折，笔末凌空收势，严整而灵动；隶书则取法《礼器》《乙瑛》诸碑，凝重拙朴，劲健如铁，变化多端。据说在京城的古玩学问圈内，王懿荣也颇负博雅盛名，一些京都士子名流，辄以“但愿一识韩荆州”为幸。而王懿荣也有调皮的生性，他给造访者特制了三种“名片”：对那些只通八股文者，用楷书名片。对稍通古今学却无专长者，用隶书名片。对专精汉学，又旁通金石文字者，则用小篆体。此等谐趣之举，在京城居然一时传为雅谈。 陆润库对王懿荣的字曾有“刚健清华，无美不备”之评语。这“刚健清华”四字，不光是对王懿荣书法之评价，甚至也是对其文人风骨的赞美。 中国书法历来注重字的气质、神韵。西汉扬雄曰：“书，心画也。”明代项穆又谈到书法还能表现人的性格和气质特征：“人品既殊，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形。”清代刘熙载《艺概·书概》中曰：“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9]170 指出书法能表现出人的学识、才能和志向。 中国书法又最讲“字外功”的修炼，字外功夫为何？孟子有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宋代黄庭坚《论书》就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欧阳修也称：“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而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鲁公书虽不佳，后世见之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岂有其实，然后存之久耶？非自古贤者必能书也，惟贤者能存尔，其余泯泯，不复见尔。”[10] 到了清代，纪晓岚论诗道：“诗本性情者也。……是诗本乎性情者然也，而究非性情之至也。夫在天为道，在人为性，性动为情，情之至由于性之至，至性至情不过本天而动，而天下之凡有性情者相与，感发于不自知，咏叹于不容已，于此见性情之所通者，大而其机自有真也。彼至性至情充塞于两间蟠际不可澌灭者，孰有过于忠孝节义哉？”[11] 刘熙载亦言：“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9]169 较王懿荣晚的齐鲁同乡松年（1837—1906），著有《颐园论画》，在画论方面颇有建树，影响了一代代画家，其中亦涉及书，如文末曰：“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优，不但人人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唐、宋、元、明以及国朝诸贤，凡善书画者，未有不品学兼长。居官更讲政绩声名，所以后世贵重。前贤已往，而片纸只字，皆以饼金购求。书画以人重，信不诬也！历代工书画者，宋之蔡京、秦桧，明之严嵩，爵位尊崇，书法文学皆臻高品，何以后人吐弃之，湮没不传，实因其人大节已亏，其余技更一钱不值矣！” 又曰：“古今善书画者，何止数千百人，湮没不彰者多矣。细观画传，所传之人，大半皆有嘉言懿行，善政高文，不仅以几笔书画，即为不朽功业。” 王懿荣的学行与忠烈交相辉映，其不惜坠井自尽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更使人们加深对他的追思怀念。 四、青山万里一孤舟⑦胡厚宣先生旧藏有王懿荣手书扇面一纸。上作：“生涯岂料承优诏，世事空知学醉歌。江上月明胡雁过，淮南木落楚山多。寄身且喜沧州近，顾影无如白发何。今日龙钟人共老，愧君犹遣慎风波。刘长卿”（见图3）  图3 王懿荣书扇面 扇面右上角椭圆印章是夔龙印，左下角钤“翰林供奉”印。王懿荣用印讲究，且印章种类繁多，主要有姓名印、籍贯印、职官印、斋馆印、收藏印、护封印、吉语印、花押印等，还有慈禧赏赐的夔龙印。夔龙印则多用于作品起首处。 读扇面所书，知此乃刘长卿《江州重别薛六柳八二员外》诗，查储仲君撰《刘长卿诗编年笺注》，是诗作于大历十一年（776），其中“薛六”为薛弁，“柳八”为柳浑。只是“今日龙钟人共弃，愧君犹遣慎风波”一句，文敏书作“今日龙钟人共老”。[13] 刘长卿字文房，唐代诗人。其生年闻一多先生《唐诗大系》定为709年，今文学史著作皆以此为本。而傅璇琮则认为这显然是缺乏根据。傅以刘二十余岁登第计算，推测其生年为710年左右，或725年左右。而两者中似前者较接近实际。此采卞孝萱说[14]。 刘长卿为宣城（今属安徽）人，后迁居洛阳，河间（今属河北）为其郡望。唐玄宗天宝年间进士。肃宗至德中官监察御史，后为长洲县尉，因事下狱，贬南巴尉。