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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余梦楼 ◆ ◆ ◆ 【作者简介】
唐代诗人元结在黄石 文|李全修 元结（719-772），字次山，河南鲁山人。与杜甫（712-770）同时，是从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重要诗人和散文作家。 元结主张诗歌应继承现实主义的风雅传统，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发挥讽喻世风、裨补时政的功能，反对“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之风。其诗歌创作积极贯彻规讽的主张，“尽欢怨之声音，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元结被授道州刺史。上任后，作《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二诗，即其诗歌主张的实践。杜甫读到此二诗后，特作《同元使君舂陵行》以致意： 对元结诗品、人品、官品都备极推崇。元结的诗歌主张与创作实践，实为中唐元白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元结散文的主要内容是对黑暗政治和浇漓世风的深刻揭露和猛烈抨击，愤世嫉邪，“危苦激切”。在骈文盛行之时，元结独作古文，实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欧阳修《唐元次山跋》云：“次山当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其笔力雄健，意气超拔，不减韩(愈)之徒也，可谓特立之士哉！”章学诚《元次山集书后》更明确地说：“人谓六朝绮靡，昌黎（韩愈）始回八代之衰，不知五十年前，早有河南元氏为古学于举世不为之日也。”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安史之乱爆发。十二月十二日，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不久，潼关失陷，西京长安岌岌可危。六月十三日凌晨。唐玄宗仓皇逃出长安，由陕入蜀。此时，叛军已控制河北大部分郡县，河南部分郡县也望风归降。元结即召集邻里二百余家南奔襄阳，然后奉父母避难于猗玗洞。 猗玗洞又叫飞云洞。同治版《大冶县志·山川志·洞》云：“飞云洞，在县西九十里回山之上，唐元结避兵于此，号猗玗子，故亦称猗玗洞。洞有三：上出云，中出风，下出水。嵌岩面江，幽窅幻怪。绝顶异泉流注，飞瀑百丈，下复穹然。三石岩奇怪尤绝，每洞云一缕如絮，土人以为雨征。”作为难民，元结在这里生活了两年。 隐遁猗玗洞期间，元结写了不少诗文，所作《猗玗子》今已不存，所存者有诗歌《石宫四咏》，散文《为董江夏自陈表》、《虎蛇颂并序》、《异泉铭并序》、《管仲论》等四篇。 《石宫四咏》咏赞猗玗洞四季景色：
当时，元结因战乱而背井离乡，流落此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在诗中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悲戚哀怨。在他眼中，猗玗洞春天有白云苍苔，夏天有寒水高林，秋天有清气山谷，冬天有暖日温泉，景色四季宜人。他则以雅士、野客、幽人、逸者自命，徜徉于其间。他写于安史之乱中的一些反映自己耕钓生活的诗篇也都如此。这虽然不是他诗歌创作的主流，却也反映了他思想的一个侧面。这组诗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山水自然的热爱和情趣的高雅，从反面反映了现实的黑暗和不安定，间接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他“君子固穷”、“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精神。 对现实的反映则体现在他的四篇散文上。 《代董江夏自陈表》是代江夏郡太守董某草拟的向肃宗陈情的表。安史之乱中，董某曾受永王李璘之命，任为江夏郡太守。肃宗继位，怀疑永王心怀不轨，终于杀之。表中说： 这些虽是以董某的名义写出，反映的却是元结的思想，反映了元结对于永王李璘反叛事件的独立看法，表现了不曲意阿上的品格。 《虎蛇颂并序》立意在刺时： 序言说，猗玗洞及其林，原为王虎之宫、均蛇之林，猗玗子逃难至此，夺其洞，侵其林，王虎与均蛇去而不归，表现了古之君子、贤士的“借顺惠让”的精神，因此大受感动，特为作颂。 在《虎颂》中，元结将王虎比为周代太王古公亶父。《史记·周本纪》载：“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即周文王姬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这是古代极为著名的“让国”的事例，孔子曾赞叹说：“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按：太伯三以天下让，“惠让”者为太伯，而非太王，原文“太王”恐为“太伯”之误。） 在《蛇颂》中，元结把均蛇列为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札之俦。