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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文风一项以直白、批判出名，在他的笔下，不论是愚昧的旧社会百姓，还是先进的革命党人，亦或是残暴的军阀都被刻画的鲜明独立。而笔者认为最能体现，社会落后以及思想愚昧的作品之一就是《药》。  《药》中的主角有两位，一个是明线，茶馆掌柜老栓给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透露的是中国底层人们的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另一条则是暗线，以革命者夏瑜被军阀逮捕杀害为线索。而故事中的“人血馒头”在民国时期确实存在，并非是鲁迅先生虚构的，甚至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还有更血腥残暴的“人体药引”。 在中世纪的欧洲，其文化和生活都贯穿着愚昧和黑暗，当时的医生与屠夫无异，在他们的文化中，人的身体哪里出了问题那就是哪里“坏掉了”，直接切除。如果需要根治，则必须服用另一个人相同的部位。“人体就是最好的药引”这一句俗语一直在欧洲中世纪流传。  传说中的“血之伯爵夫人”伊丽莎白·巴托里以杀害年轻少年，取其血液为食，目的就是保持青春永驻。而在西方学者梅布尔的《死囚与民间医学》中就记载了：“丹麦的癫痫患者无不围绕在断头台旁，就像等待用食的乌鸦，期待着从颤抖着的身体上留下了鲜红血液。”在当时的人们认为，死者的血液是治疗癫痫的最好药物，这和鲁迅在《药》中的血馒头有什么差别？ 众所周知，在欧洲历史上宗教一直都是无法抹灭的重要因素，在科学的光明照耀黑暗的欧洲大陆前，所有事物的解释权都在宗教手中。他们宣扬刚刚去世的尸体尚且保存活人的机能，食用之后不但可以治疗疾病、美容养颜，还可以延年益寿。  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无疑是不经之谈，但是在当时却被世人迷信。在1400年的古罗马，斗兽场中的斗士一旦到底，那么他的血液就会受到富豪们的疯抢，中世纪末1480年的“巫女审判”运动，也残害了不少普通少女，只因为她们的血液更加珍贵，从而被定性为“巫女”。 罗马教皇英诺森八世，在他晚年时，患有重病。当时的医生说男童的鲜血可以治疗他的疾病，于是他每过三天就会残杀男童，取其鲜血，最后还是不治而亡。仿佛欧洲的医学不再于如何治病，而在于盘算：人体的哪个部位最有用。  到了16世纪这股风潮越演越烈，甚至欧洲所有的药店里都会有木乃伊研磨成的粉末，不但大受欢迎还供不应求。人类的尸体已经慢慢不足以供给活人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就诞生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事件，1587年的欧洲，经常看到女囚犯还没有死透，任在绞索上挣扎，而下方的群众却等不及，开始主动上前分割“战利品”，整个场面充斥着血腥和残忍。  “物极必反”，在事物出现极端时，自然会以相反的姿态显露，愚昧到了极点就会诞生科学。1908的德国，是有记载的最后一次“人血馒头”事件。从此之后伴随着现代医学在欧洲萌芽，解剖学也随之诞生，人体不再被当成“药引”，“人血馒头”也将变为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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