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妇女之地：女性共居的生活实践

「抱团养老」的概念首先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丹麦。有着相同养老需求的老年人，不依靠儿女亲戚，而选择和生活理念相似的朋友们，一起入住老年社区，共同制定社区运行的规则，相互扶持着度过晚年生活。在先行步入老龄化发展阶段的欧美社会，「共享居住」的生活模式渐趋成熟，丹麦、英国、美国等地都有许多「共享居住」社区。

 

在「共享居住」社区中，居民们会定期举行公共活动，如共享餐点、聚会、组织讨论小组等等，居民也会建立互助关系：大至生病住院、遭受重大财产损失，小至乘坐飞机或养宠物，老人们都可获得社区其ta居民的支持。由于女性占老龄人口中的多数，在上述欧美国家里涌现了许多专属于老年女性的共享居住社区。不过，这种女性共居的生活模式，并非纯然是现代的产物。

 

在今天的推送中，JL和皿搜寻了不同文化和地区中的「女性共居」案例，试图展现「女性共居」这种生活模式所凝结的女性的勇气、智慧与热情，她们发现，正是对公平与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自然而然地将不同族裔、阶级、身份背景的女性连结在一起，形成了专属彼此的女性生活社区。

01.

不同时空中的女性共居

 

不婚与女性友谊：近代中国的自梳女群体与当下东亚社会的女性共居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便有了女性终生独身的社会风俗。在广东顺德、番禺等地，有意不婚的女性自行将头发梳成已婚女性的发髻，表示终身不嫁，因此被称为「自梳女」。自梳女一般集中居住在「姑婆屋」（「姑婆」意为不结婚的女性)，她们多从事和纺织有关的工作；也有自梳女随着近代海外务工的风潮，漂洋过海至南洋，以谋求经济独立。许多「下南洋」的年老自梳女，会在晚年重归故里，继续与自梳女姐妹们共同居住，广东省就曾有自梳女集资修建「冰玉堂」集体养老。

 

自梳女终身不婚，依靠当时新兴的纺织业自力更生，主动脱离了父权婚姻制度，形成了独特的女性共居社群。类似的选择也继续发生在如今的东亚社会，许多现代东亚女性同样选择保持单身，并在年老后一起共居养老。

 

综艺《梦想改造家》曾有一期聚焦了成都五姐妹在丽江的养老之家，通过设计师的旧屋改造，五位退休的女性在云南丽江拥有了共同的养老基地。而在日本，也有不少女性选择共居养老。NHK的纪录片《七位单身老太太共同生活的十年》记述了7位步入老年的女性如何在同一个小区分别买房，在彼此生活空间和独立的情况下，互相扶持度过晚年生活。

在韩国，独居女性数量已超过三百万人。随着单身独居女性的增多，女性生活社区的筹建也趋于完善。2012年，韩国政府曾经针对单身女性的住房问题做过问卷调查，发起支持单身女性住房的支持性倡议。考虑到单身女性可能会遭受入室犯罪、性骚扰等问题的困扰，韩国政府出台政策构思新的城市住房项目，以保障单身女性的住房安全。

在中日韩生活的部分女性，拥有稳定的工作和一定的财富积累，从而能够支付高昂的租金，或集资购买共同居住所需的房产。尽管这样的共居模式是十分中产的，社区成员需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拥有共居空间，但东亚社会中的此类女性共居现象却本质地打破了以异性恋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模式。在传统的东亚家庭中，女性承担着家务劳动和育儿的重任，即使年迈退休后，也依然要抚养孙辈、照顾年老的伴侣。而在共居社群中，女性得以选择「相夫教子」以外的生活模式，卸下繁重的家务劳动，安排自己的闲暇时光。单一性别的居住模式因此为女性提供了更安全自由的生活环境。

 

▲综艺《梦想改造家》中居住在云南丽江的五姐妹。

在《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一书中，作者曾指出「由于婚姻的不确定性，友谊可能会继续提供妇女曾经在家庭中发现的支持形式。我们可以期望看到更多的单身女性作为室友一起生活，以及更多的老年妇女共享住所」。姐妹情（sisterhood）一词，概括出女性情谊的内涵所在，这意味着：所有女孩和妇女，即无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女孩和妇女，也应以兄弟姐妹般的亲情和忠诚对待彼此。

面对父权制的共同压迫，姐妹情成为一种牢固的纽带，连接着每一个女性个体。女性共居也在此意义上表现出充满温情的作用：姐妹们在生活上互助，相互陪伴依靠，提供情感支持，成为彼此无血缘关系的家人。

非洲、中东女性村庄与分离主义理念公社

除了上述提及的东亚三国外，其它非西方世界的女性们也积极地想象并实践女性共居。如在非洲和中东的一些地区，女性建立起全女性的村庄，庇护无家可归的妇女儿童，使她们免受性暴力和割礼的伤害。

 