《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王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眛，次曰季札。季扎贤，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辞谢。吴人固欲立之，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封季札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后又封州来，称延州来季子。诸樊卒，遗命授弟余祭，欲依次传国到季札而止。诸樊死，其兄余祭立。余祭死，夷昧立。夷昧死，将授国季札，季札让，逃去。季札是又一个“让国”的典型。 左思《吴都赋》曰：“有吴之开国也，造自太伯，宣于延陵。……由克让以立风俗……。”这是在歌颂春秋吴国出现过两次用逃匿来让国的事例，并因之形成了吴国“克让”的风俗。元结《虎狼颂并序》则是以太伯、延陵二位“克让”的古贤来和略无“惠让”、“顺让”之风的今世时人相对照，贬斥今世今时之人实虎蛇之不如。这应该是在借题发挥，是有感而发的寓言式假托之言。虎、蛇本凶暴，却说时人“借顺惠让”之心反不如虎、蛇，其愤世之情，激切之言，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联系《代董江夏自陈表》，此颂特地举出太伯与季札“让国”的史上典型，其深刻用心盖在微讽肃宗与永王为了皇位而兄弟相残的现实。 《异泉铭并序》也是就地取材，借题发挥，把异泉人格化，托物言志： 异者，不同寻常也。泉之异有三：一是出现在阴阳旱雨颠倒不时之年；二是坚韧有力，以至柔破至坚，坼石而出；三是当其处于不可下的情势时，能以至下处至高。这实际是一种隐喻，阴阳旱雨不时隐喻安史之乱，坼石而出隐喻兼济天下的志向，以至下处至高隐喻“贱士不忘尽臣之分”（元结《二风诗序》），一旦用世则当仁不让。这正是元结的夫子自道。儒家的精神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以铭文的结尾又说：“君子之德，显与晦殊。”当时元结正处于“穷”时，写作此铭是在警惕自己毋忘“兼济”之志。此后，元结用世则建立奇功，废退则以耕钓自娱、著书立说，其经历正印证了他的这种“兼济”与“独善”并行的立身处世的哲学。 《管仲论》则是借古讽今。文章开始说明作论之由：
当时众人认为，收拾安史之乱残局，须有管仲之类的大臣辅佐人主。对此元结独持异议。他认为管仲虽使齐霸，却削弱了周天子，实际不明帝王之道、兴国之礼。这是元结总结安史之乱的教训而得出的认识：乱后的当务之急在于削弱军阀割据势力，巩固和加强君权。 文章的要害是两段文字，一段是假托天子对诸侯的的誓词：
这段话是讲为君之道。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昏荒淫虐，不纳谏诤，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这既是对唐玄宗失去君道遭致安史之乱的隐讽，也是从反面说明如何为君。二是如果君王无道，“尔诸侯当理尔军卒，修尔矛戟，约尔列国，罪予凶恶，嗣立明辟”，可以讨伐、废黜。这是十分大胆的议论，目的是希望君主能够自觉地以君道约束自己，“终日乾乾，夕惕若厉”。 另一段是假托诸侯的盟词： 这段话是讲为臣之道。臣子的职责是“力扶王室”；如果君主昏惑虐乱，则先进行规讽谏诤，不听，则进行兵谏，必使“如天子昔誓，如诸侯昔盟”而后已。 《管仲论》说明元结关注现实，体现了以危苦激切之言抒愤世忧国之情的风格，也说明元结不仅是一位著名文人，也是一位极具眼光的政治家。 自唐以后，猗玗洞就成为文化胜迹，成为历代诗人吟咏的对象；元结写于猗玗洞的诗文所表现的思想品格和艺术魅力也为历代人所欣赏，成为当今黄石市的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唐代，不少文人之间的交谊成为文坛佳话，如李杜、王孟、元白、刘柳等。元结与颜真卿的友谊也是史上美谈。颜真卿既是著名的书家，又是刚直耿介、大义凛然的忠臣。在安史之乱中，元、颜二人都为平叛建立过赫赫功绩。二人志趣相投，惺惺相惜，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这种友谊体现在他们的几次合作上。其中最早的一次合作就发生在猗玗洞。元结在居留猗玗洞期间，写有《异泉铭并序》，元结很看重自己这一作品，特请大书法家颜真卿为之书写刻碑，颜真卿慨然应允。《异泉铭》之碑，元文、颜字，可谓双绝。此碑至明尚存，可惜被毁于嘉靖年间。同治版《大冶县志·山川志·古迹》记载：“元结书堂，在回山上，有《异泉铭》。铭为颜鲁公书。明嘉靖中，王世贞为邦伯，檄武昌令榻（拓）碑，令以车辗（辇）送媚之。其石遂碎。今刻乃蕲水朱期昌摹鲁公书法也。”王世贞是明代后七子首领、诗坛领袖，仰慕元、颜合作之《异泉铭碑》自在情理之中，作为文化巨公，他知道兹事体大，并未要求把这块稀世之碑送到他那里去，只要求送去拓本。可是这位武昌县令竟自作主张，将原碑辇而送之，结果使这一无价之宝破碎！天下从此再无双绝之《异泉铭碑》矣！这位企图媚上以邀宠的县令，真可谓千古罪人！ 大历七年，元结病逝，颜真卿十分悲痛，特为撰写《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表现了二人至死不渝的友谊。
——中华传统节日诗话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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