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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开心，你们马上就要毕业啦。临别之际，还有几句话，想唠叨于你们，希望你们走向社会后，做到真诚、专业、热爱，以及批判——这几点，仿佛一个社会学人的“标配”。第一点是真诚。还记得米尔斯的名言，“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变得愤世嫉俗或玩世不恭或许很容易，但历经千帆，还能够真诚地面对生活和自己，则是一项了不得的日常成就。工作的压力也许会很快让你忙碌得无暇他顾，精力的剥夺可能很快让你恹恹地疲惫不堪，这时候谈“真诚”，是不是奢侈而不切实？说实话，我也没有好的答案。但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在社会、结构的另一端，是行动、是策略，是珊瑚虫样的“弱者的武器”。从小镇做题家、阶层固化和分配不平等下的因应看起来总是那么消极和不靠谱。但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听到你们的分享，由你们来说出：这碗饭要吃，而且我要吃得漂亮！第二点是专业。孔子说“君子不器”，但是今天倒希望你们能够先“器”一点。这个“器”，就是职业化。你们都学过职业的地位，是根据它对社会的重要性、不可替代性与付出、投入程度这三个维度所决定的。做到了对社会重要、不可替代程度高且前期付出多，这个职业自然就具有高社会地位。而职业地位不仅意味着你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意味着职业具有了值得尊敬的专业性。文凭社会意味着文凭的贬值，但职业社会则意味着专业的被认可，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职业合法性由规范和技术两方面建构，只有“道”“术”合和，才算是获得了完整的职业地位。希望大家对待职业都能存一分敬畏之心与感激之情，把职业变成专业，把泥饭碗变成金汤匙，不负我心。第三点是热爱。伤害自己或是他人的新闻时有耳闻，与其批评他们说为什么不热爱生命，不如像阿伦特那样，坐下来，想一想。戈夫曼发现对受污名者来说，有全民之地、禁地和后院之分，互联网的发达让全民之地的范围大大扩展，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被审视的对象；而当一个人的生活处处都是压抑着他的禁地，或许就会“爆炸”。有句说滥了的话讲，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它。其实用建构主义或者叙事疗法的观点来看，哪有什么生活的本质呢？还不是“如梦幻泡影”，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话虽如此，还是诚恳地希望大家不要丢失掉对生活生命的热爱，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这是源头活水。大家经历了一重又一重的社会化，嵌入在大大小小的社会群体中，有什么说出来，一起解决，焉知“死胡同”不是自己的“错误”建构呢？第四点是批判。这个词大家不陌生吧，甚至还为此难免陷入唯社会论的调调。批判意味着冷峻和硬度，当我们惊叹于单向度的人、消费社会、男性统治、规训权力等极富穿透力的概念时，一定真切地体会到了批判的勇气与魅力。说实话，我觉得批判不一定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特别是物质上的优渥，但批判至少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真。看到厌女症的作祟、看到分层的作用、看到霸权的力量、看到现代化下的欲望、看到多重话语的交叠……收获的不仅是智识上的有趣，还有生活中的睿智。所以同学们，多一点批判性的思维吧。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的和有机的两类，前者类似教士，无所不包，后者则是今天知识分子的常态，他们属于特定的阶层，拥有特殊的利益。同学们，你们觉得教师，特别是高校教师，算有机的知识分子吗？如果算，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震人三观的事件，如果不算，那就不会是新闻了。在我看来教师肯定是有机的，但与知识分子则不搭嘎。首先，因为劳动分工的趋势下，教师只是一种职业，知识分子才包含一份情怀。其二，社会学讲职业地位由三方面因素决定：对社会的重要性，不可替代性，投入程度。这里面没有提到道德之于教师职业的影响。第三，职业社会学讲职业有双重约束：规范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前者是身正为范，后者是学高为师。但是数不尽的项目啊课题啊，表明对教师之技术/能力的重视远大于规范/道德背后的知识分子。同学们，谈这些不是要和大家坐而论道，我自己也深知谋食之前去谋道的艰辛。