这其中最为知名的莫过于20世纪90年代在肯尼亚桑布鲁成立的「团结村」（Umoja Uaso）。作为当地少数受过教育的女性，创始人雷贝卡·罗洛索里（Rebecca Lolosoli）从年幼时便意识到了村庄里女性遭受的种种不公与暴力。她曾因救助受到伤害的妇女遭到殴打，而她的丈夫也拒绝向她伸出援手。怀揣着改善自身生活的渴望，雷贝卡同伙伴们一起寻找了一块土地，创立了一个全女性村庄。

 

团结村的成功激励并启发了更多的女性寻找安全的生活空间，秉持不同生活理念的女性共居村庄开始在肯尼亚涌现，例如同在肯尼亚的Nachami、Supalake和Unity村庄。2016年，叙利亚妇女也创立了一个名为「妇女之地」（Jinwar）的社区，来抵抗因战争加剧的性暴力。

 

▲Jinwar的居民相信女性一定要接受教育并自我赋权，否则就不会获得自由。

 

有趣的是，在20世纪末的西方世界里，实践「女同性恋分离主义」的公社同样被称为「妇女之地」（Womyn’s land）。「女同性恋分离主义」主张妇女在社会和政治上与男性分离，因此这些社区大多数不允许男人居住甚至探访。在这样的全女性社区中，女性同性恋者们通过土地信托基金购买并且管理土地，享受恋爱和生活的自由。然而随着创始人们老去，加之难以招募到新的社区成员，公社后期逐渐衰落。

 

▲1978年Wisconsin Womyn'sLand Co-op的宣传册

 

来自各洲的女性都拥有相似的困境：承受着性暴力的威胁和伤害，缺少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从而只能依附于家庭，难以逃脱性暴力和种种困境。然而一旦认清现状的荒谬与不平等，女性们就产生了出走的勇气和对「妇女之地」的渴望。困境中的女性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建立自己的村庄和公社，追求有尊严而平等的生活。

 

此外，女性共居社区往往可以跨越语言和地区的差异凝结成更大的女性社群。肯尼亚的女性村庄虽然各有自己的管理理念，但却共同反抗性暴力和针对妇女的压迫。因此她们共同组织活动，为桑布鲁地区女性生活奔走，进一步推动女性权益的保护。

 

同样的，在Jinwar (妇女之地), 社区成员们摈弃了武装冲突双方的界限，允许交战的库尔德与阿拉伯人在村庄里共同居住，而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女性公社成员中不仅有白人妇女，也有被认为是前奴隶的黑人女性。这种基于女权主义的共鸣十分具包容性，有时可以跨越种族、信仰、阶级乃至战争的阻碍，将女性凝结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生活。

02.

「妇女之地」还是「无依之地」

 

女性共居脱离了传统的异性恋家庭模式：这里没有夫妻关系和长幼秩序，社群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等，然而这并不意味女性共居社区中就没有冲突与分歧。NHK纪录片的受访者也曾吐露共居生活的摩擦，但是「不能彻底发怒，否则关系就走到尽头」。

 

▲7位决定共同居住的各位在搬进公寓之初，拟定了宗旨书，宗旨书的基本理念是自立与共生，即共同生活又各自独立。

  

解决分歧的方式不一定是忍让，肯尼亚Nachami村民的选择是建立新的社区。Nachami大多数居民都来自Umoja Uaso村落，她们认可村庄绝大多数的管理决定，但却认为社区在管理上并没有做到真正平等：弱者仍在受苦，缺乏表达的自由；资源分配问题不尽如人意。因此部分村民选择离开，重新建立了新的共居社区。在新村庄中，成员可以自由支配个人福利，同时也会自发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议解决社群生活的难题。

 

▲Nachami的乡村会议

 

父权制社会中的问题同样也出现在女性共居社群中。美国的Womyn's land公社固守于成立之初所秉持的信念，坚持以出生时的生理性别为标准招募成员，因对跨性别人士不包容而遭到批评；保守的观念也阻碍了公社的存续和发展。也有更多人意识到将生理男性隔绝于社群之外或许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许多公社也因此作出改变，接纳性别身份和取向多元的人群。

 

除了代际传承和管理分歧问题外，许多现实的考量制约着女性共居社区的运营和发展。在美国的Womyn's land公社中，社群运营和房屋修缮都是不小的开支，需要成员们有稳定的收入；而公社一般选址在开阔偏僻的乡村地区，工作机会十分有限。大部分社群成员只得做体力劳动谋生，或是做画家、手工艺人、食品店员工。部分社群成员因无法适应工人生活而退出。

此外，在老龄化的女性共居社区中，如何提供持续的照护服务，如何让无法自理的老年人融入社区生活也都是难题。仅依靠社群自身力量恐怕无法圆满地解决上述问题，共居社区的发展和维系也依赖于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和法律条约的完善。

在各地的「女性共居」社群中，我们都观察到了宝贵的姐妹情谊和勇于变革的生活热情。然而「妇女之地」不是幻梦中的「女儿国」，女性共居的实践仍然受制于种种经济、政治、文化理念上的限制。女性共居会只局限为一种边缘化的生活模式吗？还是有可能成为更普遍的居住选择？无论未来如何，我们期待着看到更多女性，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享受独立而自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