代宗大历中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又被诬再贬睦州司马。德宗建中年间，官终随州刺史，世称刘随州。 长卿工于诗，《骚坛秘语》有谓：刘长卿最得骚人之兴，专主情景。其诗气韵流畅，意境幽深，婉而多讽。有《刘随州诗集》。其名作《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曾入选国内全日制学校教材。一句“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不知迷倒多少学子。戏剧家吴祖光的代表名篇，即以“风雪夜归人”为名。 《唐诗大辞典·修订本》亦称：刘长卿年辈与杜甫相若，早年工诗，然以诗名家，则在肃、代以后。与钱起并称“钱刘”，为大历诗风之主要代表。平生致力于近体，尤工五律，自称“五言长城”，时人许之。诗中多身世之叹，于国计民瘼，亦时有涉及[14]。 《旧唐书》《新唐书》并没有刘长卿的专门传记，现较早文献中可见其事迹者，多散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四》、《唐诗纪事》卷二六、《唐才子传》卷二等处。如《新唐书·志第五十·艺文四》曰：“《刘长卿集》十卷，字文房。至德监察御史，以检校祠部员外郎为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奏，贬潘州南巴尉。会有为辨之者，除睦州司马，终随州刺史。” 《唐诗纪事》卷二十六“刘长卿”条作：“刘长卿，字文房，至监察御史，以检校祠部员外郎为转运使判官，知淮南鄂岳转运留后、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奏，贬潘州南巴尉，会有为之辨者，除睦州司马，终隋州刺史。以诗驰声上元、宝应间。皇甫湜云：'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宋玉为老兵矣；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其名重如此。”同书“章八元”条：“《酬刘长卿月夜》云：'夜凉河汉白，卷箔出南轩。过月鸿争远，辞枝叶暗翻。独谣闻丽曲，缓步接清言。宣室思前席，行看拜主恩。’刘长卿云：'贫家唯好月，空愧子猷过。’”同书“李穆”条：“李穆，刘长卿之婿也。诗寄刘云：'处处云山无尽时，桐庐南望转参差。舟人莫道新安近，欲上潺湲行自迟。’时刘在新安郡。刘答云：'孤舟相访自天涯，万转云山路更赊。欲扫柴门迎客远，青苔黄叶满贫家。’长卿又送穆诗云：'渡口发梅花，山中动泉脉。芜城春草生，君作扬州客。’'雁还空渚在，人去落湖翻。’”同书“韦应物”条：“应物性高洁，所在焚香扫地而坐。惟顾况、刘长卿、邱丹、秦系、皎然之俦，得厕宾列，与之酬唱。” 《唐才子传》卷二“刘长卿”条有：“长卿，字文房，河间人。少居嵩山读书，后移家来鄱阳最久。开元二十一年徐征榜及第。至德中，历监察御史，以检校祠部员外郎出为转运使判官，知淮西岳鄂转运留后。观察使吴仲孺诬奏，非罪系姑苏狱，久之，贬潘州南巴尉。会有为辩之者，量移睦州司马。终随州刺史。长卿清才冠世，颇凌浮俗，性刚，多忤权门，故两逢迁斥，人悉冤之。诗调雅畅，甚能炼饰。其自赋，伤而不怨，足以发挥风雅。权德舆称为'五言长城’。长卿尝谓：'今人称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李嘉祐、郎士元何得与余并驱。’每题诗不言姓，但书'长卿’，以天下无不知其名者云。灞陵碧涧有别业。今集诗赋文等传世。淮南李穆，有清才，公之婿也。” 依上所述，似乎刘在文学史上不算重要作家，但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15] 指出长卿存诗数量多，生前身后都获广泛好评。傅璇琮根据刘长卿同时代人高仲武述，知长卿曾“两遭迁谪”，再据长卿本人诗《狱中闻收东京有赦》《将赴南巴至余干别李十二》《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佑江亭》等，考出刘长卿第一次贬谪是在至德三年（758）初，从苏州长洲尉获罪下狱，远贬南巴，其间与李白、独孤及、李嘉佑都有来往。又据史乘勾稽吴镇鄂岳在大历八年（773）至十三年（778），在前次贬谪后十五年至二十年。理清刘长卿两次贬谪始末，对长卿在此前后的交友、心境和创作可以作出全新的梳理和解读。前称闻一多推测长卿生于709年，傅璇琮则佐证刘诗，知他及第肯定在天宝中后期，这样推长卿的生年，大约在725年。 五、怜君何事到天涯⑧“诗言志”，刘诗中的“多身世之叹”“于国计民瘼亦有涉及”，概与其身世相关。