而是想说，既然教师不等于知识分子，那么在你们未来的职业实践中，倒可以多去践履知识分子的气度：不“器”、宽厚、批判、真诚、合法……也就是公共社会学的主张，用所学介入社会，而不是扔掉草鞋换上皮鞋、离开田野躲在书斋。同学们，还记得读《社会学：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时内心的澎湃么？老一辈社会学家就是在乡野田间，种下了社会学本土化的种子。同学们，在理性化进程中，大学的作用也经受着反思与批判。今天，大学被认为实用性或者说功利性突出，培养智识、成熟品质的功能不断式微，甚至大学的重要仅仅在于发放文凭，而文凭的意义不过是接受培训甚至缴纳学费的一纸证明。学校就是一块异托邦，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飞地，特别是在为人处世方面，虽然有学校就是小社会的说法，但我相信大多数情况下，学校的环境还是相对单纯的。所以我很愿意和你们分享我的困惑：了解了工作—家庭冲突，就可以推动家务平等分工了吗？了解了标签论和局外人，就可以不对“他们”另眼相待了吗？了解了再生产成本家庭化的现实，就可以要求公领域承担其责任吗？答案或许令人沮丧。但我们的放弃只能恶化处境，既如此，就不如从我能做到的——负责任开始：鲍曼区分了“向……负责”（responsibility to）与“为……负责”（responsibility for）。“向……负责”是对规则、规则的制定者和规则的守护者负责。“为……负责”是对他者的健康和尊严负责。负责任并不意味着遵守规则，它常常要求个人蔑视法规或以法规不允许的方式行事。在鲍曼那里，真正的道德应当采取“为……负责”的模式。首先，这里的负责任是从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意义上说的，所以才有蔑视法规的可能。其次，为谁负责和个体化的为自己而活并不矛盾，因为个体化本就是利己与利他的平衡。在焦虑的裹挟中，在内卷的压力下，我相信大家会生发出一些“弱者的武器”作为策略，却也在担心大家会不会有一天对这个管控、规训、修剪我们的体制发出疑惑与抗议，虽然选择站在高墙的另一边——鸡蛋那面，但是鸡蛋除了“返生”，只能有（被）打碎的结局了么？鸡蛋的反抗在道德上很“漂亮”，但是它的牺牲究竟能够带来什么呢？一声响？一片碎？至少至少至少，那些消失了的名字、那些震撼过我们的事情，让它们在我们的记忆和交谈中多停留一会儿吧。同学们，毕竟冷眼和热肠的共存，是一桩比世俗与城府有意义得多的事情吧。同学们，在今天，我们几乎随时可以听到关于人生意义的探讨。王小章老师曾说过，俄国⽂学家普利汉诺夫指出，当⼀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底层的头脑都提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时，表明社会结构已经发⽣重⼤的转变，各社会阶层都先后脱离原有的⽣活轨道，置⾝于⼀个陌⽣的社会环境之内，故⽽发⽣“⼈为什么活着”或“⽣活意义在哪⾥”这⼀令⼈焦虑的永⽆终极答案的⼤问题。这里的结构转型可以更确切地用“个体化”或者“独异化”来概括。个体化意味着个体成为制度和组织等的单位，人们同时形成制度化的个体主义和主观的个体主义，被迫的“为自己而活”更准确地来说，是一种利他主义的个人主义。独异化意味着独一无二成为社会主轴，人们在经济和技术等方面追求独特性，热衷于在他人面前展示自己，特别是高度重视情感上的唤起。如果说结构变迁是人们思考生活的外部原因，那么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人生活在世界上，却要反抗这世界”，是引起发现自我或自我存在的动因。要反对自己依赖的，想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然而这又仿佛是人的宿命，因为在结构—行动、社会—个人这样的二元论中，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永远留有缝隙，这是生命的韧性，也是生活的策略。就拿最近流行的“鸡娃”来说，前几天看到句话说，人有三个由易到难的坎：承认父母是普通人，承认自己是普通人，承认孩子是普通人。最后一个阶段，做得到的比如苏轼、鲁迅，做不到的比如太子立立废废的康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但不会接受既定的阶层位置，不好的想变好，好的想更好，于是就要通过教育等手段来“反抗”寄存的秩序，但是兜兜转转，我们最终（应该）收获的，是与自己的和解，是对生命的认同。社会学能够符合⼈望的地⽅：它不想在变幻⽆常、⼀会⼉让⼈激动⼀会⼉让⼈沮丧的媒体辩论中发明⼀个⼜⼀个新词，⽽是⽤⻓远的眼光分析社会数⼗年（甚⾄数百年）发展的结构和进程。这是这门学科在智识上的魅力，再与韦伯所言的学术生活是一场赌博，对照来看，还真让人感慨。谢谢大家。最后祝大家，前路一帆风顺，马到成功，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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