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有儒家三圣——孔子、孟子、荀子。近代有新儒家三圣（又称“现代三圣”）——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所谓新儒家，就是指当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大行其道时，一批学者坚信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就是说，“三圣”作为新儒家的代表，在民国那个存亡继绝的特殊历史年代，为我们坚守着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最后底线。他们是传统的捍卫者，更是民族的脊梁。在新儒家三圣之中，熊十力的个性最狂傲，梁漱溟的人生最传奇，相比之下，马一浮的名声最不显。但是，不显不代表不重要，相反的，真实历史中的马一浮在学界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蒋、周、毛三位政界翘楚均待之以帝师之礼，如此待遇，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也绝对是首屈一指的。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 马一浮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显贵之家，父亲马廷培时任四川仁寿县知县，母亲何定珠则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精通诗文，颇有文采。马一浮自幼由母亲何定珠教导，有过目成诵之能，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九岁那年，父亲马廷培为他聘来会稽举人郑垓为师。郑垓，字墨田，博览史书，善文能诗，书画双绝，尤其精通《易经》与医学，是当地家喻户晓的一代名儒。马廷培不惜重金为儿子请来如此名师，可见对马一浮教育的重视程度。但是，仅仅三年以后，郑垓就主动辞去了教职，原因竟然是面对刚刚12岁的马一浮，他自愧不如，深感难以胜任。难道是这位老师过于谦虚？或是有其他难言之隐？故意以此为借口辞职？非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5岁的马一浮与昔日恩师郑垓同赴县考，结果，马一浮一举夺魁，名列榜首，而郑垓则是第23名，虽然成绩也算不错，但比起自己的学生马一浮，确实有一定差距，可见前言非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马一浮实力碾压的，不只有郑垓一人，还有大名鼎鼎的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他们参加的是同一地、同一年的县考，当时，周作人是第34名，而周树人是第37名。后来，三人又一起参加了出国留学考试，第一名仍是马一浮。若不是赶上了废除科举制度，以马一浮的实力，拿个状元或许也不在话下。此外，马一浮还是个语言天才，未满20岁时便已精通四门外语。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要送一批珍贵文物去英国参加万国博览会，马一浮被聘为中国馆外文秘书，期间大量阅读西方经典，不仅把《堂吉诃德》翻译成了中文，取名曰《稽先生传》，而且他还是把原版《资本论》带回中国的第一人。我们现在看到的马一浮照片，大多都是长须形象。这背后也有一段小故事堪当一讲。话说，马一浮因为身材矮小，加上当时的他也确实比较年轻，所以被外国人以“boy”（男孩）呼之。马一浮深感刺痛，遂愤而蓄须。不曾想，马一浮此举竟成了时尚风向标，被国内青年纷纷效仿，成为一时风尚。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始，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止，马一浮先后远赴美国、德国、西班牙、日本等国留学，曾是晚清民国时期最顶级的国际化人才。马一浮后来之所以“西转中”，成为新儒家的代表，是因为他在对西方思想深入研究后发现，西学过于功利，丝毫不关注人的内心，于是毅然中断探求西学之路，穿起中式长袍，转而钻研起国学来。回归国学后，马一浮隐居杭州，闭门苦读，3年时间读完三万六千册的《四库全书》，又经数年钻研，这才由一位洋翻译一跃成为震古烁今的国学大儒。成就之高、学识之渊，无人不为之叹服。戴君仁评曰：“中国历史上大学者，阳明先生之后，当推马一浮。”周恩来总理评曰：“马一浮老先生是当代中国唯一的理学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