刘长卿的经历十分坎坷，先是屡试不第，又两遭贬谪，再晚岁失州。而大历诗风，多应留连山水，称道隐逸；而长卿的坎坷身世、刚正个性，均应见于其诗作当中。《刘长卿诗编年笺注》对长卿诗意引方东树《昭昧詹言》道：“此似知淮西、鄂岳时，将去留别作也。起句喜得除授。二句言时事难为。中二联景与情交融。收入二员外。七句皆自述，末句始入别二人。”储仲君进一步指出，非是“喜得除授”，而是按覆后得复职，虽为贬谪，仍出望外也[12]。 长卿《过贾谊宅》诗，通过对汉代文学家贾谊不幸遭遇的凭吊和痛惜，抒发自己被贬的悲愤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诗作伤今怀古，感慨万千，意境悲凉，真挚感人，堪称唐人七律中的精品。 再看王懿荣的仕途跋涉之路。从清同治元年（1862），王懿荣参加了第一次乡试起，至光绪五年（1879），历经八次17年，终于中试第31名举人。中举以后，还有复试，王懿荣四书文《宰我子贡善为说辞》与五言八韵诗《赋得播厥百谷》，钦定为一等第七名。 再由光绪六年（1880）参加庚辰科会试，王懿荣交朝考卷《取财于地取法于天论》《耕藉田疏》及《赋得荒郊花柳遍》五言八韵诗。中一等第三名，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十载的苦读，总算有了回报。 光绪九年（1883），王懿荣在翰林院庶吉士教习馆肄业，授职翰林院编修。同年被任命为国史馆协修官。次年被任命为会典馆纂修帮总纂官。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王懿荣在京察中被列为一等，以道府记名。接着，他又参加了翰詹大考，在大考中，被钦定为一等。后任国子监祭酒。 王懿荣因科考与宦游身心俱疲，曾两得重症。为此，他有《病中寄雪堂和尚》一首，内有：“近从病里常生悟，自悔闲来不解禅”句。又《病起即事书视同人并索和诗》中有：“廿年冷宦意萧然，好古成魔力最坚”句。表达了其无意高官甘为金石之志。另有《船中静坐有感》，内有“百不如人两鬓华，长安久居若为家。可怜一病成秋境，满耳蝉声满眼花。”他的《即事偶感》第一首中：“漫说玉堂天上似，从来高处不胜寒”，苦闷失望情绪跃然纸上。 王懿荣同刘长卿一样，对自身坎坷的求仕之路及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怀有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情，这使其心身俱疲，在多首诗作中道出了自己对官场的厌倦惆怅与愤懑情绪。 六、故人零落已无多⑨与无聊的官场仕途相比，王懿荣似乎更热心于金石书画上的研求。他曾在一诗中有如此之表达：“廿年冷宦意萧然，好古成魔力最坚”，又有“从来养志方为孝，自古倾家不在钱”之句。经过数年校勘研究，王懿荣撰成《南北朝存石目》。于序中言道：“……前后十九年中，探索借读、往返商榷者，为胶州匡鹤泉师、吴县潘郑完师、江阴缪炎之师、潍县陈寿卿丈、诸城尹慈经秀才、会稽赵伪叔大令、吴县吴清卿太仆、光山胡石查永部，考订违合，剔抉幽隐，则大兴孙问羹兵部、铜梁王孝禹工部、永明周季编修、会稽章硕卿大令之力为多。利津李竹朋丈、大兴刘子重刑部、绩溪胡甘伯户部、诸城家戟门刑部叔氏亦尝有事于此，今墓木已拱，竟不及见此刻之成也，悲夫！”从中可见，与王懿荣在学问上切磋往还的人士，多为如潘祖荫、缪荃孙、吴念斋、赵之谦、陈介棋、胡笙甫等一代金石文字学大家。王懿荣与这些名家的交往，学问识见日益长进，其快慰的心境表露无遗。 纪晓岚论诗曰：“诗本性情者也。……是诗本乎性情者然也，而究非性情之至也。夫在天为道，在人为性，性动为情，情之至由于性之至，至性至情不过本天而动，而天下之凡有性情者相与，感发于不自知，咏叹于不容已，于此见性情之所通者，大而其机自有真也。彼至性至情充塞于两间蟠际不可澌灭者，孰有过于忠孝节义哉？”[11] 读长卿诗，因其被贬谪，心情惆怅，又遇萧瑟摇落之秋，不免黯然销魂，物候节序之迟暮，更引发年华已逝之人生，空、残、寒、独；秋水、悲凉；山河荒寞，心中黯淡。其诗中的感伤色彩显出时代留痕。 反观王懿荣，虽最终科场高中，仕途不可限量。但未有常人看来之荣华风光。王诗《即事偶感》第一首有：“漫说玉堂天上似，从来高处不胜寒”之句。在其看来，宦游并非美梦，高位之后的厌倦、凄凉处处隐现，因为从来都是高处不胜寒。在其《退值偶感》一首中亦有：“心是儿时境已非，此心空逐白云飞。剧怜襟上三年血，换作五更朝里衣”之句。 那么，王懿荣手书刘长卿《江州重别薛六柳八二员外》诗，是否有顾影相怜之意，则有待进一步考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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