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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拴原创】重读《青春之歌》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湖南湘阴县人，出生于北京。1928年考入北平温泉女中学习，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作品。1931年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先后当过小学老师、家庭教师和书店职员。1934 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抗战爆发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做妇女、宣传工作。1943年担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等报纸的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务。1958年，杨沫代表作《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杨沫还创作了《东方欲晓》（后重写为《芳菲之歌》《英华之歌》） 等长篇小说，以及中篇小说《苇塘纪事》，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等。 《青春之歌》通过女主人公林道静从一个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造和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小说着力叙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经历一个“ 再锻炼、再教育和再改造”的过程，通过不断地向无产阶级学习，逐步克服自身的阶级属性所带来的弱点，才有可能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小说以爱国青年为先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为重点描写的事件，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所经历的生活道路和他们的思想风貌。他们中间有忠于党的事业、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优秀的知识分子代表卢嘉川、林红、江华；有苦闷彷徨而又执著追求最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知识青年王晓燕、许宁等；有追求个人名利走整理国故道路的“老夫子”余永泽；也有走向时代反面的甘于沉沦的知识分子如叛变投敌的戴愉、贪图物质享受而堕落自灭的白莉萍等。这些成功的艺术形象丰富并深化了主题，给人以激励以警策。 在从北平开出朝向海边驶去的列车上，独坐着一个素净、沉郁的少女，她的行李中除了一些乐器别无他物，人们都注视着这个奇异的学生模样的女子。林道静在北戴河车站下车，投奔她在附近村庄中教书的亲戚，然而，他们早些时候就离开了。道静无处可去，被这里的校长暂时留了下来。 道静的这次出行，实际上是离家出走。她生于北平一个大户人家，父亲以教育为名，罗致了不少的声名和家财。她为庶出，自己的生母是佃户的女儿，被霸占来做姨太太，生下孩子后被逐出门，含怨死去。道静自幼失怙，历尽冷暖，中学毕业前家中逼迫她嫁给有财有势的胡局长，道静不肯从，于是连夜出走。 偶然的情形下，道静得知挽留自己的校长私心里别有所图，她又羞又怒，心灰意冷，在雨夜里奔向大海……恍惚中道静看到一张热切的、焦灼的面孔，是这个青年把她从险地中救了回来。余永泽出现在道静的生活中，他的关爱与抚慰，他的良好的文学素养，使道静心里产生了绝处逢生的欣幸和喜悦。余永泽也爱慕着这个纯洁的少女，他把道静安置在小学做教员，依依不舍地和她暂别，回到北大念书。 “九·一八”事变后，清寂的乡村从沉睡中惊醒，道静也对国家危亡的大事忧心如焚。她遇上了有爱国激情的北大学生卢嘉川，在他身上有余永泽所没有的勇毅精神，很快地，卢嘉川投身到抗日示威的学生运动中南下而去。 道静回到北平，生活四处碰壁。迷惘中她应允了余永泽的恳求，和他住到了一起。渐渐地，道静的生活给琐细的家务缠绕起来，她无暇读书，她感到沉闷、窒息，更使她痛苦的是，余永泽原来是个自私、平庸、只注重琐碎生活的人，道静又有些绝望了。 在同一寓所的白莉萍房间里，道静结识了一群热情洋溢的、以国家民族为已任的青年学生，这其中就有她以前见过的卢嘉川。与他们的交往中，道静复活了她的青春，她明白了很多现实的事情，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卢嘉川鼓励这个有正义感的女子走出狭小的个人生活，融入到广阔的社会斗争中，道静开始逐渐向往革命。这时余永泽与道静的分歧越来越大，他阻拦道静参加有政治色彩的集会，同时不满于道静和卢嘉川的来往，更在危急的时候拒绝救助被宪兵围捕的卢嘉川，使他落到了敌人的手上。道静终于和过去的生活决裂了。 卢嘉川牺牲了，道静在怀念中接过他未竟的事业，开始秘密地散发和张贴传单。她的斗争经验还不够，加上党内叛徒戴愉的告密，道静很快就被捕了，原先那个要娶她的党部特务胡梦安趁势而入，威胁道静嫁给自己。在朋友的安排下，道静逃脱了监视，潜入定县开展工作。不久，道静接触到组织上派来发动农民斗争的江华，江华引导道静把革命的理想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深入乡村，组织起人民的力量。道静对这个学识丰富又有实践经验的共产党员充满敬慕。这时戴愉的出现再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江华和道静先后被迫撤回北平。 道静又一次地被捕，狱中她承受着酷刑，在共产党员林红的激励下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当她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真正地成长起来之后，道静终于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她和江华一起，和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一起，汇入到革命和集体的洪流中。 《青春之歌》小说抓住“爱情”这一人类千古不变的主题，采用中国文学作品中“才子佳人”和“英雄美人”两种古老模式演绎了林道静和三个男人不同寻常的爱情故事。林道静同余永泽的爱情，是典型的才子配佳人，“小姐落难，公子相救”，具有强烈的罗曼蒂克色彩。卢嘉川坚毅勇敢、英俊潇洒、谈吐不凡，集革命和才气于一身，他的出现打破了林道静爱情天平的平衡。他是革命英雄，她爱屋及乌也投身革命。相对于思想落后，立志靠读书谋个好职业、过上安稳富足生活的余永泽，以国家民族安危为已任的卢嘉川愈发显得神采飞题、形象高大。他同林道静完成了“英雄美人”的结合。卢嘉川被捕牺牲后，“英雄”的角色由江华来续演。江华更加成熟稳重，他不可遏制地爱着林道静，她也没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爱。如果说林道静与卢嘉川的爱情是精神的结合，那么她与江华之间的爱情则更多地建立在革命和生活中相互扶持的基础之上。《青春之歌》不是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作者为美好的爱情披上了革命的面纱，将真切感人的爱情置于革命斗争的宏大背景之下，以女性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细腻向读者展示了主人公的爱情生活。 对于当前的70后、80后、90后来说，我们熟悉的是“小时代”的氛围，是消费主义与娱乐至上，我们熟悉的是“个人奋斗”的故事，是个人意义上的挫折、痛苦与幸福。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是否能够想象另外一种青春，另外一种青年？对于他们来说，“富二代”的处境带给他们的不是满足与炫耀，而是精神上的束缚和痛苦，他们追求的是理想与正义，是改变不公正的社会秩序，是将个人生命融入到一个伟大事业之中去。在婚恋问题上，他们所向往的不是嫁入豪门，去过富足的生活，也不是门当户对，在同一个阶层中彼此联姻，他们追求的是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超越于物质条件之上的精神愉悦，是在共同奋斗中凝结而成的深厚情感。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青春与爱情似乎已经有些陌生和遥远，需要我们重新思考。 在这里，恰恰隐藏着现代中国转变的秘密，正是高老太爷和林父所代表的传统中国秩序无法维系，在内忧外患的空前危机中，才诞生了新一代中国青年，正是因为有林道静等一代代青年的奋斗、牺牲，中国才能避免被瓜分或灭亡的命运，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青年不仅承担起了时代的使命，而且改变了自身，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青年。 在历史的视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青年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才诞生的。在那之前，中国虽然有生理年龄意义上的青年，但并没有文化或政治意义上的青年，那些青年被束缚于“长幼有序”的传统伦理秩序中，并没有成为改变中国与世界的力量，而在“五四运动”之后，经受过新思想、新道德、新知识洗礼的中国青年，焕发出了前所有未有的能量，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将一个气息奄奄的老大帝国转变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中国。1950年，36岁的杨沫频繁因病休养，在病痛与孤寂中，抗战时期的记忆经常浮现在她的脑海。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时回忆过去，回忆那些牺牲的战友、老百姓；也回忆我自己年轻时（包括小时候）的生活、经历，这些生活万花筒似的时常在我眼前晃动、缭绕，我恨不得一下子把它们从心上移到纸上。” “假如有一天，有一本渗透着自己的心灵，打着个人生活、斗争的烙印，也荡漾着青春的火焰的书出现在世上，我想，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幸福的人！” 杨沫设想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这就是《青春之歌》创作的缘起。 在当时的年轻革命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中，杨沫的经历是有代表性的。 1931年，杨沫为抗婚离家出走，走上社会，当过小学教员、书店店员。1936年，杨沫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她在冀中一带参加抗日战争，之后参加解放战争，先后担任过县妇救会主任、抗联会宣传部长、报社编辑等。 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地区，干部伤亡率非常高，许多与杨沫有着深厚友谊的战友，三两天前还在一起工作、谈笑，忽然就牺牲了，牺牲时往往二十来岁。 杨沫曾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回忆他们：《黎明报》刻字员马敦来，圆圆的脸总含着温和的笑；区委书记吕烽，常在夜间与杨沫一起穿行于敌人的心脏，找到群众开展工作；敌工科科长李守正，喜欢文学，与杨沫碰面总有说不完的话；区长王泰，子弹打光后牺牲在熊熊烈火中，就在牺牲前两三天，还送给杨沫一只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精致的小怀表…… 烈士们为国家和民族舍生取义的精神，使杨沫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渴望把烈士们的丰碑搬到广大群众面前，“这思想像命令似的在我心里轰响着”。 1951年8月，杨沫明确了以女主人公的成长来建构长篇小说的想法，这就是《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林道静。 作品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塑造了林道静这一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形象，将林道静的人生经历融入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宏大叙事。 林道静从个人反抗融入集体斗争、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软弱变为坚强的成长过程，呈现的正是杨沫以及与她有过共同经历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杨沫形成了革命工作至上的观念，并以此确立自我的价值和意义，她渴望在奉献社会的过程中获得自由，拥有波澜壮阔的人生。 为参加抗战，杨沫先后把还在吃奶的女儿、刚出生的儿子寄养出去，“我跳出了感情的牢笼，走出了狭窄的家庭，投身到一个伟大的集体中来了！我知道等待我的是危险甚至死亡，也许我将永不能见到我的女儿，比起一个革命青年对于革命事业的向往，那算得了什么呢？” 而作品中，林道静所遇到的各个人物，她最初的恋人余永泽、引领她走上革命道路的“精神导师”卢嘉川、她最终的革命伴侣江华、温柔而坚定的女共产党人林红等，都有着杨沫人生各个阶段的影子。 1951年9月，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杨沫开始动笔写作，小说初名为《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最终在出版时定名为《青春之歌》。 经过六七次重写、修改，小说初稿终于在1955年4月底全部完成。 茅盾的这篇评论文章是他阅读了《青春之歌》之后，又经过认真思考后落笔的。但是他自己的观点非常鲜明，针对性也非常强，为《青春之歌》定音，尽管是一家之言，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语境里，作为共和国文化部长，是很少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从现有的史料来看，1959年茅盾两次阅读杨沫的《青春之歌》经历，第一次是在1、2月之间，读过之后，写了这篇发表在《中国青年》上的评论；第二次是在12月，读过之后随手写了一些札记，这些札记在茅盾生前没有发表，直到1984年才公开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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